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芝阁记》原文|注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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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王安石《芝阁记》原文|注释|赏析

王安石

祥符时,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之;小吏若民,辄赐金帛。方是时,希世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援狙杙,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 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邱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取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

噫! 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 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

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在这篇短文里,作者一开始就说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用以文饰天下太平。全国各地用芝这个五颜六色的瑞草来报喜的,数以万计。寥寥几笔,就把芝草名贵的品质描画出来了。接着指出:如果这些人是大官吏,皇帝就赐给御书表示恩宠和嘉奖;如果是小官吏或者平民百姓就每每赐以金银财物。每逢这个时候,那些有名望和有权力的大臣,竭力到远处去采集芝草; 那些山野的农民老叟,也不辞劳苦攀缘斩伐,上到高不可测的山崖,下到深不见底的溪谷,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人迹不到的地方,也往往有人去求取。使生于九州四海之间的芝草,几乎要被搜索殆尽了,这一段,作者以洗练的笔墨,活脱生动的描述,形象地说明芝草之所以得到恩宠的境遇。文章人题紧凑,结构严谨,处处把芝草放在褒奖的天平上,使人神往,同时也为下一段的对比埋下了伏笔。

作者生花的妙笔一转,指出当今皇上仁宗登基以后,谦恭礼让,而不宣扬功德。从此,大臣都不敢说封禅的事。朝廷下了诏书,有关官员凡是以祥瑞进献到朝廷的都不接受。于是本来是奉若神奇的芝草,就被抛弃掩埋在荒林草莽之中,而那些农民野叟也就不知道芝草是祥瑞之物了。作者通过鲜明的对比,不仅显示出芝草地位的彻底改变,同时也暗示了帝王在政治上也在进行着改革。基于这个观点,因而作者明确地指出: 要是大家都认识到因为一时的好恶,就能形成天下良好的习俗,推行二帝、三王那样清明的政治就更简便易行了。这一段,作者突出地把芝草放在贬黜的另一个天平上,原来是“神奇之产”,现在时世一变,神奇变成了腐朽,芝草变成了废草,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令人产生无穷的联想。紧接着作者夹叙夹议,辞锋锐利,使主题思想引向纵深发展。而王安石一贯主张改革事物的政治观点,在这里也看到了端倪。

最后一段,作者说到太邱 (今河南永城县东北) 有一个姓陈的士人,学习文学且富有好奇心。芝草生在他的庭园中,能够认识这是不寻常的东西,珍惜它是可以进献之物而不出卖。因此他在居所的东面建造了一座阁子,把芝草挖来放在阁中珍藏起来。这个陈君的好奇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王安石在此发出了深沉的感叹: 同是一样的芝草,或者为天子所尊贵,或者为士人学者所珍惜,或者为平民百姓所辱没,这个贵贱的区分,岂不是时机境遇使之然吗? 而有道德的士人,是不为贵贱左右他们的意志的。但事实上,终于免不了或者为贵或者为贱,那和这芝草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这里,作者通过太邱陈君赏识芝草,因而建阁藏芝的事实,说明芝草在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之中,所得到的贵贱不同的待遇,用以强调事物的利用对于时机的得当与否,是何等的重要。从而使王安石一贯坚持的识拔英才、知人善任、兴利除弊的主张得以体现; 使文章的主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真是言简意赅,蕴藉隽永,韵味无穷。

这一篇短文是皇祐五年 (1053) 十月在舒州 (今安徽潜山县) 写的。当时王安石33岁,任舒州通判已有三个年头。舒州风景秀丽,文物兴盛,名胜古迹很多,是有名的江淮城邑。他于皇祐三年曾偕同道人文锐和他的弟弟王安国等,游览舒州的山谷寺、石牛洞和泉穴等处,并乘兴作了题刻。城内的舒王台是他的读书处,以后成为人们纪念王安石的古迹。并且与成为黄庭坚读书处的山谷寺齐名。当时王安石做的虽是地方小官,但是他在舒州读书写作,遨游山水,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心境倒是颇为清俊而旷达的。他根据观察所得,在此期间写了有名的《发廪诗》,反映了“闾阎之疾苦,官吏之追呼”。当时号称古灵先生的陈襄在《荐士书》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是:才性贡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王安石这篇《芝阁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境况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王安石的《芝阁记》刊行于世以后,曾赢得文坛很好的声誉。清代康熙进士、有名的著述家评论家李光地评论说:“与《墨池记》同一机轴,盖曾、王文极有相似者。”而李光地评论曾巩的《墨池记》则说:“寂寥短章,而使人味之隽永,此曾、王之所长也。”这种评论确是抓住了要领,十分中肯。因此,清乾隆年间大器晚成、号称老名士的沈德潜,把这两个名篇一起收进了《唐宋八大家古文》集是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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