诗歌·魏源诗《寰海十章》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诗歌·魏源诗《寰海十章》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澥渤攘。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安邦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

其 二

揖寇原期寝寇氛，力翻边案撤边军。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化雪尽悲猿鹤骨，檄潮犹草鳄鱼文。若非鲍老当场日，肯信巾贻仲达群。

其 三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夹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

(据同治刻本《古微堂诗集》)

魏源(1794—1857)，字默深，邵阳(今湖南省邵阳市)人，道光间进士，官至知州，与龚自珍齐名，是19世纪前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作有《古微堂诗集》，约收七百余篇;《清夜斋诗稿》，收九十一篇。两书中有些作品互见，但文字略有出入。这些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讽谕诗、咏怀诗、山水诗。三类各有所长。《寰海十章》是其政治讽谕诗中的代表作。

《寰海十章》作于清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1840—1841)。十章均写发生在沿海地区的鸦片战争，首章首句云：“寰海蚨飞尚未知”，故名《寰海十章》。“寰海”，海内。1842年，作者又写《寰海后》十首，与《古微堂诗稿》一并题为《史感》。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云：“默深俯仰世变，深抱隐忧，著有《寓公小草》。”《寓公小草》即《寰海》。同一时期，作者写了《英吉林小记》、《金陵怀古八首》、《江口晤林少穆(则徐)制府二首》等诗，并应林则徐之嘱，开始写作《海国图志》。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一云：“默深太守《金陵怀古》八首，隐括史事，感慨苍凉，视厉樊榭作尤觉雄伟。”《寰海十章》也是“隐括史事，感慨苍凉”之作。

此处所选三首，第一首原列第四。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清廷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议抚”。琦善至粤，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遣散水勇，拆除海防，并擅自议订《穿鼻条约》，允许割地赔款。这首诗即针对朝廷这种昏暗状况而作。“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讽刺朝廷那些奸佞小人。中宵奏秘，可见他们形同鬼蜮，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执言;亦可见他们慑于敌威、迫不及待地推行投降主义的惶遽之状。作者认为，他们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佞小人、乱臣贼子荣夷公、虢石父、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一样，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荣”，就是荣夷公。《国语·周语》：“(周)厉王说(亦即“悦”)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 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虢”，虢石父。《史记·周本纪》：“(周)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汪”，汪伯彦，“黄”，黄潜善，宋朝两个著名的奸臣。宋高宗时，汪、黄位居中枢，力主南幸，排挤主战派李纲、宗泽，每见宗泽奏章，即笑以为狂。陆游诗云：“公卿有党排宗泽”，即指汪、黄等人。内侍邵成章曾上疏言汪、黄二人必误国。中丞张澂上疏论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尘，天下怨怼，乞加罪斥。后二人被免职。“不成”，表示推测反诘语气，犹言“难道”。这是一个设问句，下句“不成”回答上句之“谁”。全句意谓： 是谁中宵奏秘，排斥林则徐、邓廷桢?难道不是荣、虢、汪、黄那样的人吗! 可见诗人怀着多么强烈的愤怒。他直斥朝廷重臣穆彰阿、琦善等人为荣、虢、汪、黄，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和极大的政治勇气，也表现出他对当时朝政类似西周厉王、幽王和南宋高宗时代的腐败而深忧。诗中含意是非常丰富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澥渤攘。”“狐鼠”，城狐社鼠，城墙上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因为人们掘狐恐坏城垣，击鼠恐毁社庙，藏身城社的狐鼠遂倚势作恶，肆无忌惮。“神丛”，神祠的丛树，喻朝廷。“鲸鲵”，大鱼，此处指英国侵略者。“澥渤”，即渤澥。《初学记》六《海》：“按东海之别有渤澥，又通谓指沧海。”此处泛指海。全句意谓： 已听说朝廷重用权奸，如使社鼠城狐之辈托身神祠之丛树，在这种情况下，驱逐强大的海外侵略者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鸦片战争中，由于道光皇帝主意不定，时战时和，林则徐、邓廷桢等，刚被重用，即遭撤办。嗣后，道光才要主和，又下诏宣战，如同在同一个锅子里放置冰和热水，十分可笑。结语“安邦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绛”，指汉初功臣绛侯周勃;“灌”，指汉初名将颍阴侯灌婴。《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病危时说：“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后世遂以“安刘”为维护王朝大局的典故。魏源在这首诗的结尾处说：“安刘”是“诸刘”之事，绛、灌何能参与辅佐边防事务。这是说反话。他以绛、灌比林、邓，以无能的“诸刘”比朝中满族亲贵，极其尖刻地讽刺了满族最高统治阶层。

第二首原列第五。这首诗直斥琦善等人，并予以无情的嘲笑和讽刺。“揖寇原期寝寇氛，力翻边案撤边军”。琦善等人一反林则徐坚决抗敌之策，裁减水师，遣散水勇，期望凭借向侵略者投降讨好止息敌人的侵犯。他们像唐朝惧敌卖塞的牛僧孺一样胆怯，像战国时期赵将赵括一样无能。“马服君”，战国时赵将赵奢的封号。“马服”，地名，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北。此处指赵奢之子赵括。赵括不懂军事，只会纸上谈兵，其父赵奢曾言：“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赵括代廉颇为将，与秦战，果然大败身亡。“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都邯郸被围岁余，险些亡国。魏源以赵括比琦善，可谓辛辣之至。“化雪尽悲猿鹤骨，檄潮犹草鳄鱼文。”“化雪”，意谓将士和人民白骨如雪。《艺文类聚》九十《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朝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后世因以猿鹤虫沙指从军战死的将士或因战乱而死的人民。“檄潮”句，是活用韩愈任潮州刺史时写祭鳄鱼文的典故，意谓清廷大吏竟妄想以一纸空文却敌。魏源不仅力主抗战，而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在《寰海十章》第二首中说：“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唯当选节旄。”他坚决反对空谈，认为不重实力，纸上谈兵，必误军误国。两首并读，可有助理解。本首末句以童叟皆能知的司马懿(仲达)的故事，嘲笑琦善之流：“若非鲍老当场日，肯信巾贻仲达群。”“鲍老”，古剧脚色名。意谓琦善取代林则徐，只能落得贻笑贻羞的下场。他们将会像当年遭到诸葛亮羞辱的司马仲达(懿)那样，成为后世人嘲笑的对象。

第三首原列第九，作于1841年。这年正月，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派其侄奕山任靖逆将军，赴广州督师。奕山不听林则徐的战守建议，污蔑抗英人民为“汉奸”。五月二十一日，英军包围广州，奕山战败求和。二十七日，奕山订立《广州和约》，答应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并赔偿英商馆损失三十万元。此时，魏源在浙江，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五月，林则徐又被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六月，魏源在京口晤林则徐，“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十分悲愤。老友相逢，欢愁相并，对榻倾谈，万感交集。这首诗即作于这一时期。诗人忧国忧时，怒火益加盛烈。这首诗的感情、风格、节奏、韵味，和前几首又有所不同。在《寰海十章》中，这是用典较少、较易阅读的一首，也是诗艺较完美的一首。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针对奕山订约事而言。敌人兵临城下，被迫订立屈辱的和约，一向被人视为深耻。城上树立着旌旗，城下订立盟约，有战斗力而屈辱求和，就更加可耻。由于朝廷权贵奉行投降主义方针，抗英的怒潮迅即低落，诗人为之伤感。“阴疑阳战玄黄血，电夹雷攻水火并。”《周易》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因以玄黄指天地。这句承上句“落潮”意，说： 正因为投降派惧敌投降，订立城下之盟，使抗英怒潮作落潮之声，敌人遂有恃无恐，大举进攻，使天地间充满了血腥。“阴”，指英方;“阳”指中方，“战”，指英方主攻之战，非指中方抗争之战。为什么“阴疑于阳”敢于攻战呢? 因为“阴”“嫌于无阳”。英方看到中方阳气不足不敢抵抗，所以才敢于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这句诗意在谴责怕强欺弱的侵略者和奕山等人示弱招辱的投降行径。“电夹雷攻水火并”，写敌人趁抗英怒潮“落潮”之隙进攻猛烈。形成这种局势，罪责在于奕山等投降派造成“无阳”之境。“鼓角岂真天上降”，鼓与角，战鼓号角。“天上降”，《汉书·周勃传》载： 周勃之子周亚夫率兵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既发，至霸上，赵涉建议“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认为这样走可以出其不意，“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这里讽刺奕山。意谓英军就在眼前，并非远道而来，突然降临，出乎意外。奕山等有备而败降，无能之极。“琛珠合向海王倾”，“海王”，《管子·海王》：“海王之国，谨正盐筴。”尹知章注：“海王，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此处指当时掌握了海上霸权横行东方的英国侵略者。奕山订《广州和约》奉送敌人六百万银元乞和。用“琛珠合向海王倾”来形容，用一“合”字、一“倾”字予以刻骨讽刺，表现了作者极大的愤怒和憎恨。接着，用“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结束全诗，写奕山输宝销兵，使海龙王(英国侵略者)宫中宝气万丈，一派光明。这样写，使全诗的讽刺意味更加浓重。

《寰海十章》不仅在魏源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整个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中，也显得很突出。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受儒家诗教的影响，以及一些别的原因，温润和雅之作多，雄奇豪健之作少，缺少西方文学中那种酣畅淋漓地抒发个人强烈爱憎的文学，缺少血与火的文学，愤怒与诅咒的文学，鞭挞与暴露的文学。虽然古典文学中有过一个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其中敢于切近现实、深刻地反映社会根本问题的作品，其数量不是很多。19世纪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这个老旧的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喷射着愤怒的烈火，敢于暴露社会的根本问题，并用各种手段予以有力抨击。这使中国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新的发展。魏源的《寰海十章》等作品，就表现了这种新的特点。林昌彝说得好：“默深所为诗文，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视世之章绘句藻者，相去远矣。”“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近代与顾亭林为近，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射鹰楼诗话》卷二)即以这里所选的三首诗歌而论，它们直斥琦善、奕山等威势煊赫的大人物，读者不难隐约看到斯辈身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并感到作者为整个时代所抱的深忧。这些作品，对于现实的灵敏的反应所包含的思想深度，都非旧时温柔敦厚、委婉其词之作可比。它们表现了新的美学倾向。

以艺术技巧而论，这些作品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作为组诗，这十首诗各有具体内容，又有内在联系。作为律诗，结构之谨严，对仗之工稳，显而易见。如第二首之颔联、颈联：“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化雪尽悲猿鹤骨，檄潮犹草鳄鱼文。”“卖塞”对“登坛”，“牛僧孺”对“马服君”，“化雪”对“檄潮”，“猿鹤骨”对“鳄鱼文”，不难看出作者的巧思。由于这些诗歌所反映的现实内容比较复杂，牵涉到皇帝和权臣、中国和外国、战与和、胜与败，关系国家命运，非言一己哀乐，所使用的又是七律诗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此，作者不得不高度概括，大量用典。有些典故，取材经传，不免显得有些晦涩难懂，但是，对于当时熟悉经史的读者来说，只要稍加疏解，就不难从中领会作者的深刻用意。这些典故大都用得恰到好处，难以更易。只要我们运用读李商隐诗、辛弃疾词的耐心去读，就很容易领会作者运思之妙，得到一种惬心适意的艺术享受。第三首尤其值得注意： 作者满怀愤怒沉痛之情，所写的又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军国大事，但他却使用了许多热闹明快的词语，以略显轻松的调侃语气进行描述，这就增进了这首诗的美学内涵。王夫之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卷一)在艺术作品中，以轻松调侃的语气写悲愤沉痛之事，也有这种“倍增其哀乐”的美学效果。西班牙人说塞万提斯的作品要读上三遍才能品出滋味： 一遍读过令人笑，二遍读过令人想，三遍读过令人哭。(让·诺安《笑的历史》中译本356页)读魏源《寰海十章》令人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