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唯音哓哓。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毛传和郑笺都认为是西周初年的周公旦。他们主要根据《尚书·金滕》篇所记：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不服，散布流言诋毁周公，又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周公率兵东征，讨平了叛逆，保全了周室，但是成王仍有怀疑。“周公居东三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此说近人多不相信，许多选注本皆不曾采纳。因为从诗的内容看，与周公讽成王之事并无联系，不论古人怎样强为之解，都凿枘难合。就诗论诗，应该承认，它其实是一首民间创作的寓言诗。其产生时代，应在《金滕》之前，西周初期或稍后。
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她遭到鸱鸮的欺凌迫害所带来的种和痛苦，从而曲折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身受深重灾难而发出的嗟叹。
鸱鸮(音痴消)就是猫头鹰，她本来是益鸟，然而古人都认为是“恶鸟，攫鸟子而食者也”(朱熹《诗集传》)。其种属颇多。有人认为，似即今天生活在陕西、河南一带的雕鸮，为大型鸮类，夜间活动，主食鼠、兔及其他小鸟。古豳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其时雕鸮可能甚多。作者在这首诗里，显然是把鸱鸮作为邪恶强暴势力的象征，一开始就对它提出控诉：鸱鸮啊!鸱鸮!你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可别毁坏了我的窝巢啊!我辛辛苦苦，殷勤劳作，就是因为养育孩子才累病的呀!这一章可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听到这样悲惨的呼唤，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当时被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呻吟。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的子女可以被奴隶主贵族任意夺取为奴婢，奴隶的微薄家产可能被随便劫掠而毁荡。诗人把这种现象概括地比拟为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对当时统治者以及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有力揭露批判。
第二章主要写劫后的收拾。趁着老天爷还没有天阴下雨，我赶快飞到桑根剥取树皮，捆扎我那被损坏的门窗，你们树下的人们，还有能欺负我的吗?这一章表现了可怜的自救，也是微弱的抗争。覆巢之下，很容易有人投石取卵;破败之余，必须得自己奋力求生。简单几行文字，充满了血泪和愤怒，隐含着不屈不挠的意志。
第三章回顾自己经营室家的辛苦。我的脚爪忙活得够呛，我取来芦苇花垫窝儿，我积蓄了茅草，我的嘴已累得皴裂了，可是我的巢儿还没有弄好。这一章表面上是小鸟自述，实际上正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终日劳作疲惫不堪的窘况的写照。
第四章总括形容自己的憔悴模样。我的羽毛渐渐稀少了，我的尾巴干枯了，我的小巢儿危险极了，经常有风吹雨打受不了，我着急害怕只好大声呼叫。本章不但描绘了鸟儿的外形，还写出了心理，末句甚至模仿鸟叫的声音，简直维妙维肖。
在《诗经》中，以物比人或托物兴词的手法是比较常见的。但这首诗已不是通常修辞意义上的“比”、“兴”，而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寓言。作者把动物的某些生理特征和可能有的遭遇，与人类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借物寓人，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地揭示某种生活本质。作者笔下的鸟，既有禽类的特征，又有人类的感情。它有羽毛，有尾巴，会鸣叫，居往在树上，筑巢用树皮，垫窝用芦苇和茅草。可是它又有对亲子的爱恋，对疲劳的愁苦，对危险的恐惧，对鸱鸮的控诉和对路人的警惕。这两方面结合得自然、贴切，使读者并不感到勉强。这种艺术手法，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其他篇章中是不曾出现过的。就拿同样是借物比人对剥削者加以谴责的《硕鼠》来说，其批判比《鸱鸮》更为尖锐，但其抒写方式只是人对鼠讲话，主要说明人的一种感情和态度，并未描写鼠类的活动，主体是人而不是鼠。《鸱鸮》则全部写鸟而不曾写人，通篇都是鸟对鸟讲话和鸟儿的自述，并且写出了鸟儿的一系列动作和造成的结果，从而也就展现出一定的过程，具备了初步的情节性。因此，我认为《硕鼠》仍然属于比喻，而《鸱鸮》已是寓言的雏型。当代学者或称之为禽言诗、鸟言诗、童话诗，意思都差不太多。也有个别文章指责鸟类不能说“予手”。对这个问题，钱钟书《管锥篇》已列举众多诗句说明，在将动物拟人化的夸张中，此类细节是大可不必拘泥的。
关于先秦寓言的起源，有人追溯到《周易》，认为象《大壮》：“羝羊在藩，不能退，不能遂。”《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之类，已经是寓言故事。我以为《周易》基本上属于象征手法，它所选择的某些具体现象，可能意味着一定的哲理。但其现象和道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寓意并不确定，很难判断究竟是因象赋义还是以义取象;因而人们对《周易》的同一卦象和事例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理解。这和寓言之有意编造人或动物故事以说明既定观点是不太一样的。故尔《周易》中的某些生活片断，只能属于哲学家手中的素材，还不能看成文学家笔下的寓言。还有人把《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记“雄鸡自断其尾”，当成中国最早的寓言。其实那只有一句话，指出一种比较少见的动物自伤现象，还不成其为故事。当时人把它解释为“自惮其牺也”(自己害怕被捉去当祭品)，仅仅是猜测和附会，抑或故意讽谏;跟寓言故事中的能说话而且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动物形象相差较远。所以我认为，先秦寓言的第一篇，似乎应当从《鸱鸮》算起。
战国时期，寓言迅速繁荣起来，并且形成高潮，但都是散文，以诗的形式作寓言者十分罕见。《鸱鸮》作为《诗经》中的一首，它还具有与战国散文体寓言不同的民间歌谣体的特点。从句法看，它喜欢用重言和同型句式。如一开头连呼“鸱鹗”，和《魏风》中的《硕鼠》、《小雅》中的《黄鸟》一样，都是为了强化感情，提起注意。而象第二、三章连用八个以“予”字开头的同型句，在《诗经》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如《楚茨》：“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瘏矣，云何吁矣”等等，作用是一一备陈，显得周详全面，以加深印象。明人戴君恩《读风臆评》说：“连用十‘予’字，而身任其劳，独当其苦之意可想。”从用韵看，比较自由灵活，各章并不统一，不象《硕鼠》那样整齐严密。
这也许是由于它产生较早，或尚未经后人加工之故。第四章连用四个叠字：“谯谯”、“翛翛”、“翘翘”、“哓哓”以及叠韵词“漂摇”，显然是为了便于歌唱，都是自然形成，并非有意讲求。从语言风格看，朴素无华，毫不雕琢，但却准确鲜明。“通篇哀痛迫切，真哓哓之鸣。”(《读风臆评》)“收结作无聊不可奈何语，更警。”(李九华《毛诗评注》引《诗志》)个别字词今天不太好懂，在当时可能是比较通俗接近口语的词汇，和典雅庄重的《颂》诗风格迥然不同。
这种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诗，在汉代的乐府民歌中逐渐多了起来。象《鼓吹曲辞·汉铙歌》中的《雉子班》，假托老野鸡对小野鸡说话，诗中三呼“雉子”，第一次表示爱抚，第二次是叮嘱，第三次哀呼小野鸡被人捕走。实际上表达了被掠去子女的父母的悲切心情，其主题正是由《鸱鸮》生发而来。又如《汉相和歌·古辞》中的《乌生》，托为禽言，先叙乌儿惨死，次叙乌儿自责藏身不密，然后转念世情难测，鱼、鹿、黄鹄都未能免遭人的毒手，最后委之天命，调子比较低沉。《艳歌何尝行》写两只并飞的白鹄，一只中途有病不能相随，分别时互相嘱托。寄寓夫妻生离死别的哀伤，颇为感人，再如《杂曲》中的《枯鱼过河泣》，以鱼拟人，似是遭遇祸害者警告伙伴的诗。枯鱼竟能作书信，确是出人意表，虽然只有四句，却表现出活泼大胆的幻想。《蜨蝶行》写蝴蝶被燕子捉去喂小燕，从蝶的眼里看燕的行动，并用蝶的口吻叙述，手法也很生动别致。魏晋南北朝以后，由禽言诗又派生出禽言赋，并由民间创作发展为文人模拟。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杜甫《义鹘行》、韩愈《病鸱》、柳宗元《跂乌词》、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等等都是。宋元以降，代有佳作，历久不衰。这个悠久的历史传统，正是从《诗经》的《鸱鸮》篇发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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