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原文|注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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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原文|注释|赏析

柳宗元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视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下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本是个热心于改革现实的人,并无意当文学家,这从他《〈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书》,“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沙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实事,以辅时及物为道”的自白中可以得知。然而,这个把写文章与博弈相提并论的柳宗元,终归又写起文章来,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王叔文革新失败,参与其事的柳宗元,被朝廷贬谪湖南,“辅时及物”已成泡影,唯一可以助其忧国忧民之心的,只有握笔从文了。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的观点,柳宗元正是如此。自他遭贬以来,身居穷厄之地,“恒惴栗”,心情压抑感到前途无望,在这样的际遇下,柳宗元愤而疾书,写出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颇高的优秀作品。

《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立意新颖,语言精练,对比鲜明的寓言式传记散文。作者藉问对形式,谈论种树,从中引发出治国的大道理。“种树”和“治国”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在柳宗元笔下,二者却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非常自然。文中以“种树”发端,介绍一位憨厚朴实,驼背而行,有高超种树技能的人郭橐驼。凡是他种的树,都能“硕茂早实以蕃”,探其技之要,不过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并不神奇的种树“诀窍”,竟培养出长得快、寿命长、产果早、结实多的果树来,成为誉满长安的种树能手,与郭橐驼相比,“他植者”则采取截然相反的种树方法,他们“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结果树木大受摧残,未及长成,便已夭折。柳宗元将郭橐驼与“他植者”对比之后,把种树之道“移之官理”,以映衬的手法,批判了中唐以来政乱令烦,民难堪命的政治局面,说明只有顺应人民生活自然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少干预百姓所为,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使其安居乐业和从事劳作。这种“与民休息”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树郭橐驼传》就其文名而言,应是一篇人物传记,看过内容以后,发现本文的“传”与通常意义的“传”颇有出入。篇中并未详述郭橐驼的姓名及家世,也未谈及除种树以外的其它事宜,与传统立传程式相比,多不吻合。对全文细推敲起来,本篇颇与寓言相类。从“郭橐驼,不知始何名”以及“驼业种树,在长安西”分析,郭橐驼未必实有其人。然而,作者本意在于借文讲道,并不介意所叙内容是否真实。事实上,只要文意明确,论证可堪信服,文章即可受用。从本篇看,上述两点完全实现了。除此而外,本文还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以“传”立说,是本文的特点之一。前面说过,本篇并非是“传”,文中所涉及的人和种树,实际都是作者虚构的。并不合乎立传一要真人真事,二要记有价值的事的起码条件。可是,柳氏却明知故犯,用意何在呢?显然,这是为增强文章的真实感,因为真实才具有说服人的力量。依据立传的常规,开头总要先介绍主人公的简单的情况。《种树郭橐驼传》也不例外,用绘声绘色的语言,描摹着写作对象,说橐驼“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办自谓橐驼云”。寥寥数语,一个纯朴、憨厚、弯腰驼背而行的人物,便活生生的跃然纸上,本来并无此人的“乌有先生”,经柳宗元一番加工点缀,好像世间真的实有其人了。从文章开头几句的渲染气氛中,读者不会怀疑所述人物的真实性,反而更引发了欲读下去的兴趣,探寻那个貌不惊人,和善滑稽的郭橐驼,何以值得立传? 柳宗元打破立传常规,笔锋一转,改变话题,大谈郭橐驼种树之妙,从与“他植者”的比较中自然的将“种树”经验“移之官理”,达到以文明道,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目的,借“传”立说。柳宗元通过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对话,来表明一种道理,类似庄子的寓言,读来不由得使人遐想深思。诚然,传记文学并不排斥对话,然而如本篇这样,精心于对话的描写,却是传记文学中少见的,而且大有舍本逐末之势。细加推敲,“对话”正是作者谋篇的精华所在。以对话为媒介,意在为阐述道理。

本文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充分利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多种形式及不同角度的比较,突出人物形象,透彻地阐明道理,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以求达到“文不可胜用”的目的。《种树郭橐驼传》的论述中心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讲清这个道理,作者不是简单的空发议论,而是将其置身于实际的植树环境中,在种树里手郭橐驼与“他植者”截然相反的种树方法的比较中,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读者加深对道理的理解。首先柳氏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起笔。郭橐驼在答复“他植者”询问时指出:“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那么,所谓的“致其性”的“性”字又指什么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结构相同的排比句,道出了郭橐驼种树的“诀窍”,遵此而行,必然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效果。与上述顺应树木自然生长规律的培育方式相反,“他植者”违背育树规律,“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结果树木“性日以离”,终致培植失败。“他植者”慕名求教,但学“表”未学“本”,结果“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正是在这个“本”字上,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做法两相对立,才导致出两种培植效果。为进一步使读者加深对道理的理解,作者又推出第二对比较,即管理的“善”与“不善”。郭橐驼种树,自有其独到之处,“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种树的经验之谈,蕴含深刻的哲理。乍听其言,似乎树种完后,就可任其生长,不必管理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郭橐驼所言,绝无种树毕即可弃之不顾的意思。所谓移栽时的“若子”,种后的“若弃”,实际都是最佳管理方法,完全合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大道理。“他植者”则背道而驰,以为多虑多管就能使树木“早实以蕃”,他们“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看似对树木关怀备至,结果事与愿违,“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最终压抑和扼杀了树木的正常生长,导致树木的死亡。

“当”与“不当”,“善”与“不善”的两层对比,孰是孰非,前面已经作了明确回答。两对比较,环环相扣,鲜明生动,兼之多用排比句,遂使文章气势雄浑有力。文字简洁明了,遣词造句准确精当,多种因素协调自然,恰到好处,更加重了文章的思想性及其艺术效果。

柳宗元在此文中,还使用了映照的写法。从文章全局看,作者是从种树和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但着墨最多处,还是管理。用大量的排比句和铺陈去写“他植者”不善管理树木,正是为了映照吏治不善,而“他植者”不会种树,又与官吏治民不当两相呼应。同样的手法,文章前边提到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与后文的“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也是一种映照。分析全文可以看出,作者借“传”立“说”是本篇写作的真意,而从养树论及“养人”,则又是这篇文章的精神命脉。这样写来,文章颇显鲜明生动,有助于对文章中心思想的阐发,同时也增强了哲理性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善于选用恰如其分的字词传情达意,读来生动感人。比如养树的“爱、忧、害”与养人的“怜、祸”五个动词,不仅相互映衬,而且又都是句中的关键词,使文章因此更为生动和富于直观感。作者在文章最后,用铺陈的方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进行典型化描摹,有言有行,细致入微。如写官吏扰民,用了三个“尔”,六个“而”,“耕、植、获、缫、织、字、遂”七个动词,从“官命促尔耕”到“击木而召之”,一气呵成,连用排比,读来有一种快捷感,把俗吏那种名为爱民,实则害民,以及庸碌不谙民事的作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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