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上执政书
巩顿首再拜上书某官：窃以先王之迹，去今远矣，其可概见者，尚存于《诗》。《诗》存先王养士之法，所以抚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谓备矣。故其长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则如萝蒿之在大陵，无有不遂。其宾而接之，出于恳诚，则如《鹿鸣》之相呼召，其声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则有饮食之具；乐之，则有琴瑟之音。将其厚意，则有币帛筐篚之赠；要其大旨，则未尝不在于得其欢心。其人材既众，列于庶位，则如《棫朴》之盛，得而薪之。其以为使臣，则宠其往也，必以礼乐，使其光华皇皇于远近；劳其来也，则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为将率，则于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识薇蕨之始生，而恐其归时之晚；及其还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忧，而及于仆夫之瘁。当此之时，后妃之于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劳，其忧思之深，至于山脊、石砠、仆马之间；而志意之一，至于虽采卷耳，而心不在焉。盖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详如此。故称周之士也贵，又称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其君臣上下相与之际如此，可谓至矣。所谓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将母。”而其卒章则曰：“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念。”释者以谓：“念，告也。君劳使臣，叙述其情，曰：女岂不诚思归乎？故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由是观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尝不恐失其养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养父母之心，未尝不以告也。其劳使臣之辞则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劳之以“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则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后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则有《北山》之感，《鸨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离散，则有《陟岵》之思。诗人皆推其意，见于《国风》，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
伏惟吾君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方兴先王之治，以上继三代。吾相于时，皆同德合谋。则所以待天下之士者，岂异于古？士之出于是时者，岂有不得尽其志邪？巩独何人，幸遇兹日。巩少之时，尚不敢饰其固陋之质，以干当世之用。今齿发日衰，聪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侥进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仪。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巩固不敢为不肖之身，求自比于是也。顾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则非独省晨昏，承颜色，不得效其犬马之愚；至于书问往还，盖以万里，非累月逾时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义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
方去岁之春，有此邦之命，巩敢以情告于朝，而诏报不许。属闽有盗贼之事，因不敢继请。及去秋到职，闽之余盗，或数十百为曹伍者，往往蚁聚于山谷。桀黠能动众为魁首者，又以十数，相望于州县。闽之室闾莫能宁，而远近闻者，亦莫不疑且骇也。州之属邑，又有出于饥旱之后。巩于此时，又不敢以私计自陈。其于寇孽，属前日之屡败，士气既夺，而吏亦无可属者。其于经营，既不敢以轻动迫之，又不敢以少纵玩之。一则谕以招纳，一则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执拘以归，其不变者亦为士吏之所系获。其魁首则或縻而致之，或歼而去之。自冬至春，远近皆定。亭无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乐。士气始奋，而人和始洽。至于风雨时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俦。市粟面米，价减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泽覆冒所及。故寇旱之余，曾未期岁，既安且富，至于如此。巩与斯民，与蒙其幸。方地数千里，既无一事，系官于此，又已弥年，则可以将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未有易于此时也。
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详，思劳归之诗；本士大夫之情，而及于其亲，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则仁治之行，岂独昏愚得蒙赐于今日，其流风余法，传之永久。后世之士，且将赖此。其无《北山》之怨，《鸨羽》之讥，《陟岵》之叹，盖行之甚易，而为德于士类者甚广。惟留意而图之。不宣。
唐荆川曰： 南丰之文纯出于道古，故虽作书亦然，盖其体裁如此也。
茅鹿门曰： 子固以宦游闽徼，不得养母，本风雅以为陈情之案，而其反复咏叹，蔼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拟刘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张孝先曰： 其引经处，随引随释，别有一种风韵。归注在以将母之情来告一句。至叙求就近养母意，已入题矣。又从闽中寇盗未靖，未敢上陈，直到今日，政平事简，而后乃今不得不以情告于吾君吾相也。回抱上文，不照应而自有照应之妙。读其一篇用笔，如鸾鹤之盘旋于霄汉，将集复翔，到末一收，神情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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