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分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非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1935年《芒种》第1卷第3期)
赏析读书经验之类文章,数量可观,但传世之作并不多见。题目看似寻常,却不大好写。一种是指手画脚,摆出教训别人的面孔,会拉大同读者的距离。一种是即兴发挥,写些不痛不痒的“经验”,而并无多大实际价值,就更会使读者失望。正如作者所说,对于那些专集里介绍的“多读多看多做”的“好”方法,他是不感兴趣的。
这篇随笔同上述情况相反,处处透露出诚恳谦虚的态度,又始终贯彻着严肃负责的精神。不是自命不凡,更不是敷衍塞责,是以中年学者的身份,向广大群众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自我调侃的幽默口吻,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文章认真总结读书经验,现身说法,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实质性问题上。
文章先按时间顺序简要回顾了30年读书过程,然后合乎逻辑地概括出三条读书经验。采用的是漫谈式的自由笔调,但琢磨一番你就会发现,作者并不是随心所欲、信手写来的,材料经过严格的选择和周密的安排,同文章基本观点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不是流水帐,而是一篇精心结撰不露痕迹的随笔。纵览全篇,“我”有三个读书阶段。第一阶段,四岁到小学,经历了从读经到爱圈教科书到抢看图识字的兴趣变化。古书读多了,众说纷纭,渐渐产生疑问,而父亲作不出圆满解释。少年时代已不大信任朱熹了。第二阶段,在杭州第一师范,拜师研究考证学,澄清了不少疑问。不再迷信古人,但又有了新的偶像——单不庵老师。第三阶段,“五四”后向往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上推崇胡适派实证主义方法和新考证学。对于单不庵乃至戴东原的信仰动摇了,并认识到缺乏独立系统的见解是上代读书人的共同悲哀。作者的三条经验可归结为:读古书要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两点,列举了个人经验中的实例。至于第三点“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则是在中外学者里挑出正反两种典型加以阐述的,颇能发人深思。
在当时中国,“读经救国”论一度盛行,妄图把青年学生从火热的社会革命斗争中引向故纸堆里去。鉴于这种情况,作者对江亢虎等人的这股逆流,明确地表示了异议。并以“爱惜精神,莫读古书”作为对青年们说的一句经验谈,这个结语意味特别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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