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王羡活鼠，宁及寻常人？
得官何须喜，失职何须忧。
不可将财觅，不可智力求。
倘来可柜藏，任去不可留。
任来还任去，运命何须愁？
如果用一句佛经上的话来概括这首诗的主题，那就是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地位只是暂时寄旅在人身上的东西。死了的国王，对一个活的老鼠都心生羡慕，这哪里比得上一个普通人呢？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乐趣，他们是无须羡慕老鼠的啊。所以，得官时不必高兴，失官了也不必忧愁。不能用财富、智力去谋求它，因为它只是意外的、偶然而来的东西。做官的时候就做官，失职的时候就做一个平常人。官来官去两由之，我们又何必为它发愁？
这首诗的禅味很浓，其中又渗溢着庄子的气息。庄子认为，懂得调养自己心性的人，什么哀乐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心境，因为他知道须应命运的安排，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古代人的得志，并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他感到得到了最大的快乐而已;现在的人的得志，只是高官厚禄。但这官禄并不是性命所固有的，外物偶然而来，只是寄托一时。寄托在身上的东西，来时难以抗拒，去时也无法挽留。所以不必为官位显达而洋洋得意，也不必因穷困而趋炎附势。道德高尚的人对待轩冕与穷约一样乐观，所以无忧无虑。现在，如果这种寄托一时的外来之物一旦失去，就会不快乐。由此观之，今天的人虽因得轩冕而乐，但其志已荒疏(“志轩冕者，志荒于外”《诸子集成·庄子集解》)，这就是为追求外物、患得患失而葬送了自己，由于受时俗的影响而丧失了本性，这就是所谓本末倒置呀！
读了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王梵志这首诗简直是庄子高论的韵语版！ 事实上，庄禅本来就是不分的。这一点近当代的思想家们多已意识到了。铃木大拙的 《禅学讲座》 在谈东西方思想的差异时举出富有禅意的东方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庄子，这是意味深长的。徐复观、李泽厚在其著作中也揭示了庄禅合一。禅家认为，名、地位、财富常会蒙蔽了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我”; 有了得失之心，就有了悲欢喜恶。而禅者应该超越悲欢、喜恶、得失，随缘即是福; 一切相对的好恶、有无、贫富等等，都是分别心。分别的心使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我们的桎梏。心中执有分别心，便不能见到真实。所以，涉及到相对的见解，都应该加以扬弃，片刻也不让它停留心中。把这些对立的观念全打消了，禅境与悟境才会出现。慧能说： “无者，离二相诸尘劳，……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 (《坛经》)。得失、忧喜、尊卑、来去、穷通、贫富、有无等等，即是“二相”，计较 “二相”，必将障蔽本性，故称这种烦恼妄见为 “尘劳”。尘指情尘、尘垢; 劳指劳累、烦扰。这也就是《金刚经》的名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用不拘束的心，去做一切事情。高兴时不为高兴所拘束，悲哀时不为悲哀所局限，不染着于物，为物所奴役驱使，于是心便解脱了。相传当初慧能正是听了 《金刚经》里这句话才决定出家的。
王梵志这首诗弘扬的，就是这种禅的态度。只要消除了分别心，得亦非得，失亦非失，忧不是忧，喜不是喜。珍惜、体味每一个时刻，那么，你便生活在禅之中了。
在这首诗的底层，我们听到了庄禅相视时那渊默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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