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读李翱文》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读李翱文》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为翱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推是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则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易其叹老嗟卑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读李翱文》是欧阳修读了李翱的文章后偶有所感，所写的一篇议论文章。它的议论虽然是针对某人的文章而发，但却不是对其全面评价，故又与“评”、“论”等议论文有区别;它只就其一点生发开去，而不涉及文章的写作缘起与内容概叙，故又与“序”、“跋”等文有区别。这种文章很象现在的读后感。它自由灵活，便于借题发挥，并以说理透辟语言犀利见长，对于明代的小品文和近代杂文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除文末附记写作时间和署名外，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开头到“与翱上下其论也”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写作者通过阅读李翱的文章对其思想观点逐步认识的过程。

写人，描绘其形貌易，剖析其思想难;单纯剖析思想固难，同时写出自己的感情变化，则尤其难; 而将评文、论人、说理、抒情及其认识的变化过程统统摄于一百三十余字之中，且又议论风生、一波三叠，从容行文，就更增加其难度。然而，唯其落笔困难重重，才更能显出作者非凡的写作才能。作者是怎样完成这一写作任务的呢?第一，开篇直书“予始读《复性书》三篇”，将与读李文有关的时间、地点、背景、心情、缘由等一概剪却，开门见山，直指主题。这种开篇，其妙处有三： 使文章简捷利落，节省文字，一也; 交待了读的对象李“翱”，读的篇目“《复性书》三篇”，紧扣题目，起到破题作用，二也; 读前加一“始”字，明确告诉读者，下文对《复性书》的评价，是最初认识，这就为后文所写的认识过程，立了个起点。三也。第二，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比文本欲赞誉李翱之文，却先为其下一“此《中庸》之义疏尔”的评语。经书的义疏，是不能超出与违背经文的，则这一评价，等于说《复性书》没有超出《中庸》的思想，毫无创见。然而作者对李翱的贬低并未到此为止，又进一步得出“不作可焉”的结论，笔下毫不留情，唯其先贬到极点，与后文的褒扬形成强烈的反差，才能增强感染人的艺术效果。这里对其行文要注意两点： 一是作者对《复性书》否定得既全面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因为读者非智即愚，而“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 愚者虽读此，不晓也”，无论对哪类人，《复性书》都是无用的，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不作可焉”的结论。二是否定的肯定性。作者用“此《中庸》之义疏尔”判断句式、限止性语气助词“耳”(尔)、表示肯定语气的能愿动词“当”、“可”和让步转折复句等一系列手段，表达了论断的不可动摇性，否定的坚决性，就为过渡到后文的褒扬，增加了难度。第三，选材的典型性。题目本是《读李翱文》，但所写却并没篇篇提到，实际只涉及了三篇文章，即《复性书》、《与韩侍郎荐贤书》和《幽怀赋》。作者对此三文，态度各异，对《复性书》，只贬不褒; 对《与韩侍郎荐贤书》，贬中有褒; 对《幽怀赋》，则只褒不贬。这三种态度，反映了作者的三种感受，这三种感受正好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变化过程。但要注意二点： 一是表面看，“以为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 使其得志，亦未必”是贬，“然以为……亦善论人者”是褒，臧否参半，但其贬词前有“以为”二字，则这个贬词就不同于前文对《复书性》按断下得那样确凿无疑，而只是作者的一种猜测而已，并不是对《与韩侍郎荐贤书》内容的实质性的批评。这就为下文情感的转变留有余地。而当作者读完《幽怀赋》后对李翱人品有了正确认识之后，那么这里对李翱的心理猜测自然也就不能成立，对此文也当改为完全肯定了。这点文章未写，读者则不可不察。二是对《幽怀赋》的高度评价不是使用抽象语言，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动作描写和细腻的心理活动展示写出来的。读《幽怀赋》，作者未加一句赞词，只写其“置书而叹，叹而复读，不自休”的行动而已。寥寥数语，包含无限情思。忽睹妙文，出于意料，与以前印象，大相径庭，矛盾交错，不能自己，势不能卒读，故有“置书”之举。置书细思，文笔之妙，确非虚假，始衷心赞“叹”。未及叹罢，又为赋意所引，情不自禁，继而“复读”。已经一置一叹，观感全变，再无惊疑之念，故情绪全为赋所吸引，爱不释手而“不自休”了。写行动，是表现其激动之情，但作者仍嫌不足，又正面敞开心扉，让读者看到他是怎样佩服不已的心情。写钦佩之情，示不直写，而是以两“恨”烘托之，一“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二“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从而写出作者对李翱爱慕之深，佩服之至，也写出对李翱其文其人认识的彻底转变，同时“恨翱不生于今”也为第三部分的议论留下了伏笔。

从“凡昔翱一时人”到“岂有乱与亡哉”是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高度评价了李翱“虑行道之犹非”思想并感叹当时士大夫缺乏担心国家命运的胸怀。

题目是“读李翱文”，而文中实际只论及李文三篇;论及虽为三篇，而实际真正肯定的只是《幽怀赋》。对《幽怀赋》又并非全面分析，而只是举其“众嚣嚣而杂处兮……虑行道之犹非”等四句原文和“又怪……以为忧”思想概述生发开去加以议论，实际并没有对李翱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物作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只是取其一点，深入发掘，借题发挥以达到阐述自己思想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文体的特点。这一部分在全文中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段落，对上段，它进一步说明了作者读《幽怀赋》后为什么那样“置书而叹，叹已复读”激动不已和产生两“恨”情绪的原因;对下段，它又是借以针砭时弊的立论依据。读本段，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对《幽怀赋》的褒赞是采用了衬托的艺术手法。文章的优劣，思想的高低，都是与其他作家相比较而言的，无比较就无所谓高低优劣。衡量一个作家，自然要先放到“昔翱一时人”中去，但若以低能者作比，则又不足以说明其高、唯有以成就较高者作比，方显其不凡。这是与之作比者先是“有道”，已是不凡，而又“能文”，更是出众，还是谁也比不上的名家韩愈，更是超群之人，结果还是比不上李翱，于是更加衬托出李翱的出类拔萃。第二，作者是用对比的方法取得衬托的艺术效果的。文体不同，不便对比，恰好韩愈亦“尝有赋矣”，这就是写于贞元十一年五月的《感二鸟赋》，皆为赋体，正好成比。韩赋实际也是借题发挥，他借奉献给皇帝的二鸟得到荣耀暖饱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而入幸”，“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其着眼点是个人的荣辱尊卑，故作者说他“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而在李赋中，这正是赋中所批判的“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对同一事物，一个羡叹，一个鄙视，则两人的精神境界高低，立见分晓。而李赋中的“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思想，在韩赋中却是没有的。这更显出李翱思想境界之高。第三，以复述李赋思想的方式将文章由泛论李文轻轻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又怪神尧”以下，是由空泛议论转到实质性问题上，在文中分量极重，看他滔滔议论，一泻千里，突然一笔扳回，非大手笔，不能为此，但写来却似漫不经意，轻松自如。这几句意蕴极深： 表面上“怪神尧的以一旅取天下……”前加一“又”，似乎带笔写出，但实际却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具有明确的讽喻作用的一点; 表面上“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说的是唐代藩镇割据之事，但实际却是影射北宋; 表面上说的是唐高祖的“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骨子里却是针对北宋虽拥有天下却受北辽西夏之制而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等有感而发; 表面上说的唐朝“君子”——士大夫不能改变“叹老嗟卑”而为天下忧，终致“唐之天下”的“乱与亡”，实际却是为具有同一弊病的北宋敲起了警钟。凡此种种，都是本段文字的深层蕴意，读者不可不察。

从“然翱幸不生今时”到“可叹也夫”，是文章的第三部分，写北宋较唐代社会弊病更加严重和对执政者不考虑国家命运行为的愤慨。

这一部分可分三个层次，从“然翱幸不生”到“又甚矣”是第一个层次，写宋之社会弊病更甚于唐。这两句写得婉转而又含蓄，其妙有三： 北宋弊政，非止一端，细举则烦琐，且不易全面，现止用“今之事”以蔽之，似不着实际，实概括无遗，且不着痕迹，此其一。不明写社会弊端严重，而用李翱“见今之事”必定“忧又甚矣”写出，借唐人眼和心写当今之事，委婉而又不俗，此其二也。前文本来“恨翱不生于今”，现在却说“翱幸不生今时”，语出意外，极尽翻转跌宕之能事，更能写出今时情势的严重，此其三。从“奈何今之人”到“不怒则笑矣”是第二个层次，写执政者不考虑国家的命运。读此层次，要注意三点： 一是总分的写法。先以反问句总写“今之人不忧”，接着分写“贱远”者与“光荣而饱者”两种人的态度。前者中偶有忧者，因身处下位，于事无补，且被指为狂痴而遭讥笑，后者不仅自己不忧，而且怒他人忧世之言，结果忧者遭受排斥，在位者又不忧世，所以“今之事”更显得严重了。二是作者为什么借李翱的文章来抨击现实; 这里所说的“事”、“忧”、“光荣而饱者”与现实有何联系? 欧阳修生当北宋中叶，外有西夏北辽之患，内呈积贫积弱之势，已历百年，而吕夷简尸位宰职，因循守旧，国事日非，形势极为严重。景祐三年，范仲淹先后献《百官图》进“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论，抨击吕夷简，批评朝政。吕夷简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罪名，要求予以惩治。结果范仲淹被贬饶州知州。应当“言事”的左司谏高若讷却不但不主持正义，反而随声附和，在余靖家中诽谤范仲淹，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指斥高的失职，结果欧阳修由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令。这篇文章就是作者贬赴夷陵途中所作，借题发挥，强烈谴责了执政者不忧国事而又禁他人忧国事的行为。所以本篇所写，都是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呜呼”而下，是第三个层次，将上文概括为“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并在此基础上发出“可叹也夫”的感叹。这实质上是对北宋执政者弊病的十分准确的总结。

最后一段是写作的时间和署名。“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正是欧阳修从贬官到抵达夷陵的十月二十六日之间。这个时间对我们确定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内容是有帮助的。

综上所述，本文虽题为《读李翱文》，但重点不在于评论李文，他既没有全面论述李翱的整个创作，也没有全面评价李翱的为人，只选其不“叹老嗟卑”而“虑行道之犹非”借题发挥。其叙述对李文认识的变化，也不过是为了更加突出李文中的为国家命运担忧思想，以作为下文议论的基础。在李文中，《幽怀赋》为主，其余二文为从;在论人时，李翱为主，韩愈为从;忧唐宋时弊，则“今之时”为主，“翱之时”为从;在论文与论现实间，则抨击现实为主，议论文章为从。明白了这些主从关系，就可以弄清文章的主旨所在。所以，这篇文章中心思想应该是通过对李翱文章中所表现的不以个人利害为重而以天下安危为忧的思想的肯定与赞扬，抨击了北宋执政者“不肯自忧，禁他人”忧虑国家命运的行为，抒发了作者为改革时政遭受挫折的愤懑和忧虑国家命运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