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步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件·开元盛世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对历史进步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件·开元盛世

705年正月,武则天重病,宰相狄仁杰计议,由张柬之联络武将李多祚等人率兵入宫斩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则天嬖臣),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恢复唐国号。十二月武则天去世。中宗复位后,皇后韦氏与其女安乐公主弄权,竟暗中刺杀了中宗,韦氏临朝。李旦子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引兵入宫杀死韦后及安乐公主,拥立睿宗李旦为帝,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又专朝政。712年,李隆基在姚崇、宋璟等人支持下,率禁军杀死太平公主门下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太平公主亦被赐死于家,党羽死者数十人。李隆基继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唐明皇)。唐玄宗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基本上澄清了武则天去位以来唐政权内部的问题,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得到了暂时缓和,社会沿着唐太宗、武则天所开创的局面继续发展,开元时期,成为唐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发展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唐太宗在姚崇、宋璟、张说等人协助下,进行了许多整顿和改革。唐玄宗改革了统治制度,整顿了统治机构。723年,根据张说的奏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内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并增置翰林学士,选心腹人员充任,专掌内命,以拜免将相,号令征伐,加强政权中枢机构的统治效能。对于地方上的行政组织十道改为十五道,并将其制度化地固定下来。对于各道的行政人员也进行整顿,对于基层的县官也进行调整、考核,并加强监察。唐玄宗还对官员编制进行定额,不断更新调整,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开元时的《唐六典》即为当时行政法,其中明文规定各级机关组织建制、职权范围及人员编制。为了不断地更新充实各级官员,唐玄宗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对于明经、进士二科,玄宗进一步确定了其考试的内容与方式,规定两科考试都必须经过初试、再试和三试方可决定录取与否。针对府兵制的崩溃,唐玄宗改行募兵制。723年,玄宗从关内招募十二万军士,充作卫士,名“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从而代替了有唐以来府兵轮番宿卫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实践,737年,玄宗下令全国,改“长从宿卫”为“骑”,代替各地镇兵。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消耗于往来路上的大量社会劳动因此而得以节省。雇佣兵既可吸收社会失业丁口,缓和社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对改善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唐玄宗还相应地调整了地方军事行政领导,设置节度使,以加强控制地方与边镇。玄宗时期设立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岭南、北庭、平卢十个节度使,负责一个地区的军政领导,统领数量不等的军队,维持地方秩序,保卫边疆。这是地方军事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玄宗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721年,玄宗委任宇文融为劝农使,并许其奏置判官,分行全国各道,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亡的户口,令限百日内所在自首,或归业或附籍,违期法办不赦。结果总计诸道刮得钱数百万贯,逃户八十万余,田数也有八十万顷。734年,玄宗又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从事漕运改革。唐初漕运由于三门峡之险的阻隔,路途险远,多风波覆溺之患。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裴耀卿于汴河、黄河相交点置河阴仓(今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凡江淮漕船,运至河阴即卸交返回,由官府雇漕船转输于集津,再陆运至三门仓,避开三门之险以后,再运往关中。节级运输的实行,既增加了运量,又节省了运费。总计三年,运粮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与此同时,玄宗又采纳了牛仙客的建议,将沿边诸州“知籴”旧法在西北地区广泛推行,使关中积粟与日俱增。唐玄宗还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农业生产的因素。一是拆除权要之家在三辅一带设立的碓硙,以利灌溉;二是积极救灾,山东、河北发生蝗灾,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遣御使督促州县大力捕蝗,减轻了蝗灾;三是大兴屯田,建军屯992所,垦田500万亩;四是整顿均田制,缓和占田不均的状况。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堆积如山,甚至达到“陈腐不可较量”。各州县也十分殷富。

唐玄宗还淘汰僧尼,压制佛教势力。当时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教势力发展很快。僧尼不纳租赋,影响政府税收;建寺造像又浪费人力财力;同时,寺院兼并土地,又造成农民土地不足,引发社会动乱。玄宗继位以后,恢复了道教优先地位,下令淘汰僧尼,强令还俗者一万二千余人。同时下令禁止创建佛寺,民间不得铸佛像,抄佛经,并没收了天下寺观法外兼占的土地。玄宗即位初期还提倡节俭与薄葬,以免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达到了最高峰。伟大诗人杜甫曾在《忆昔》中对开元年间的富庶景象进行了写实性描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经济的繁盛突出地表现在人口和疆域上。据天宝十三年(754)户部统计,全国户数达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七,已经超过了隋朝最盛时期户口数,比贞观时户数增加了两倍,达到了唐朝乃至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高的户口数字。而“盛世气象”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此时唐之疆域。此时唐的疆域东至安东(东北辽宁),西至安西(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南至日南(越南广治),北至安哥拉河和贝加尔湖一带,已超过汉代极盛时期。在这广阔的领域内,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利用,据杜佑据当时纳税数目估计,政府所掌握的全国耕地总面积约为620万顷。实际上,天宝年间的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开元盛世是唐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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