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祭田横墓文》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祭田横墓文》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 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在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祭田横墓文》是韩愈28岁时写的一篇哀祭体散文。

祭文是祭奠已故亲友的文章。“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徐师曾《文体明辨》)田横是秦末、汉初狄县(今山东省高青县)人，战国齐王田氏之后。秦末，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田横乘楚汉相争之际随其兄田儋、田荣起兵，重建齐国。后田儋、田荣相继战死，田横遂自立为齐王。因田氏兄弟广为招贤纳士，齐人贤者争相投奔。田横一度联楚抗汉，被汉击败，投奔彭越，又为汉将韩信所破。汉王朝建立之后，田横怕遭杀身之祸，率从属五百余人逃至海岛上。高祖刘邦听说齐人贤者都去归附田横，恐有后患，派使者赦免其罪并招其入京。田横不耻臣于汉，借与汉将有宿仇坚辞不往。高祖下诏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复遣使诏田横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无奈，带二客随使赴洛阳。至尸乡，自刎而死。高祖闻之，为之流涕曰：“嗟呼，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以王者厚葬。田横既葬，其二从者皆自刎于墓旁。高祖复使人去召海岛中的田横从属。而这五百从属闻知田横已亡，皆自尽于海岛。高祖至此，才知田氏兄弟确能得士。太史公为之叹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史记·田儋列传》)田横墓在偃师尸乡，距洛阳三十里。五百义士自刎之海岛在今山东省即墨东北海中，以田横名命名。

德宗贞元八年 (792)，25岁的韩愈进士及第，“四举于吏部”终获一得，却又“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屡试博学弘辞科不第。贞元十一年(795) 一月至三月，韩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不得，只好于五月东归老家河阳。途中遇有异鸟进献天子，想起自己徒有满腹经纶，胸怀用世之志，却不为上用，而这二鸟“惟以羽毛之异”便得以进献，愤懑不平，感触颇深，作《感二鸟赋》 曰：“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 汨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 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 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悲激顿挫，溢于言表。是年九月，韩愈前往东京洛阳途中，经田横墓，深为这位义高得士的古人的高风亮节以及五百义士为报知遇之恩，慕义殉身的悲壮事迹所感动，联想起自己徒有雄才大略，却不为世用的际遇，思绪万端，涌上心头，奋然提笔，写下了这篇祭文。

本文和一般祭文一样，分序和正文两部分。在序文中，作者用简洁的语言，交待出祭文的作者，写作时间、地点以及写作缘由： 贞元十一年九月，韩愈前往东京洛阳，路经田横墓下，对这位道德高尚，广揽天下贤士的齐王十分敬仰，因此取洒以祭之，为文以吊之。其中“感横义高能得士”一句最为精要，点明作者之所以要为之献祭，不是为其宁死不降汉的气节，而是为其义高能得士的精神，暗伏对自己不为世用的抱怨，是序文中的“文眼”。

正文由“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发端。田横死于西汉初年，距唐贞元年问，已有一千年之久，因此有“百世”之说。“非今世之所稀”中的“稀”，疑为“希”字之误。沈钦韩说：“稀当作希，言非今世所尚。”此说当是。起首四句，作者抒发自己凭吊田横墓时引起的无限感慨。作者为田横高尚的品德、坚贞刚烈的气节以及五百义士壮烈殉难的精神所打动，深感痛惜。然而，更令作者痛惜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不崇尚田横这种义高能得士的精神，没能继承这种精神。回想先人的壮举，联系当今的世风，作者悲愤万分，“歔欷而不可禁”。歔欷，悲痛欲绝，抽息不止貌，《离骚》中有“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句。一句“余既博观乎天下”将作者的思绪由古代拉回到当世。遍览天下，像田横那样的义高之士是再也找不到了。田横早已死了，不能复生。上哪里去找“义高能得士”的明主呢? 作者哀叹世风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不遇。韩愈中进士之后，在京城奔走了好几年，终因无人举荐，不得进仕。韩愈又甘冒笑侮，三次上书当朝宰相赵憬、贾耽、卢迈，自荐求官。或援古陈义，气盛言宜，或屈身求施，情隘辞慼，然终不被荐用。四顾茫茫，前途未卜。满腔激愤，无处宣泄，借凭吊古人，发泄自己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前人认为此文为讽刺当时宰相之作，即出于此。悲愤之余，作者进一步想到： 秦末之时，国事败乱。秦始皇死后，赵高杀始皇之长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不久，有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又有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群雄并起，勇者为王，因此韩愈称之“得一士而可王”，然而田横徒有五百宾客，终不免自刎于尸乡，不能善终，更不要说江山社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韩愈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所宝非贤，指田横手下的五百食客并非都是贤者; 第二，天命有常，即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非人事所致。关于第一种解释，作者引用孔圣的例子驳之。孔夫子手下贤人很多，有贤者七十，弟子三千，但孔夫子终不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惶惶而行，席不暇暖。圣人尚且如此，何苛求于田横之辈?况汉兴齐亡，时事使然，非田横及其弟子之过，此道理不言自明。关于天命有常之说，韩愈一贯坚信人事，不信天命，因此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只要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精力耗尽，仆倒在地，也不改初衷，表明了对天命的彻底否定和坚持自己选择道路的决心。“自古死者非一”，取《论语》中“自古皆有死”之意。人固有死，但意义不同。田横虽已死千年，却死而犹生，其精神至今仍放射光芒，令人景仰。最后二句，作者记叙了自己在田横墓前，为其献祭的情景。作者跪拜在田横墓前，慷慨陈词，宣读祭文，杯酒洒地，祭奠亡人，仿佛看到死者之魂接受了他的献祭，与之共饮，与序文中“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遥相呼应。

祭文是一种哀悼亡人的文体，就应以表述哀情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篇中说：“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又说：“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 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即是说： 祭文不能只求词藻华丽，而要重在抒情，只有感情真挚，哀伤感人，能够催人下泪的，才是祭文中的上品。韩愈这篇祭文虽然篇什简短，全篇不足二百字，却写得言辞激越，寄意深长，感情深沉、浓烈，十分感人。作者先为田横及其徒众的义举以及当时世风之不古而“歔欷而不可禁”，继而又为田横早去，“余去此其从谁”而哀叹，最后又在祭酒时感觉到死者的灵魂在与之共饮，情真意切，无限哀伤凄惋，令人不忍卒读。作者与死者时隔百代，非亲非故，何以如此哀伤，以致咽喉阻塞，泣不成声呢?韩愈当然不仅仅是为这位德高义重的齐王田横能得贤纳士的精神不为世传所惋惜，更是在为自己的学识才智得不到明主的赏识而痛惜。

唐朝以前，祭文正文一般都用骈俪的韵文写成。至唐以后不再受此限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打破了祭文的传统形式，通篇散句，情真意挚，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而韩愈作此文时，年仅29岁，尚未完全摆脱前朝骈文盛行的影响，因此正文沿习旧体，采用骈文，整齐对仗，通篇入韵，音节和谐，节奏铿锵，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文章想象丰富，语言华美，情感炽烈，韵味隽永，近似《离骚》，为韩愈哀祭文章中的一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