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叶调元曾经考取过秀才，但再试却累累落第。叶氏到底身处何种家庭，他自幼受到的教育情况如何？目前还未有答案。
《武汉诗词》编辑、诗人黄春元曾有篇文章，对叶氏名字作了精辟分析，从中或许可以嗅到叶家的文韵之风，判断出些许端倪：叶调元的“调”是个多音字，可以读“tiáo”，如“风调雨顺”。叶调元，又名“苕园”。这个“苕”也是一个多音字，方言读红苕的“苕”“sháo”（甘薯的别称），“苕”的另一个读音读“tiáo”。《诗经·小雅》里有一篇《苕之华》，其中的“苕”也读“tiáo”，苕是一种花名，即凌霄花。“调元”“苕园”两个名字写法各异，读音竟完全一样，这应该是我们确定怎么读“叶调元”的佐证。不过，叶调元的名字和《诗经》毫无关联，在浙江有一条江，叫“苕溪”，苕溪两岸长满芦苇，当地居民称芦花为“苕”（tiáo），所以就得了个“苕溪”的名字。叶调元将家乡的河流作名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
主张读“叶调（tiáo）元”还和古代的生活习俗有关。古人出生3个月由父母或祖父母命名；男子20岁行冠礼，再由父母或祖父母另起一个称呼，这就是“字”。“字”和“名”大多互为表里，故又称“字”为“表字”。叶调元，表字鼎三。查阅有关辞书，“调元”有“调和阴阳”之谓，指执掌大政。多用以指为宰相。而“鼎三”也和宰相有关，如：鼎台、宰辅（喻三公），多是重臣之位。由此看来，叶家也非等闲之辈，起码也应该是胸怀抱负，望子成龙的书香门第。
不管叶调元是否出生书香门第，但翻开余姚历史，这里的确是古越文化的丰腴之地，姚江之滨的人文环境，给予叶氏的熏陶、哺育是丰厚的。
余姚位于浙江省宁绍平原中部，襟海带江，东接宁波，南枕四明山，西连绍兴，南屏四明山，北濒杭州，地势南高北低。发源于大岚夏家岭的姚江流经上虞，折而向东穿越余姚南北双城之间，至宁波三江口汇合奉化江流入海。余姚人属江浙民系，余姚文化属吴越文化，是姚江学派的发祥地。
余姚城区占地面积仅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83.7万多人，在中国的版图中所占面积很小。但小城余姚，却是名士之乡，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世界级至尊地位的大哲学家王阳明、在17世纪位列中国启蒙思想家之首的大学者黄宗羲、明末清初创立舜水学的著名学者朱舜水，以及很多一流的文化巨匠，都出身余姚，现代著名学者余秋雨也是余姚人。
王阳明（1472—1529年），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曾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创立了“关于人的主体精神的地位和作用”的心学理论体系，与客观唯心主义的程（颢）朱（熹）理学相对立。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突出践履的重要性，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阳明心学在其身后左右思想界达百年之久，曾流传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黄宗羲（1610—1695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他提倡史学通达古今，经世致用，为“浙东史学”之鼻祖。他提出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可思想武器。
朱舜水（1600—1682年），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清军入主中原后，矢志抗清，后因复明无望，寓居日本，在长崎、江户等地讲学，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实理、实学思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较大影响。
自古以来，余姚学风淳厚，汉代便设有学宫。唐至清末，先后有县学、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姚江书院、龙山书院等成为先贤讲学、童生求学的重要场所。在余姚，有“浙东第二藏书楼”美誉的五桂楼，至今还保持原貌。
自汉、晋、宋、元、明到清朝，余姚有名有姓的进士达205人，明清朝代的武进士达64人（注6），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曾经让熟悉世界文化史的梁启超惊叹不已。在余姚民间，历来对“先贤”和“时贤”非常敬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现在，余姚市兴建了“余姚名人馆”，当代学者、余姚人余秋雨为该馆撰文时写道：这里“经过严格选择，陈列了一百多位古今余姚名人的简介，以便使本地和外来游客通过这些活生生的生命，来了解一个地域，一种精神，一派气象。”
叶氏的《汉口竹枝词》流传开来后，其文风精进，曾累被称赞。与叶氏同时代的汪绶埙曾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腕底有言皆妙谛，眼前无字不传神。”施之醇为该书题词说：“忽笑忽讪锋似剑，是诗是史笔如椽。”在叶氏的诸多诗篇中，不仅下笔有神，而且引用史籍、典故驾轻就熟，带有古越文化前辈们的神韵。
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
扫得财来旋归去，几人骑鹤上扬州。
叶注：地势上狭下宽，形如卧帚，后无座山，故财易聚亦易散。
叶氏思绪开阔，为常人所不及，其是否对风水有研究不得而知，但在没有航拍条件的19世纪中叶，叶却对汉口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了然于心。胸无大志，无大境界者，难有如此联想。
“骑鹤上扬州”典出《说郛》载《商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按指升官、发财、成仙）。”这句承上句而来，意思是在此地发财成巨富，如同那个想三者兼得的商人那样，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叶氏此词中，对汉口风水形如扫帚，因而漏财的判断有所绝对，当时，汉口镇的盐商如巴莲舫、包云舫与包包山叔侄等，都是聚财有道，非常有钱的。
玻璃八盏夜明灯，药店全凭铺面精。
市井也知仁者寿，招牌一半借山名。
“市井”两句：意思是说药店商人为了招揽顾客，也知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讲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段话，用山名作店名，写在招牌上，标榜本店出售的药能使人祛病增寿。
送灶一盘鸡骨糖，谁家舍得用黄羊。
如教糖汁能粘口，好事焉能奏玉皇。
叶注：或云食糖则口甜，或云粘其口，使不言，皆足以资笑柄。
此作典故频出，这首诗里，作者既要熟悉汉口习俗，也要熟悉典故及出处。“送灶”，旧时迷信的人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这天，要用灶疏、灶马（刻印马型的纸）和灶糖祭祀灶神，表示送它上天。
“鸡骨糖”，即灶糖，又称胶牙糖。《荆楚岁月记》说：“元月吃胶骨糖，取胶固之意。”祭灶用这种粘性很强的糖，让灶神吃了粘住了嘴，上天不说这家人的坏话。
“黄羊”典出《后汉书·阴识传》：汉宣帝时，阴识的祖父阴子方在腊月早晨煮饭，忽然灶神出现。阴子方以家里的黄羊祭灶，此后果然发了大财。后世用黄羊祭灶，源出于此。
左邻右舍多无猜，钻穴逾墙取路来。
每夜相邀防盗贼，守更都上晒衣台。
叶注：盗贼之警，草木皆兵。有误认猫犬为人者。金柝叫喊之声，自夜达旦。
“草木皆兵”典出《晋书·苻坚载记》：东晋时，前秦国君苻坚在淝水一战被晋军击败，逃跑时遥望八公山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军，所以有草木皆兵之说。
“金柝”，即刁斗，军用铜器。见《乐府诗集·木兰诗》：“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里所说的“金柝”，是借喻铜锣、铜盆以至木梆等能敲击作响的器具。
烟尘拉杂水飞空，赤壁烧兵此夕同。
欲赋招魂无典故，哀词惟唱满江红。
叶注：或曰赤壁之役，恰是此日。
招魂，典出《楚辞》中的一篇，古人有的认为是宋玉“怜哀屈原忠而见弃，愁满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而作。
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叶调元重来汉口，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口竹枝词》刊印的11年时间，是叶调元潜心创作竹枝词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客居汉口的叶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一位汉口人，他记叙山川河流、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市镇变迁；他融入市民生活，体验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写出了极具汉味的众多诗作。尽管叶氏的意识深处怀有抹不掉的古越文化情节，但《汉口竹枝词》的主要诗作，却是坚持对汉口风情的如实记录。
叶氏的《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
卷一《市廛》，从汉口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码头的分布，上街与下街宅宇的不同，写到“九分商贾一分民”和工商各业的种种情况，有的老字号的招牌和若干地名，今尚可考。
卷二《时令》，从正月初一的出方到岁终的封门钱纸，举凡四时节令、习俗、饮食与游戏等，无不包罗，可当一部“汉口岁时记”来读。
卷三《后湖》的一组诗篇，集中吟咏了在汉口历史上被称为“销金窝”的大众休闲游乐之区，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武汉地方文献《汉口丛谈》中没有谈到的。
卷四《闺阁》，既写贫家卖女、楚人嫁女、老夫娶少妇、孝女、妓女，也介绍了有产阶层妇女从头到脚的打扮，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是那时汉口的“妇女百态图”。
卷五《杂记》，更是五花八门，有“抬狗祈雨”的场面、盐商后裔的生活、潜水摸物的“水猫子”、戏班名伶的演技和拿手剧目，以及“僧尼道士巧生财”的记述。
卷六《灾异》，对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武汉淹大水和塘角大火的灾情，有详细介绍，使江夏、汉阳与夏口等县志书的有关记载相形逊色。
叶氏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很多方言俗语，他记录的老汉口风俗习惯，有些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能见到、接触到和使用，这是令汉口人感到最亲切的地方。
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
若非江汉能容秽，渣滓倾来可断流。
叶注：一云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为八大码头。一运每坊上下二码头，四坊合而为八。
汉口开埠为1861年，叶氏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印《汉口竹枝词》时，汉口还没有租界。所以二十华里是汉口镇从东往西的长度，当然，这是概数，而非实数。而就在这二十华里范围内就存在八个码头，其中的接驾嘴（集家嘴），四官殿码头至今犹存。
据说，1980年武汉修志时，市环卫局依据“若非江汉能容秽，渣滓倾来可断流”句，判断清代汉口垃圾的清运是向江中倾倒。
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
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
叶注：镇设二分司，自硚口至金庭公店，立居仁、由义二坊，属仁义司。自此以下至茶庵，立循礼、大智二坊，属礼智司。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为上八行头，齐行敬神在沈家庙。手艺作坊为下八行头，齐行敬神在三义殿。
坊，相当于今天的街道办事处。所谓上八头，在汉水一带沿河，下八头在长江沿江一带。
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
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叶注：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
“从来无土著”，点出了汉口移民城市的特点。“货到汉口活”，乾隆年间有官员在上疏中称，楚北汉口一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武汉通史》记载：“清朝中叶前后，汉口市场上已有商品十八大类，三百二十余种。据嘉庆十八年（1831年）统计，汉口人口达三万六千九百二十六户，十二万九千一百八十三人。”
上街宅宇住胡同，堂匾门灯气象雄。
乞食人稀行路绝，头门人守后门封。
叶注：守巷门者，每房金十两，另以一两给被，外加饭食、灯油之费，呼为“头门”。巷有后门，名“太平门”，非急难不启。
巷道特点曾有前后门、亦有朱门与乞食者之形态。汉正街过去住屋多为板皮房子，部分为砖木结构，少数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夏天还好过，一到冬季，寒风劲吹，雪花飞舞，屋里便相当冷。即便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居民还使用煤球（后改为蜂窝煤）做饭，兼作取暖，条件好点的家里放个烘火盆（陶瓷或铜制的）或者烘笼，烤烤手脚取点暖。晚上睡觉，条件好的放个铜质捂脚壶用棉布包着暖被窝，没条件的，则用医院用过的调盐水、葡萄糖的玻璃瓶捂脚。
大江浪起白头鲜，划子随风一叶颠。
数尺黄旗桅上挂，往来游弋救生船。
叶注：敦本堂红船奉宪救生，每值风浪，游弋江中。
“敦本堂”属清代民间设立的善堂，专事江上救生，安顿溺亡者等事宜。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打捞救险至今既有国有的，也有民间的。武汉市现在就有民间救捞队，专门在汉水和长江中救捞遇险人员。
四通八达巷如塍，路窄墙高脚响腾。
行客不须愁夜路，纵无月色有天灯。
乾隆九年（1744年）汉口正街从硚口至集家嘴全部铺设石板路，材质是长宽约三尺乘一尺的花岗岩条石，穿硬底鞋走在上面便会“脚响腾”。这些条石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拆除，改造为柏油路面，部分条石后作为了马路边沟石。现在，汉口保存完整的石板路街道为药帮巷。
奴婢开门打一千，大红封子赏银钱。
空心火腿真难吃，发得财来再拜年。
叶注：打千俗谓之“卖火腿”，亦曰“夹剪”。
打千这种清人的风俗礼节，随着清人入主中原而得以流传，可见权威与时间的力量之所在。旧时满族男人相见时敬礼为“打千”，右手下垂，左腿向前屈伸，右腿略弯曲，汉口人俗称其“卖火腿”。“空心火腿”是说客人不能平白无故接受奴婢的敬礼，必须给赏钱。所以说“难吃”。这句俚语表现了汉口人的幽默，善于调侃。
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餐饭可忘。
切面豆丝干线粉，鱼餐圆子滚鸡汤。
叶注：初一、二、三不吃早饭，以吃面为便，绿豆粉和米粉摊成片，切为丝，名“豆丝”，土人嗜之。
叶氏在其竹枝词里对汉口的过早、过中、宵夜都有描述，抓住了汉口人饮食习惯的特点。这篇过早词里，过早的种类十分详细，这些豆丝、线粉、鱼餐圆子至今还是汉口人过早的主食。
四官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
夹道齐声呼活的，谁家不费买灯钱。
叶注：两处乃灯市集场，卖者不呼灯名，但呼“活的活的”。
四官殿的架子——活的，是汉口民间的歇后语。此处表明的出处，是说花灯扎得像活的。老人们还流传一种说法，“活的”指的是舞狮的架子，玩得像活的一样。
三三令节重厨房，口味新调又一桩。
地米菜和鸡蛋煮，十分耐饱十分香。
叶注：俗呼荠曰“地米菜”，三月三日以此煮鸡卵食之，云可明目。
三月三，用地米菜煮蛋，武汉的民间习俗，据说可治头痛。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中秋云是闺人节，瓜果中庭礼月华。
一路送瓜图热闹，不知喜信应谁家。
叶注：俗以端午为小儿节。中秋为妇女节，有送瓜、洗眼、摸秋、叠瓦塔等俗。
“摸不到秋”，至今还是汉口人的俚语，指“搞不清头绪、抓不住问题实质”。叶氏在这里告诉我们，“摸秋”是中秋节夜晚偷偷摸摸偷秋南瓜，盼子得福而来。
团年酒罢醉昏昏，黄纸封条户上扪。
从此双扉敲不启，穷家也说闭财门。
开财门与闭财门，都是过去汉口人过年时必做的仪式，现在已很难见到。叶氏记录的汉口习俗包括：摸秋、逢卯吃新、喝雄黄酒、洗百草汤、请春酒、拜年贴、封门纸等。过去的人信奉“举头三尺有神灵”，对神灵敬畏三分。小时候打雷下雨，外婆便将我们拢在一起，抱在怀里，她不住地叮嘱我们：“别出声，龙神过。”旧时人们迷信，大多因人类对大自然缺乏了解，缺乏抵御能力所致。因此而祈望菩萨保佑，遇事图吉利，讲禁忌。人们对天道敬畏，进而自觉行善，做好事，以回避灾祸。
鼎锅水沸自如波，三碰茶呼渭水河。
更有下茶诸果品，提篮闲汉似穿梭。
叶注：红梅、香片、珠兰共点一碗，名曰“三碰”，隐语曰“渭水河”。盖以访贤之戏，文王三遇别人而后见子牙也。酱菜、糖食、果品、点心，提者、捧者，往来不绝，或喜其止馋，或恶其扰静。
“鼎锅”是汉口人最熟悉的厨房器具，现在基本看不到了。鼎锅用生铁铸造，口阔比脸盆稍小，高约30厘米，下部为圆锥形。鼎锅何止烧水泡茶，汉正街人家用它烧饭煮饭的不在少数。原汉正街久康里巷子口有个项顺发炒房，新中国成立前做生意置下两个门面，炒房为两层砖木中式建筑，前面二层为走马楼，一楼为厅堂店铺，后面是厨房，楼上一屋老小居住。生意人讲究人丁兴旺，传宗接代，尤其要个儿子，既撑门面，也好继承遗产。项顺发夫妇一连生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孩，第六个是男孩，取名项有根，不想染上小儿麻痹症，伤了一条腿。项家再生一个小孩，又是个男孩，取名项长根。但是接下来还是两女孩，至姊妹兄弟9人。20世纪60年代后不让做生意了，项家陷入困境，吃饭时，堂屋放一大砵子腌菜，一屋十几口人排队打饭，一圈下来，一鼎锅白米饭被挖一大坑。
涂家孝女养孀亲，剪纸成花巧夺春。
手执惊闺沿户卖，货郎谁识女儿身。
叶注：其人黑面微麻，言笑端谨，立志养母，不肯字人。
老汉口的手艺人，很多是穿街走巷的行商。这位涂家姑娘，剪纸技艺超群，竟能谋生赡养老母亲。她沿街沿户游走，就是靠摇响手里拿着的“惊闺”，一面小铃鼓，大声喊叫来招揽生意。直到20世纪中期，这种叫卖依然随处可见，像卖印色油的和回收废玻璃的亦是如此。卖印色油的有位50岁左右男子，他声音极细，喊一声“印色油”扭一下，总有帮孩子跟着看热闹；收废品的则喊：“玻璃皮卖、牙膏皮子、药水瓶子卖。”显然，是当时玻璃和制牙膏的铝材紧俏所致，后来坊间改其为“剥你皮卖”。汉正街巷子窄，走路都有回音，何况喊？所以绝大多数行商用响器，人们听到声音，便知道是做什么的。比如，磨剪子戗菜刀的，便是手拿一串像快板一样的铜器，一路走一路打；卖糯米行糖的便是在箱笼上挂面小锣，走几步，敲一下；修脚师傅，则是用四片半尺长的竹篾片做成方框，中间穿根铁丝，铁丝上串上两枚铜钱，师傅拿在手里前后一摇，发出的就是修脚匠的固有响声。修脚响器还有段谜语：四四方方五寸长，我请铁匠打中梁。五爪金龙轻打起，惊动万岁两头忙。
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
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
叶注：俗呼山陕人曰“老西”或曰“胯子”，彼帮性嗜葱蒜，天雨不着钉鞋，袍子必用羊头，习俗然也。
20世纪50—60年代，类似的这种雨鞋在汉正街上还能买到，商家用桐油将鞋子刷成“油皮面”，镶在一块类似木拖鞋的鞋板上，样子很像日本人的木屐，汉口人也称之为木屐。下雨时，穿鞋的脚套进木屐，在水中行走可避免打湿鞋。
算盘眼色不须精，拉得豪商便出名。
高底镶鞋尖顶帽，如今刮器是官人。
叶注：近日学生意者不过如此。俗呼体面曰“刮器”，或取刮垢磨光之意。
汉口老人见人漂亮，称之为“刮器”。原来这“刮器”是“将器物削刮打磨光鲜”之意而来，也是“亮瞎人的眼”了！
檐靠芦梯地撒灰，上筵下席设双台。
偷荤鼠子留行迹，共说亡魂昨夜回。
叶注：回煞俗呼“回殃”，芦杆作梯，倚于屋檐，云亡人由此而下地，或撒灰以验足迹。
亲人故去，守孝三天，以迎接回来的亡灵。至今这规矩一直延续下来，但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其忽视者有之。一位汉口小伙子，其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天，第一天就熬了个夜，但第二天一早去剃了个头，一进门，大哥当头一巴掌，打得昏头昏脑的。原来，他大哥知道规矩，他不知道。
得罗形状似莲蓬，引以皮条旋若风。
越转越鞭鞭越转，一时忙煞众儿童。
叶注：得罗刻木为之，平头尖底，皮条缠之，引放于地，旋转不已，少缓则鞭之，古名“千千”。
“得罗”，从叶氏时代的1850年左右汉口就有了，现在书面语言以“陀螺”占了上风。汉口的得罗与长江和汉水有关。旧时汉口因依畔江河而兴，河里的帆船扯帆时，依靠木轱辘上下滑动，汉正街沿线便出现成排的生产轱辘的车匠铺。车轱辘为人工操作，车匠骑在形似长条凳的车架上，双腿上下蹬踏系有皮带的踏板，带动木材料旋转，用道具削刮出成品，有点像今天的机床。车匠铺后来装了马达，改为机械操作。车匠们将多余的料子顺手车成大小不一的得罗，摆在门口售卖，所以，过去汉正街上的孩子们买得罗就到车匠铺。
洗衣切莫付贫婆，绽石粗砂把垢磨。
明垢虽除阴垢甚，男女衣裤一盆搓。
叶注：凡洗衣，褂裤八文，长衫加倍，看似干净，实则污秽不堪。
汉口妇女洗衣服，用“绽石粗砂”的，就是现在60岁上下的人也没见到。“一盆搓”：有洗衣机之前，武汉人洗衣服在脚盆里放块搓板，将衣服打上肥皂，在搓板上搓去污垢。现在，搓板已退出历史舞台，再过些年，恐怕可“申遗”了。
蒸饭须防手法疏，太干太湿味无余。
米汤可惜浓如粥，只好浆衣并喂猪。
沥米汤的甑子饭，继高压锅出现之后已经消失，现在在餐馆里还可吃到，一小木桶十元不等，可供约六人吃一顿。20世纪80年代之前，汉口人还保持这种煮饭法子：将米煮到七成熟，捞到筲箕里，沥尽米汤，再把米放到蒸锅里蒸熟。武汉人将蒸锅称之为蛊（gǔ）子。米汤还有用处，除了可以喝，还可浆衣服。穿皱了的棉质衣服，经米汤一浆，晒干后质地坚挺，穿在身上有精神。谈朋友的出门，大多会先浆衣服。
皮帮讨账异他帮，掷碗拿刀似发狂。
身着裘裳应自笑，要装体面倒装箱。
叶注：避人者俗呼“装箱”。皮账、馆账最难欠。然善欠者付之不见不闻。
叶氏描写欠债躲债的诗有好几篇，看来那时的“老赖”也不少。“装箱”，武汉人现在发音为“装洋（yáng）”，也有说“装马虎”的。意指：明明知道，假装不知道。
一树梨花傍海棠，百般趋奉不相当。
开笼放雀囊空后，拖艞年年有几场。
叶注：老夫娶少妇，受累不一，此特举其一端耳。其求去之辞曰“开笼放雀”，暗地卷财，主人不觉，乘间私逃，兴讼索人，俗语总括之曰“拖艞”。
“拖艞（tiào跳）”本意是拖去跳板，这里是指少妇卷财私逃。至今，武汉人发音有变更，已说成“抽跳”，本意是抽去跳板，实指不守信誉、釜底抽薪、拆别人台。河里抽了跳板，人就掉水里了，汉口人生发这句俚语，绝对与畔水而居有关。
下流生意是装烟，不论生人也拍肩。
一度逢他抽两口，每逢三节始开钱。
叶注：茶坊酒馆，各街各巷，无不有卖水烟者，手捧鸟枪逢人便放，率以两三袋为限，熟者三节还钱。
武汉人有句老话：“痞子怕绵缠。”遇上这等“装烟”的，也是无语了。
客行客栈作生涯，雨打风吹陌上花。
一度春风钱数百，龙家巷里认奴家。
叶注：上街者曰“妖姑”，龙家巷其所居也。
妖姑意指妖里妖气的女人，武汉人通称“婊子”。旧时武汉人有句骂人的话“妖姑养的”，便由此而来。也有“婊子养的”，是一样的下流话。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
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二三更。
叶氏的这首诗，曾被武汉文史界学者多次研究，其中涉及花鼓戏进城时间、花鼓戏被清廷禁止演出的史实、“土荡”在道光年间的地理位置等。土荡，在今民众乐园西侧统一街政府辖区的土档巷附近。清同治三年（1864年）汉口未修筑城墙以前，这里叫土档水码头。由此坐船西行，出硚口可到小河。向东走过西板子桥（今江汉路口中国银行附近），经十八淌入府河，可到黄陂、孝感。
土荡湖半夜的黄孝花鼓戏
旧称哦呵腔的黄孝花鼓戏，起源于清代中叶道光年间黄孝乡村民间，百年来一直离不开“乡村爱情”，1926年，黄孝花鼓戏才“招安”为楚剧。1830年前后的黄孝花鼓戏演员都是业余的，他们“农忙种田，农闲演戏”，乡民们说这些班子“春紧夏松秋垮台，十冬腊月又重来”，是临时的班子。到了1840年前后，这些临时班子渐渐发展为职业班子，但剧目简单，戏份不多，只是一些生活折子戏，观众们看多了便调侃：“花鼓戏开了锣，不是《喻老四》，就是《张德和》。”但是，黄孝花鼓戏毕竟发端于民间，反映了他们身边熟悉的生活，比如“喻老四”，就是爱上了雇主家的女儿而不能释怀；“张德和”，则是受妹子挑拨而休了媳妇，这些乡间爱情故事总是让乡民们百看不厌。
有观众就有市场，100多年来，黄孝花鼓戏剧目越来越多，众多名角成为观众的偶像，那时的“追星族”编了很多顺口溜，挂在嘴边赞颂：“喝汤要喝黄鸡母汤，看戏要看严汉江”“吃鸡要吃鸡侉子，看戏要看陈哈子”“吃米要吃湖南米，看戏要看刘双喜”；“不怕你唱得喉咙出血，唱不倒郭河峰的《董永分别》”。这《董永分别》，讲的也是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纠葛。
叶调元说花鼓戏有点“浪语油腔”，这比武汉人说“油腔滑调”还要“色”一点，当年，花鼓戏班子淌划子，半夜三更到土荡湖唱戏，便与“浪语油腔”有关。当时，大清朝廷官员认为花鼓戏有伤风化，不准进城演出，不知道是否歪嘴巴吃辣椒——假正经？反正艺人们没法子，只得半夜搭场子，三更开锣，但是，土荡湖的“票房”三更半夜照样火爆，这是由不得人的。
俗话说，水火无情。在《汉口竹枝词》里，叶氏在卷五《灾异》里专门对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武汉淹大水和武昌塘角大火进行了详细描写。
汉口地处水乡泽国，濒临长江汉水一端，汉口后湖一带为湖泊沼泽，居民大多“结台墩而居”。所以，在叶氏所处的清嘉道年间，沿河沿江一带的房屋很多筑成临水吊脚楼，以防潮和抵挡涨水。正街一带则为院落式民居及商住混合住宅，这些房屋大多为木结构，部分为砖木混合。沿湖一带的台墩上均搭建茅草屋，当洪水来袭，人们会弃屋而去，大水过后，再行复建。汉口的房屋及街市既怕火，也怕水。如遇大水，则为灭顶之灾。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武汉淹大水时，叶氏穿街走巷，记录了很多汉口灾民的生活细节及水灾惨状。
玉带河边百万楹，北风吹水梦魂惊。
可怜人逐波涛去，隐隐犹闻救命声。
叶注：堤后有堑，名玉带河。
玉带河：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口镇后修筑了一道长堤，（在今长堤街一带）；紧靠长堤外，又修了两丈宽的用以导泄汉水入江的人工河——玉带河。
岁当己酉水弥凶，板艞难拖走路穷。
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
叶注：富人多迁江夏，贫户始则无财，继则无路，待毙而已。
己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江夏即今天的武昌，比汉口地势高，所以淹大水时，汉口的富人多搬到武昌去。
月余大雨似盆倾，檐际长闻瀑布声。
汉水不消江水涨，人家百万水中萍。
叶注：闰四月末至五月末，大雨如注，止晴三日，江汉陡涨，大于戊申六尺。
水中萍，房屋在水中像浮萍样漂浮，汉口茅草屋遇大水的必然结果。
各码头分义渡船，送迎宛似驿车传。
路程里许更三渡，既费工夫又费钱。
叶注：五月廿一罢市，廿七日大街始置义渡，分地设档，约半里而换舟，拥挤不行，勒索百出。
义渡船：旧社会地方上在淹大水时设置的公益渡船，名为“义渡”，实际上多为有权势者把持，乘人之危，百般勒索。
最下人家屋宇颓，墙头屋角过船来。
可怜水退重来访，破瓦零砖土一堆。
叶注：此则十有二三。
最下人家，穷人、弱势群体，房倒屋塌。
租船日费二三千，妇女儿童最不便。
两扇舱门深夜闭，水中居住火中眠。
叶注：船居之热，甚于楼居。
长江发大水均在夏季，在长江边火炉之城武汉，炎夏栖身船上，其状可想而知。
不幸人家遇死亡，棺车无街上中堂。
横扛直背忙收殓，半在渔舟半汉阳。
“半在”句：水灾淹死了人，处理后事也有贫富之分。一般家庭将死者用船拖到远处水葬，有钱人家则把尸体运到汉阳某山头埋葬。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十九日二更后，武昌府塘角地方货船失火，延烧盐船，自尾四五帮烧起，一直烧到头帮，风狂火烈，直到第二天天明仍未熄灭。当时在岸盐船共计六百几十号，共烧毁四百余号。烧死、溺死人员无法清点。这场大火被烧毁盐船均为交过岸费之商船，合计毁去盐二十六万余引，钱粮盐本为本银五百余万两。当时扬州盐商资本银不及一千万两，众扬州盐商“闻之魂魄惧丧，同声一哭”，群商纷纷请退。叶氏对这次塘角大火写下了六篇词作，对受灾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火灾庚午已无伦，乙巳年中又一巡。
争似今年塘角火，既伤财物又伤人。
叶注：嘉庆庚午道光乙巳皆大火。塘角在省垣之东，各船停泊，汉口之所也。今年己酉冬月十九夜丑时尾，五帮起火，烧至首帮，辰正方熄。
“庚午”：指嘉庆十五年（1810年）。当时汉口发生一场大火。“无伦”通常作“无与伦比”，指庚午年那场火很大，此前没有火灾可与其相比。“乙巳年”指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己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帮起火”：用粗绳、竹缆或铁链将许多船只连在一起，称为一帮。这里说最先起火的是第五帮船队。
七十帮连廿里遥，每帮约计卅余舠。
铁猫竹缆连环锁，釜内游鱼何处逃。
叶注：计焚大舟五六十号，小者不计，那时风狂月黑，波浪如山，即出帮者也遭沉溺，真天数也。
“舠”（dāo，刀）：指形如刀状的小船。
半随流水半成烟，半入泥沙半压船。
一月漉将尸数万，几人肢体得完全。
“漉”（lù路）：打捞的意思。
西风力劲火扬威，锦壁牙樯化蝶飞。
收拾油盐柴米炭，火神作恶水神肥。
叶注：各船货物，约值三十余万。
“锦壁”：用锦缎装饰的船舱板壁。“牙樯”：用象牙制作的桅杆。这也是对船的夸张性描写。
赀财千万作灰扬，富客豪商气不狂。
九九归原谁受累，大东道主是西帮。
叶注：塘角无与于汉口，汉口之性命存焉。火灾无与于票号，各行之倒账归焉。
“赀”：同“资”。“西帮”：通常作陕西与山西商帮的合称，此处专指山西帮票号。“倒账”：收不回的账；“倒”，读上声。
作为一个在旧时代参加科举、累试不第，求取功名而不得的旧文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叶氏的作品中“杂糅了若干封建糟粕，如相信风水之说、轻视劳动人民、宣扬男尊女卑，对妓院的描写不惜篇幅等”。叶氏行走于富商巨贾常去的花街柳巷，情趣也不免“啼笑巧随歌舞变”，也有荒腔走板的时候。以至于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口竹枝词校注》时，“责任编辑便建议删去了其中涉嫌黄色的两首”。当时这本书出版时，“实际存诗290首”。
在叶调元292首词作中，部分词作的“落笔欠妥”瑕不掩瑜，《汉口竹枝词》不失为一本对汉口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扫描的珍贵书籍。叶调元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创作了近300首竹枝词，把清代中后期汉口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描绘下来，留给了后世，让今天的武汉人永远记住了他。
这正是：
鹤楼里巷久闻名，咏唱江城叶有声。
汉上情缘犹未了，几度访贤向浙行。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