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忼烈
薛侯，河东土豪也，以战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罢兵，薛归吏部授官，带所乘骆马寓武城坊。经年不得调，马怒败主人屋，时时蹄碎市贩盎器，薛悉卖装以偿。伤己困厄，因对马以泣。邻居李文士因之为薛作传；同舍生赋诗者十一人，仆与其一
薛侯俊健如生猱， 不识中原生土豪，
蛇矛丈八常在手， 骆马蕃鞍云锦袍。
往属嫖姚探虎穴， 狐鸣肖肖风立发，
短鞯淋血斩胡归， 夜断坚冰濡马渴。
中都久住武城坊， 屋头养骆如养羊，
枯萁不饱篱壁尽， 狭巷怒蹄盆盎伤。
只今栖栖守环堵， 五月湿风柔巨黍，
千金夜出酬市儿， 客帐昼眠听戏鼓。
边人视死亦寻常， 笑里辞家登战场，
铨劳定次屈壮士， 两眼荧荧收泪光。
齿坚食肉何曾老， 骗马身轻飞一鸟，
焉知不将万人行， 横槊秋风贺兰道。
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死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春天。《宋史》有传，但记载简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
约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周邦彦到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为太学生，元丰六年(1083)献《汴都赋》，赞美新法，被神宗赏识，任命为太学正(教官)，从此踏上仕途。北宋后期是新旧党政治斗争最剧烈的时代，周邦彦的政治立场偏向新党，因此他近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是和政党斗争分不开的。总括来说，作为地方官吏，他先后做过庐州教授、溧水县令，以及隆德府、明州、顺昌府等地的知州。京官他先后当过太学正、校书郎、考功员外郎等小官，后来循资历升迁，官至卫尉卿、秘书监等高位，并曾以徽猷阁待制的名衔提举大晟府。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他已经六十五岁，在知处州任上适值方腊起义，他随即“致仕”，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县)鸿庆宫，次年春，卒于鸿庆宫的斋厅。
周邦彦的著作，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居士集》、《周美成文集》、《清真杂著》和《操缦集》，可惜都已失传，只有宋人辑录的词集传世。但散见于群书引录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佚诗四十五首和佚文十二篇。北宋人的词多为“应歌”而作，不能据以“知人论世”，周邦彦残存的诗文虽然不多，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他自号清真无疑是由此而来的。
他比苏轼(1036——1101)只小二十岁，是同时人，而且同是词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却相反，所以当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苏轼回朝做大官，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因苏轼的荐引，也到汴京当了小京官；周邦彦却是十分倒霉，被挤到庐州做州学教授，后来又流荡到荆州去。到了绍圣年间，旧党倒台、新党当权，苏轼被贬到广东和海南岛去；周邦彦却被召回京，官越做越大。这种情况研究宋词的人都忽略了，这里不妨一提。其次是关于周邦彦的生平行谊，介绍得最全面和确实的是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很值得我们参考。
周邦彦虽然以词名家，其实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宋元间人陈郁《藏一话腴》说他的“诗歌，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并引录了两首诗，就是这里所选的两篇。
正在周邦彦当太学生的元丰五年(1082)，宋朝和西夏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争，夏兵攻陷永乐城(在陕西米脂县西南)，宋兵大溃，死伤数以万计，自主帅徐禧以至将校几乎全部阵亡，马匹辎重损失无算，宋神宗听到战败消息，为之哭泣不食。这是宋和西夏战争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这事件，《宋史·神宗纪》、《外国传》、《曲珍传》(即曲真)、《徐禧传》都有记载。周邦彦在诗序中亦有提及，诗中所说也和史书所记完全吻合，作者用叙事诗的方式表达了丧师辱国的愤慨。
开头“书生镌羌勒兵入”的书生指徐禧，是个喜谈兵而绝无经验的读书人。宋神宗元丰五年受命率兵筑永乐城，十四天便完成了。因为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宋史·徐禧传》说：“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边。人驰告者数十，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将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禧以为沮众，欲斩之，既而械送延(安)狱。比至，夏兵倾国而至，永亨兄永能请及其未阵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夏人益众，分阵迭攻抵城下。曲珍(真)兵阵于水际，官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俄，夏骑卒度水犯阵，……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遂受围，水砦为夏人所据，据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拒斗。珍度不可敌，又白禧，请突围而南；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将走免；禧、舜举、稷死之，永能没于阵。”这个书生虽然以身殉国，但刚愎自用，遗误戎机，以至丧师辱国，罪过毕竟是不可饶恕的!而宋神宗无知人之明，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史·曲珍传》也提到这件事说：“徐禧城永乐，珍以兵从。版筑方兴，羌数十骑济无定河觇役，珍将追杀之，禧不许。谍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请禧还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复来，珍曰：‘敌兵甚众，公宜退处内栅，檄诸将促战。’禧笑曰：‘曲侯老将，何怯邪!’夏兵且济，珍欲乘其未集击之，又不许。及攻城急，又劝禧曰：‘城中井深泉啬，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气未衰，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数日城陷，珍缒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贬皇城使，帝察其无罪，谕使自安养，以图后效。元祐初，为环庆副总管，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珍
虚驰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斩千八百人，解其围。”王湛《宋史》无传，这首诗比较集中写曲珍，惋惜他因战败被累，也反映了永乐之战的惨酷情景。曲珍后来大破西夏，是这首诗以后的事。
诗序中说的蔡天启，名肇，元丰进士。初从王安石学，颇受器重，后与苏轼交游。周邦彦又有《天启惠酥》诗四首。
《薛侯马》一首，据《宋史·神宗纪》及《夏国传》，元丰六年(1083)即永乐之役后一年，因西夏国主秉常请和，愿为藩国，诏陕西、河东毋辄出兵；对于新收复的城寨，巡逻不得超过边界三里。诗序所谓“西方罢兵”，即指此事。诗中惋惜薛侯英雄无用武之地，并希望他有机会领兵出征，收复长期被西夏占据的贺兰山一带土地。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据清戴震《水地记》说，自宋仁宗景祐(1034——1038)以后，一直被西夏侵占。
这两首诗都是周邦彦在太学时的作品，其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可谓“少作”，但气象雄浑、风格老成，和他的词风截然不同。《天赐白》为永乐战败而愤慨，《薛侯马》为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而惋惜，措辞慷慨激昂，体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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