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里都有茶馆，就是一个小小的村镇罢，杂货店尽可以阙如，而茶馆差不多是必备的。一个地方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荟萃，恐怕除了到茶馆去作巡礼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适当的所在了。
在南京，大人先生们吃咖啡和红茶的地方不算;听女人唱曲子，又叫你看她的脸蛋儿又给你茶吃的地方也不在此数。我所说的就是在这条从古便有而且到如今还四远驰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庙的左右，贡院的近边，一座一座旧式的建筑物，或楼，或台，或居，或阁，或园……都是有着斗大的字的招牌：有奇芳，有民众，有得月，有六朝……这些老的，道地的带着南京魂的茶馆。
喝茶，并不是我所好的一件事，不过这些古雅的招牌，确曾给我一种诱惑和玄想;如果有人对我说某爿茶馆里还留着一个当初朱洪武喝水用的粗大碗，或是某一个朝代御厨房里的破抹布，我都会相信而神往，即使买一张门票进去看看也无不可的。不过这与喝茶是截然的两回事，也许有一种考据癖的人，为考据考据某一块招牌的来历，馆主人的底细，竟走了进去泡一碗茶吃，那就不在此例了。
进茶馆的人，起码是要求一点自由自在的，像北京的茶馆里要贴上“莫谈国事”的红纸条子，那是一种限制，反过来说，也未必不是给人一种方便——国事者国是也，张三谈它，李四论它，混淆听闻，免不了捉将官里去，便惹得大家麻烦了。这里的茶馆倒没有“莫谈国事”的限制，不过走进门来，却常常碰见八个字：
“本社清事，荤点不入”。
其实，上茶馆的原无须谈什么国事;谈国事的差不多是老爷，老爷们又无须上茶馆了。上茶馆的如果只要不用荤点，那么在教的可以来，出家的也可以来了，大家都得着了方便。上面那八个大字，实际上恐怕还是以广招徕的一种作用罢。
茶，从早卖到天黑为止，客人总满座，并且像川流般的一刻也不停息。上午九十点钟和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茶馆简直成了蜂窝：那么多的蜂子向里头钻，又是那么多的蜂子朝外边拥。到了星期日便更热闹起来，如果用譬喻，就只好说蜂群和蜂群打起仗来，蜂窝的情形你再想想看罢。
在我的最无聊的日子中，我有时也作了一个无头似的蜂子向外边飞，嗅着了那有着雪茄烟和粉脂香的“高贵”的地方连连打着喷嚏回来，撞着了窝一般的地方便把自己当作了他们的一员了。
听见了嗡嗡……不绝的声音以后，我不但觉得神情自由自在起来，而且立刻有些飘飘然了。坐定了，我看见壁上挂着两块横额：
“竹炉汤沸”“如听瓶笙”
典故我懂得的极少，因为茶馆进了几回，对于这两块横额上的句子的意思和出处，仿佛才渐渐领会了一点滋味。我拿蜂子比茶馆的情景，也许是太俗太伤雅了。
楼上喝的大约是“贡针”，每碗小洋七分。楼下的便宜一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茶叶稍次一点的缘故，或者故意地以一分小洋作成一个等级。我以为等级不等级的倒算不了一回事，怕上楼的人还可以省一分钱，正如同近视眼的人去看影戏，你请他坐在后面他反不高兴似的。
无论楼上或是楼下，茶房对于客人的待遇却是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记号。不在乎的随他，不懂得的也就根本无所谓了。
这是由我的观察而来的(我可没有看过什么“茶经”，我想茶经上也绝不会有这种记载或分类)，在同一个茶馆，甚至于同一个茶桌上面，我们可以找出三种不同的茶具：
一、紫色的宜兴泥的壶泡茶，大红盖碗或小白杯子喝茶。
二、大红盖碗泡茶，大红盖碗喝茶。
三、大红盖碗泡茶，小白杯子喝茶。
这三种不同的茶具，大约是代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茶客。第一种是老而又熟，来得也早。差不多还是上午下午都到的主顾。第二种则不外是熟人，资格虽不见得比上边的那种老，但在地面上或许都有些为人所知的条件：当杠夫的头目也罢;当便衣的候补侦探也罢;当鸭子店的老板也罢……因为事忙，不常来，来时又迟，宜兴壶分不到他的份上，于是把泡茶的大红盖碗给他当吃茶的杯子，不能不说恭而且敬了。第三种便是普通一般的茶客，为喝茶而来，渴止而去。
除了第一种之外，其余两种的大红盖碗底下，都配着一个茶托子，这托子的用处并不专在托茶，它还附带着是一种帐目的标记，如果帐目已经付清，那么它也就被拿走了。在这种约法之下，我想，倘使有人把这茶托子悄悄地带走，白吃一次茶，叫他无证可据，倒是一件歹人的喜事哩。好在这种歹人或许并没有，否则真是“防不胜防”了。不过把三种茶客比较起来，后两种的信用在茶房的眼中恐怕总不会比上第一种的：他们用宜兴壶泡茶，而壶底下压根儿也不会有过一个什么壶托子的。
虽然是茶馆，但变象的也可以算作一个商场。吃的东西有干丝，面，舌头形样的烧饼，糖果，纸烟……用的东西有裤腰带，毛刷子，捶背的皮球，孩子们的玩具……还有，那一只一只黝黑的手，伸到你的面前，不是卖的，你拿一个铜元放在那手的中心，它便微颤着缩回去了，你愿意顺着那只手看到他的脸么?你将看见了什么呢?正是当着你的所谓“茶余饭后”，那一道一道从枯瘪了的眼睛里放射出来的饥饿的光芒!你诅咒他吗?你也知道他在诅咒着谁吗?……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要不要好货，说着，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提箱，提箱里又是几个包来包去的包儿，结果拿出了一副一副的眼镜子。
“你看，真水晶，平光，只卖十二块钱一副，再公道没有了。”他看我不作声，眼睛不住地盯着他，知道我的眼睛不像戴眼镜的样子，转身又走了。眼镜卖到茶馆里来，我感觉到上茶馆仿佛是一件颇需明察的事了。
卖眼镜的既有，还可惜没有看见人来镶牙。
其次，卖印着女人们大腿的画报特别多;卖耳挖的也特别多。
在茶馆里最好懂得当地人的话，留心一点旁人的举止，对于自己也是有乖可学的。有一次一个邻坐的茶客噜噜嗦嗦说：
“……太难了，鼻子怎么也不能大似脸的;鼻子还能大似脸吗?”此后，我知道茶资七分，小帐顶多也过不去七分了。茶房历来是贪多无厌，我心里已经记住了这样的俏皮话，将来足可以对茶房如法炮制了。
好在我也不想喝他们的宜兴壶或大红盖碗，我这个茶客是可有可无，算不上数;不过要真地把鼻子逞得像脸那么大，甚至于比脸还大时，我想那宜兴壶和红盖碗在茶房眼光中又是可有可无，算不上什么了——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你标志上第一二种的好主顾，把那紫泥壶和红盖碗端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不走这条捷径的话，我想等罢，那时候我将有着长白的胡须，或者也可以给他们写上一两块新鲜的横额了?
(1920年6月18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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