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教过我的老师有数十个，但我最难忘的是塾师。
1949年春天，我跟随父亲到了村上的阎家塾馆。
这是一座破落的庄院，四周翠竹葱茏，柏木森森，几棵大楠木树上鸟巢点点，晨昏雾起，鹤飞于天，鸟鸣在林，倒也幽静。书屋设在阎家大厅的东面，由篾笆夹隔而成。塾师姓王，据说是落魄的高中毕业生，新学、旧学都好。他，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蓄平头，穿灰布长衫，三尺长的叶子烟杆常作手杖。我们走进书屋，焚香点蜡，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前跪拜，塾师立刻拉起我，说：“不必行大礼，三鞠躬就可以了。”当他知道我的腿是因抗争一富家子弟的欺侮而被打伤致残时，慨然地说：“天下为公，谈何容易!”接着，他带我到一张书桌旁，递给我一部书，说：“你已修完高小六年级上期的功课，不必读‘四书’了，学《古文观止》吧!数学也不要丢!”
从此，我就在旧学、新学的交叉轨道上读书、背书、练字、演算。我不但没有忘却小学的功课，而且在古代散文名篇的熏陶下，领略了《陈情表》(李密)，《祭十二郎文》(韩愈)的挚情，《出师表》(诸葛亮)的忠心，《岳阳楼记》(范仲淹)的忧乐……也许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吧!
塾师家在青石桥，离塾馆有十多里，他只好寄食在阎家。塾馆三十多名学生，除了按时交学米外，还在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给他送些粽子、月饼、糟酒之类。按规矩，他要回赠学生一些香包的。由于师母不在这里，他便自制书笺，并针对性地题上诗句，送给我们。记得给我的书笺上，他写的是：“逆水行舟，功在不舍;残而不废，有志事成。”读着这些充满激情和鼓励的文字，我想起腿残后遭受到的嘲弄、白眼、耻笑，泪水在眼眶里滚来滚去。
塾师家境贫寒，加上子女多，生活非常困窘。因此，他对穷人总是怀着一腔的同情和热爱。记得一天下午，他应邀去写碑文，临走时要我们好好读书、练字。不料，他走后不久，龙卷风起，潘家晒在黑石河滩上的土纸，满天翻飞。不知谁喊了一声：“走，放风筝去!”于是，我们一起冲出书屋，在河滩上跳着、笑着、闹着。塾师归来时，气虎虎地凶了一顿，说：“潘家靠造纸为生，你们不帮助抢纸，反而助风为虐，恻隐之心安在?”
还有一次，仿佛是秋末的一天黄昏，保长带着乡丁冲进书屋，要抓一位刘姓同学的壮丁。塾师虎着脸，在桌上拍了一巴掌，说：“我的学生，谁也不准拉走!”保长陪着笑脸，说：“战事吃紧，上司命令扩大壮丁名额!”塾师不容分说，严肃地说：“政府不是明文规定，不准拉在校学生当兵吗?”
“王先生，那是指‘官学’，你这是‘私学’!”
“胡说!‘私塾’就不是学堂吗?苏东坡、杨升庵不是‘私塾’培养的吗?”塾师涨红着脸，手一挥：“走吧!”
第二天一早，刘同学没来上学，听说被乡丁抓走了。塾师沉默地吸了三支叶子烟后，站起来，在黑板上大书几个字：“苛政猛于虎!”然后就让我们学《礼记·檀弓》篇中关于“孔子过泰山侧”一文。
这年(1949)冬天，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塾师特别高兴。一天，他对我们说：“要解放了!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的‘王道’理想就要实现了。我教你们唱一首歌吧!”
塾师还能唱歌?我们感到新奇，都说：“要得!”
塾师在黑板上写下《锄草歌》，喝了两口茶，润了润喉咙，唱道：
手把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
呀呼嘿，呀呼嘿，
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
呀呼嘿嘿呀呼呀嘿!
他，感情激动，声音宏亮、圆润，仿佛心都要跳出来似的。我们也扯破嗓子地唱，放学以后，“呀呼嘿嘿呀呼呀嘿”的歌声，还在广阔的田间村野上飘荡。
1950年春天，乡人民政府成立。塾师满腔热情，准备把塾馆办得更好。可惜那时实行单一的教育制度，塾馆停办。一天清晨，我上学后，书屋里异常寂静，大家不吭声，埋头写字，默默念书，不见塾师的影子。我正奇怪，秀成君哽咽着说：“先生回家了!他希望大家种田的种田，读书的读书，前途珍重!”
我望着空荡荡的书屋，想起塾师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他离开书屋时的苍凉心情，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四十多年了，悠悠岁月总也抹不去我对塾师的思念，眼前常浮现他那蓄平头，穿灰布长衫，手拄叶子烟杆的身影;四十多年了，虽然我多次探询，终未见塾师一面，但他给我的“逆水行舟，功在不舍;残而不废，有志事成”的题词，在我艰难的生活道路上，始终在耳畔回响……
(1991年9月6日四川《教育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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