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库斯科一下飞机，我就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一位披着金色的长发、穿一身红色衣裙的姑娘。当时，因为主人来不及介绍，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她。
以后，我们访问库斯科，登“山鹰”古城堡，参观山乡集市时，她都一直陪伴着我们。她看上去二十多岁，瓜子型的脸上闪烁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常常默默地在注视着我。平时，她沉默寡言，偶尔说几句话，也是轻声慢语，薄薄的嘴唇里两排雪白的牙齿微露即逝，显得文静而又温存。翻译向我介绍说，她就是库斯科省派来负责接待和陪同我们的。她的全名是亚历杭德利娜·卡尔德隆·佩雷斯，简称阿丽小姐，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将军。
与我同行的一位懂西班牙语的同志，还告诉我一个费解的问题，他说我们到达库斯科的当天，主人介绍阿丽小姐时曾告诉他，说阿丽是个很好的姑娘，但她的人生哲学却是不爱世界上任何人。这倒使我感到有点惊奇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使她这样年纪轻轻的人，竟信奉这样可怕的人生哲学!这颗年轻的心，真的是冰冷的吗?
在马丘比丘游览时，我注意到她同我们一起登山、照相、吃饭，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矜持了，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意，话也逐渐多起来。她似乎一直在细心观察我们每个人的举止，有时候也很有兴趣地倾听着我们谈笑。我们一位团员从悬崖上采摘一朵黄花赠送给她，她久久地拿在手里，舍不得丢弃。在归途中，她曾两次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喝点什么?
当火车划破夜幕，进入库斯科车站时，阿丽第一个跳下车去，她要我们等一等，她去寻找出租汽车。车站上冷冷清清，除去一些下车的旅客之外，并没有几个人。我下意识地感到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果然，没有多久，我就看到阿丽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满脸忧郁地说：“出事了，工人罢工了;找不到一辆汽车。”看来，她也没有料到这一突然发生的事件，一种又着急又为难的心情，使她环顾着我们每一个人，不住地问：“怎么办呢?”我说：“没有什么难办，我们走回去就是了。”她看我们态度很真诚，很坚决，才满含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好在这儿离旅馆也不远。”
我们走出车站，看到大街上灯光暗淡，行人很少。两旁楼房的大门都关闭得紧紧的，窗户也下了百叶窗，很少有灯光透出来。警察满布街头，警车在巡逻。车上站着军人，车头上架着机枪。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路上，阿丽一直和我并排走着，翻译告诉我，她多次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旅馆工人也参加了罢工，那晚餐也成问题了。幸好，她所担心的这件事，回到旅馆之后，总算没有发生。旅馆多数工人虽然由于无车可乘都早下班了，但留下的人还是给我们准备了晚餐。这时，阿丽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她把我们送进餐厅之后，又急急忙忙跑去打电话了。
关于秘鲁当时的国内局势，我们虽然了解不多，但在访问中也听到一些有关经济困难、物价飞涨、人民不满的情况。特别是由于苏联逼债，更使秘鲁政府处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之中。这次罢工事件恐怕就是一次大的爆发。为了这件事，我们坐在餐桌旁一面议论，一面焦急地等待着阿丽，希望早点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可是当她回来时，我发现她神情更加忧郁了。她说：这次罢工主要是由于政府决定将石油价格提高一倍而引起的。现在只知道汽车工人罢工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打电话到处找不到人。她劝我们吃饭，但她自己却好像食而不知其味，边吃边思索着，那对大眼睛不时地环视着我们，闪出一种窥测和探索的眼神。从这种目光里，我看出了她无法隐藏的为难和不安，也看出了她的责任心。因为摆在她面前的还有艰巨的任务：明天能否把我们送回利马?
果然，一道菜没吃完，她就提出了问题：万一明天飞机不飞怎么办呢?就是起飞，去机场能不能找到汽车呢?我们说只要飞机起飞，我们就步行去机场，七公里的路程，提前两个小时动身无论如何是可以赶到的。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但她说这一切她还要连夜去打听、交涉，再想想办法。于是，饭没有吃完，她就匆忙地提起小手提包告辞了。看着她低头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很不安，我觉得当时的处境，对这位年轻姑娘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呵!
这一天夜里，整个城市死一样沉寂。我总觉得是在孕育着更大的事件。如果那样，我们就有可能困在这里，就必须考虑最坏的情况并作出决定。究竟事态如何发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阿丽小姐会不会有什么办法?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好容易才盼到天亮。我从窗口向外探视，大街上没有行人，更没有汽车的影子，看来罢工在继续进行。
早晨六点多，身着红色衣衫的阿丽来到了旅馆，我一见她那满含焦虑的脸色，心想：可怜的姑娘，这一夜你是怎样度过的?一见面，她告诉我们：飞机照样起飞，只是去机场的汽车还是没有办法。她说她曾向军区求援，军区不敢派车。请警察局帮忙，也说罢工工人见车就砸，出了事他们负不起责任。我们说只要飞机起飞就算幸运了，还要什么汽车。当时决定吃点早餐就动身，步行去机场。
早晨的库斯科，阳光灿烂。但大街两旁，关门闭户，只有一些戴着袖标的罢工工人在走动。街上到处堆放着石头、路障，有些路面上的石块也被掘出来，显然这是罢工工人为制止汽车开动而准备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整个城市的气氛是紧张而又窒息的。阿丽陪我们不声不响地走着，她低着头不知想些什么，但我却觉得能够亲眼观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的情景，倒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我们走了一小时光景就出了城区。这时从机场方向来了一辆脚踏的三轮车，阿丽像遇到了救星一样，立即上前拉住，不容分说调转车头，一定要我和另一位年纪较大的团员带着翻译坐三轮车先去机场，她随同其他几位同志继续步行。不知是三轮车工人过分紧张，还是想多跑几趟而蹬的过猛，走了约两里多路，忽听咔嚓一声，车轴断了，车子随声翻倒，像倒垃圾一样把我们一下子都倒在了路旁。这一来可把那位年轻的三轮车工人吓坏了。他连声道歉，见我们并没有受伤，车费也不要就推起坏车子往城里去了。这一场虚惊，我觉得实在好笑，想不到在南美高原上，几个中国人还演出了这样一幕喜剧!
我们说说笑笑继续向机场走去。不久，我忽然看见原来在我们后面的阿丽却迎面穿过马路，向我们匆忙走来。看样子她走得很急，边擦汗水边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当翻译笑着告诉她刚才的情景，她不仅没有笑反而责怪自己不应该让团长坐这种车子冒险。她说这种车子好多年都不见了，这次完全是出来投机的。她一再问我们是否跌伤了。看来，她内心是不安的。
到了机场，远远就看见其他几位同志都站在路口迎接我们，大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有个同志还翘起大拇指向我夸赞阿丽小姐。原来，当我们乘三轮车走后，从另一条小路上，开来一辆出租汽车，车上的挡风玻璃已经破碎了，这说明它从市内开出时曾挨了罢工工人的石头，司机是冒险出来增加收入的。阿丽一见车来，喜出望外，不顾车钱比平常要高出一倍，立即雇下来把剩下的人都挤了上去。为了避开风险，汽车不敢走公路，仍然从小路开往机场。可是开出不久，阿丽忽然叫停车，她要下车找团长。大家不让她下，她坚决要下，说是看到有一辆三轮车往回推，好像就是团长坐的那一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定要去看看，把团长接回来。
听到这里，我完全被她真挚的友情打动了，她的形象在我的眼里突然高大起来。我向她表示感谢，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恢复了原来的文静和温存。她看看手表，整理一下手提包，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在候机室里，她沉默寡言地坐在我们中间，有位同志为了对她一路上的辛劳表示敬意，向她赠送了一件小礼物。她愉快地收下了，但脸上很快又露出了踌躇不安的表情，似乎在为没有什么礼物回赠而遗憾。她坐在那里沉思片刻，打开手提包摸出了两枚银币，分别赠给我和那位送礼的同志。于是，她又平静了，低着头，抱着手提包，陷入一片宁静的沉思……
登机的时间到了。阿丽送我们到入口处。她似乎挣脱了什么东西的束缚，一改她素常的文静，突然情不自禁地要同我们一一拥抱。当她同我拥抱告别时，我发现她那对大眼睛里噙着两颗晶莹的泪珠。此时，我更加感到，她那颗年轻的心，是热的!
我走上舷梯转身向她告别，她已登上了高高的站台，在不断地挥动着手。飞机开始发动了，我以为她早已离开，谁知从窗口里望过去，她仍然站在洒满阳光的站台上。直到飞机冲上云天，站台上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时，她还在挥动着手……。
飞机在蓝天白云间翱翔，机翼下展现出安第斯山一座座洁白的雪峰，我好像看到阿丽就在这群山之间，屹立在冰峰之上，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动，蓝色的大眼睛里闪着泪光，那一身鲜红的衣衫，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内心的激动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在这短短几天时间里，阿丽小姐的心灵深处似乎发生了一场雪崩。她所信奉的那种人生哲学在动摇，在崩溃。也许是由于在同我们相处之中，她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是不值得爱的。从几个中国人身上，使她对人、对人生又产生了新的理解，所以在离别时，她才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改那深沉冷漠的处世态度，把长期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火一样的热情迸发出来了。
告别阿丽小姐已经两年了。但是，她那噙着热泪的眼睛，那站台上红衣金发的身影，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阿丽小姐，你今天在想什么?你对世界上的人们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你可知道，大洋彼岸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你那感人的友情。他们在祝愿你幸福!祝你这位“太阳的子孙”燃烧起更加炽热的火焰!
1980年8月
(1984年《穆青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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