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及特征

明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及特征

明代文学既是对元代文学的承续，也是对清代文学的开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有的学者认为，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明代前期文学“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明代中后期文学则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②。从中国文化整体变迁的角度来看，大约从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文化无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态势，这一态势的总体趋向是渐变性地朝向近代化的文化变革。而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以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同样“充分地显示了文学正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①。

同以往各时代相比较，在世俗化激发下的雅俗文化互动是明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说唱文学、戏曲、小说等为代表的俗文学在宋元时期崛起后，到明代逐渐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学创作潮流，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正统的雅文学与非正统的俗文学既相互抗衡，又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前所未见的文坛格局。一方面，诗、文、词等雅文学虽然显现出不可抑止的衰微趋向，但仍然风格多变，流派迭出，声势浩大，一直固执地占据着文坛的正统地位;同时，说唱文学、戏曲、小说等俗文学蓬勃兴起，大有凌驾于雅文学之上的气势，但却一直无法摆脱“末技”、“小道”的非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纷纷染指戏曲、小说创作，携来他们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促使俗文学逐渐文人化，这既大大提高了俗文学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也不可避免地使俗文学逐渐脱离民间文化的沃土;同时，文人文学受到俗文学的波染，也逐渐出现通俗化的趋向，追求世俗之趣。于是，作品题材重日常琐事，艺术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风格尚俚俗明白，审美效果讲赏心悦目，这不仅是俗文学作品的艺术趣味，也成为许多雅文学作品的艺术趣味。

从明中叶开始，文人士大夫在理论上愈益明确地肯定俗文学的价值。在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先后交口称扬民间歌谣，李梦阳还第一次将《西厢记》与屈原的《离骚》并列(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一九《曲序》)。在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将《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欣赏其独特的叙事艺术(李开先《词谑》)。万历以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更热烈地为俗文学大声疾呼，着力提高戏曲、小说的社会地位。李贽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章，《西厢记》《水浒传》也是“古今至文”(《焚书》卷三《童心说》)，又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周晖《金陵琐事》卷上)。从万历九年(1581)辞职后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间，李贽潜心读书著述，“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司马迁)、班(固)之篇，陶(渊明)、谢(灵运)、柳(宗元)、杜(甫)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七《李温陵传》)。其中包括《西厢记》《水浒传》的评点，影响极为深广。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等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戏曲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认为戏曲演出是“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四)。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相提并论，称《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为“逸典”(《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八《觞政》)，并推崇《水浒传》“文字益奇变”(同上，卷九《听朱生说<水浒传>》)，称赞《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枚乘)《七发》多矣”(同上，卷六《董思白》)。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也从教化功能出发，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都不如小说“捷且深”(《古今小说》卷首)。他还对民歌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在整理编辑民歌时明确地抱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宗旨(《序山歌》)。

万历年间以后，文坛舆论大力宣扬的是“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创作倾向，提倡作家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极摹“世情”(凌濛初《拍案惊奇序》)，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的语言(冯梦龙《挂技儿·别部》)，提倡文章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冯梦龙《古今小说》卷首)。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同当时市民阶层的壮大、新的读者群和作家群的形成、文学的商品化倾向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戏曲、小说和各类通俗文学创作和传播的空前繁荣。

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推动和刺激了雅文学向通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逐渐趋向文雅化，这种雅俗文化的互动成为明中后期文坛新变的重要动因。例如，从李梦阳到徐渭，再到袁宏道、张岱等，在俗文学的启发、滋润下，创作了一大批通俗如话、自由活泼、俗而有趣、浅而不俚的诗文作品。袁宏道干脆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尤足乐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伯修》)流风所向，以至清初王夫之批评说：“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又如，元明之际“鄙俚浅近”的南曲戏文(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在明中叶文人参与改编与创作后，演变为文雅的传奇戏曲。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的编辑、改写或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在创作意趣、题材取向、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也越来越趋向文雅化。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交融渗透，大大改变了作者队伍的面貌，造就了一批雅俗兼长的新型作者群。例如李开先、吴承恩、徐渭、屠隆、汪道昆、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他们为明代文坛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交融渗透，也双向地重塑了雅文学和俗文学各自的审美风貌，俗文学的文雅化和雅文学的通俗化成为明代中后期突出的文学现象。

文学思潮与哲学思潮的联姻，是明代文学的又一显著特征。

与专制极权政治相表里，明初的思想文化控制也变本加厉。洪武帝朱元璋在思想文化上画地为牢，极力倡导程朱理学一家学说。他指示刘基沿袭元朝“皇庆条制”制定科举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并明确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清阙名《松下杂钞》卷下，又见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二四引万历三年[1575]敕谕)朱元璋还设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朱熹)之学，令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丘浚《设学校以立教三》，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六)。所谓“关、闽、濂、洛”，指的就是宋代理学的正宗——程朱理学。永乐帝朱棣秉承父志，更是极力推行程朱理学。永乐十二年(1414)，他下诏令儒臣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次年(1415)，书成进览，朱棣亲自作序，随后命礼部刊赐天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废“皇庆条制”所定注疏不用，“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三部《大全》的纂修和颁行，欲使天下之人“家孔孟而户程朱”(胡广《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程敏政《明文衡》卷五)，标志着朱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其意义决不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在明前期，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明人何乔远说：“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因此，“有质行之士，而无异同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学”(《儒林记》上《名山藏》)。杨慎形容在朱学影响下思想文化界的迂腐卑弱竟至于“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升庵集》卷五二《文字之衰》)。

伴随着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逐步确立，宗经、载道成为明前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刘基明确提出“文以理为主”的思想(《苏平仲文稿序》，《苏平仲文稿》卷首)。宋濂在《徐教授全集序》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将“六经”作为文学的本体，从终极意义上确定了文学的基本内蕴(《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在《文说》中，宋濂还提倡“明道之文”、“立教之文”和“辅成化俗之文”，重视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同上)。方孝孺在《读朱子感兴诗》一文中，特别强调诗歌“增乎纲常之重”和“关乎治乱之教”的作用(《逊志斋集》卷一○)。程朱理学如流四注地渗透到文学家的思想和创作之中，不仅派生出八股文、道学体诗、教化派戏曲等文学流派，而且影响到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的主题确立、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①。

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整个思想文化界开始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王守仁“范围朱学而进退之”，以陆学的本心论为主，兼取朱学的理欲、理气论，又参透禅宗思想，加以熔铸，“别立宗旨”，脱胎成为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他提出“心即理”、“致良知”之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文成公全书》卷四《文录·与王纯甫二》)，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同上卷八《文录·书朱守乾卷》);同时把“唯圣人能致”的“良知”本体下降到人人皆有、圣愚皆同的普及地位，指出“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同上卷二《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为了推广“心学”思想，王守仁创建书院，积极进行社会普及性的讲学实践。于是，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三一《列传》第一一九“赞”)，形成书院讲学热潮，彻底打破了成化、弘治以前学术文化的暮气沉沉的僵化局面，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诚如焦竑所指出的，王学一出，“闻者霍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澹园续集》卷四《国朝理学名公祠记》)。

此后王守仁心学流布天下，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在王学诸流派中，尤以泰州学派最富叛逆色彩，先后出现了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等著名的思想家。泰州学派的思想深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但是却更加离经叛道。他们质疑盲目地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李贽《续焚书》卷四《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他们宣称：“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艮《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他们提倡“绝假纯真”的“童心”(同上卷三《童心说》)，肯定“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把“私欲”的价值推向了极端。在泰州学派的鼓荡下，肯定人的私欲，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世俗享乐，形成明中后期一股主要思想文化潮流，弥漫于整个社会^①。

随着王守仁心学的流布，一股“主情”(即主张以个人的主观心灵、真情实感为文学的本源、对象和功能)的文学思潮，在明中后期席卷文坛。李贽以崇尚“自然之性”为基础，倡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徐渭主张：“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徐文长三集》卷一九《肖甫诗序》)汤显祖宣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一《耳伯麻姑游诗序》)屠隆说：“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鸿苞》卷一七《文章》)袁宏道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叙小修诗》)袁中道说：“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各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珂雪斋集》卷一一《中郎先生全集序》)谭元春强调：“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谭友夏合集》卷八《汪子戊己诗序》)于是，在文学创作上，作家的主体意识明显加强，写物欲、写时俗、写性爱、写闲情蔚为时尚，肯定人性、放纵个性、歌颂世俗的享受和欢乐、向往个体人格的自由与平等成为鲜明的审美理想^①。

作为心学思潮的反拨，万历年间以顾宪成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鼓荡起一股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在政治思想上，东林学派反对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积极地“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以期革新朝政。他们一方面积极肯定“清议”的必要性，主张以“清议”约束当政者，认为：“将长安有公论，地方无公论邪?抑缙绅之风闻是实录，细民之口碑是虚饰邪?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自反录》)另一方面，东林学派反对权臣、宦官及其爪牙，反对矿税与贪官污吏，主张改良政治，甚至把矛头指向沉溺于酒色财气之中的万历皇帝，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引李三才语)在学术思想上，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顾宪成“论学以世为体”，反对“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主张念头要“在世道上”(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高攀龙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高子遗书》卷五《东林会语》)。到天启、崇祯间，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几社名士接武东林学派，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均见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陈子龙致力研究“时王所尚，世务所急”的“实学”(《皇明经世文编序》)，编辑《皇明经世文编》。还有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积极从事自然科学活动，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如徐光启提倡富国强兵之旨，编撰《农政全书》，引进西方历法、数学，徐弘祖在《游记》中倡导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出“成务”在人的科技观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明后期的实学思潮一直延续到清初，成为清前期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

在实学思潮的冲击下，明末文学家逐渐从主情思潮的狂想中清醒过来，正视活生生的现实政治，提倡求实致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忠诚的伦理救世思想。他们要求文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批判腐败政治、挽救民族命运、寻求社会出路的重任。如陈子龙在肯定“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佩月堂诗稿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学要“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同上《六子诗序》)。他认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痛斥“后之儒者”秉持“忠厚”诗教，“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同上，卷二一《诗论》)。这种求实致用的文学观念，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明中后期文人自我标榜之风大盛，于是集团林立，流派蜂起，门户角立，党同伐异，形成与唐、宋、元各代迥然不同的文坛风气，这是明代文学的又一显著特征。

明代初年，文人学士往往以审美趣味相结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兴趣型的文人社团。弘治年间前七子兴起以后，文坛上开始出现了明确地以文学主张相结合的文学流派，不同的文学流派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想上标新立异，争讼不息。到了万历年间，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大多指斥朝廷，臧否人物，互相攻讦，原本是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染上鲜明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政治性的社团，如明末的复社。总体上看，明代的文学团体大致可以归为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类^①。

在诸种类型的文学团体中，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往往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派别，互相争辩，此起彼伏。范景文说：“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范文忠公文集》卷六《葛震甫诗序》)如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卷一八一《李梦阳传》)，先后引起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从不同角度对他们的理论主张加以修正或批评。明代弘治年间以后的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批评史，可以说就是流派纷争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明代的流派纷争如此激剧呢?夏允彝分析道：“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岳起堂稿序》，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首)其实，操文章贵贱之权，在明初还是台阁公卿的专利，其下移是弘治年间前七子兴起以后的事情。王世贞称：“是二君子(指李梦阳、何景明)挟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师友之素，而夺天下已向之利而自为德，於乎，难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何大复先生集序》)清人陈田也说：“迨李、何起而坛坫下移郎署。”(《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可以说，操文章贵贱之权的下移和文学流派的兴起是互为因果的。正因为操文章之权的下移，使明代文人只能靠独自树立，才得以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他们就不能不“以同声相引重”，“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高自位置，互通声气，张大羽翼，激扬名望，这就造成了文学流派纷争的局面。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的纷争，固然造成标新立异、矫枉过正、分门立户、党同伐异的文坛风气，但是也同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新变。由于传统的宗派意识作祟和文人的主体精神张扬，明中后期文坛上的流派纷争往往走向极端，出主入奴，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形成一股劫持的力量，博取众人的附和，占据文坛的坛坫。如袁宏道批评后七子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叙小修诗》)后七子自居于正统正宗的地位，而以他人为旁门邪道，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习气。这种宗派习气，不仅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束缚了文学流派自身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从另一方面看，流派纷争的确有利于打破文坛的沉闷空气，催生各种新的文学观点，促使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并通过争论使不同流派的观点得以深化、发展或修正、折中。例如，前后七子倡导复古，其流弊形成模拟剽窃的风气，遭到时人激烈的批评，归有光斥为“不过剽窃齐梁之余”(《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七《与沈敬甫书》)。后七子中李攀龙拟古倾向最重，虽一时被奉为文坛主盟，但当时便已不能服众，王世贞《书李于麟集后》称：“而最后集刻行，则叛者群起。”(《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这种情势，不能不引起七子派对自身的文学主张进行反思和补救。如王世贞晚年深自反省，对当时拟袭的流弊多所抨击，说：“弘、正间，李、何起而正之，天下彬彬然知向风云。而其下者至或好为剽窃傅会，冀文其拙……若倚门之妓，施铅粉，强盼笑，而其志矜国色犹然哉?”(《凤洲笔记》卷六《明诗评后叙》)同时，他对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文学观点也提出异议，主张“以日新之与变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拟议者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与屠长卿书》)。兼容众说，务求通达，成为王世贞后期文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扩大了七子派的社会影响。与此相应，后七子派中年岁较晚者，如王世懋、屠隆、李维桢、胡应麟等人，也都不再墨守七子派的成规，而有所扬弃，有所变化，有所创新，纷纷提出“神韵”与“性灵”的文学观念，汇入晚明主情文学思潮之中。又如，公安派是从批评后七子剽窃拟袭中脱颖而出的，力排拟古狂澜，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叙小修诗》)。但在袁宏道去世以后，袁中道静观反思，对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已不是一味贬斥，对公安派流于俚易的弊病也不稍事姑容，而是力图在“独抒性灵”的基础上，融合七子、公安二家，扬长避短，各取所需(《珂雪斋集》卷一○《蔡不瑕诗序》)。

入清以后，流风不息，文人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也更加明确。文学流派的争奇斗艳形成清代文学的一大奇观。

注释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参见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① 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三章、第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① 参见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收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黄志民《明代诗社渊源考》,台湾《中华学苑》第11期(1962);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