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自唐德宗贞元前期始，即投身于古文革新运动，大胆提出冲破骈文束缚，改革文体和文学语言，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散文优良传统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呼号，其间又得助于文学巨匠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运动形势为之大变，骈文虽未绝迹，但“文从字顺”，言而人实的文风逐渐兴起，待韩愈晚年，诗文革新运动已初战告捷。然而韩愈的继承人未能把这一革新运动推向前进。

欧阳修继承先辈们的传统，一生倡导诗文革新。他利用北宋重文轻武和主科考之机，竭力奖掖和提拔后学，排斥骈文提倡古文。为赢得诗文革新的彻底胜利，欧阳修善于团结那些勇于向旧文风冲击的人，无论是名门大家，还是落第不得志而颇具文学成就的人。其中开一代诗风，时称“苏梅”之一的梅尧臣，即是此间一位重要人物。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人，世称宛陵先生，是北宋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清新质朴，一洗浮靡晦涩的旧尘，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阳修佩服和赞赏梅尧臣的“深远闲淡”的诗风，而且其本人也是梅诗的受益者。两人过从甚密，文学上志同道合。在梅尧臣去世的第二年，欧阳修亲撰写《梅圣俞诗集序》，感情真挚地记述了他坎坷的一生，对梅氏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又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观。全篇紧扣“穷”字议论叙事，结构严谨，立论鲜明，层层深入，议论透辟。叙事条理明晰，错落有致。文章气势旺盛，韵调低昂，字里行间饱含作者无限的激情，是诗序文的上乘之作，自其问世以来，历千年而经久不衰，除万古流芳的精辟论述外，精湛的写作技巧，美妙的遣词造句也是要因之一。

文章发端，欧阳修就以强烈的深沉感慨起笔，开门见山地揭示出全文的主旨，充满磅礴的气势。这种写法较之平淡地提出“穷而后工”的论点，后加论证效果要好得多。首句“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内涵多种深意。首先，这表现了作者对文学水平高者反而多困穷现象的不理解，听到人们如此议论，自然要感到奇怪;其次，语句中蕴含着一股不平和愤懑之气。一个文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居然潦倒贫穷一生，实在叫人不寒而栗; 起笔势高，可提神利于展开文章，引出论点的提出。寥寥十五字，品味起来，寓意深长，欧阳修行文之妙，令人叹服。紧接上文，作者在下文中自解其疑。原来人们议论确有根据，“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既是事实，又是对开篇设疑的回答，与上句结合起来，论点实际上已经点明。为证实自己观点的准确无误，作者便展开了理论上的阐述。欧阳修笔锋一转，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如同山水画大师的妙笔，轻濡数抹，就勾勒出“穷而后工”的因果关系，生动形象颇具说服力，其中“凡士之蕴其所有”的“蕴”字，“而不得施于世者”之“施”字，“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的“喜”与“放”字，“往往探其奇怪”的“探”字，都是使用极为恰当，饱含深意的动词，反复体味倍觉亲切感人。这五个动词都是用来描写人物作态的，贴切而又富于真实感，历历如在目前，惟妙惟肖，感人至深。文章头一段，意在说理，然而读来，并不枯燥乏味，长短交错的散句，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象“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几句中，以“之”字相衔接，不仅读起来底气足，充溢着韵律美，而且更把“穷”者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流畅、和谐、感人，三位一体烘托“盖愈穷则愈工”，说服力之强，可谓无可置辩。作者用少许笔墨，“穷”与“工”的关系即表达得一清二楚，无须赘笔多述。下面又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收束本段，恰到好处，干净利落。

本文写作要旨，在于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文章第一段，作者对此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论点并没有说透，必须通过事实加以验证，恰好这是一篇诗序，定要述及梅尧臣的身世学问及其困穷之状，而这正是说明论点所需要的，从而实现了一例两用的作用。欧阳修是梅氏的挚友，言及梅尧臣不得志之状，情见乎词，异常恳切平缓，内含极度的不平和惋惜。作者善于摘取对照鲜明的语词，通过对比来衬托梅尧臣文才的出类拔萃以及困厄愁楚之深，使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象“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中的“童子”和“长老”，“二百年无此作矣”的“二百年”与“作”，即作品，“世言诗者，每求圣俞”的“言诗者”与“求圣俞”，都是有很高对比度的词语，由此映衬梅氏文才之高。谈到梅尧臣困顿之深，作者多用形象生动的动词来表达，如“累举进士”的“举”，“辄抑于有司”的“抑”，“困于州县凡十余年”的“困”，皆逼真地刻画了梅氏的窘迫之态，有传神阿堵之妙。欧阳修以其神奇的笔力，纯熟的艺术描摹，使读者的心与作者的心紧紧联系起来，产生对梅圣俞际遇的同情和共鸣。事实上，欧阳修对梅氏进行了全面的肯定和赞赏，说他不仅“乐以诗发之”，而且文章“简古纯粹”，是个难得的才子。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年今五十，尤从辟书，为人之佐”，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惋惜与敬慕，读之令人感慨万千。

《梅圣俞诗集序》全篇，落实在一个“穷”字上。作者时而明写，时而暗喻;时而论说，时而写实，笔力纵横，变幻多端，以“穷”为纲，写来令人无限感伤。文章开始，即点明论点，进而加以论证，这是“穷”的论说和明写。从述梅氏平生事迹看，作者又是实写其“穷”。至于暗喻梅圣俞“穷”之深，文中“世既知之矣”至“可不惜哉”这一小段，涉及“穷”字只有末尾两处，但详加考究起来，句句都隐示着“穷”字。以“穷”连缀全篇，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穷而后工”真实的反映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是进步的文学创作观。与“穷而后工”相比，“物不得其平则鸣”，也反映了创作来源于实践的真理，但它过于笼统，过于粗糙，因此还不能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然而“不平则鸣”毕竟开创了现实主义创作观的先声。《梅圣俞诗集序》的“穷而后工”说是对“不平则鸣”的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