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的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那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941年《文艺阵地》第6卷第3期)
赏析由中国千年传统文化哺育，并由现代生活造就的文学巨匠茅盾先生，以他无比精深的文学功底，托物寓意，寄情抒怀，铸就了一篇带有里程碑标志的精粹小品文《白杨礼赞》。
茅盾用四个层次，建造了四个台阶，将情感作为牵引力，把“白杨”送上了时代精神的高度、民族形象的巅峰：首级台阶是通过艺术的选择和改造，树立起白杨的客观本体形象，连同它的环境背景，作了理性象征的物质基础;第二级台阶是精心描述着白杨“力争上游”，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性征和品格，完成了从客观本体形象到主观理性象征的艺术过渡;第三级台阶是白杨的形象品格与先生的政治理性的契合：以树中伟丈夫白杨象征北方的农民——无疑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载体——于是也就成了处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民族形象;第四级台阶是，先生以自身的生活和政治体验认定，寓意于白杨的民族精神以及抗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极广的“普遍”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求上进的精神”，因而具有肯定的光明前途。卒章显志，在这抗战最艰难时刻，茅盾以其不久前的大西北新疆、延安之行的感受为底蕴，在重庆这块极为敏感的地方，将白杨和楠木作衬比，歌颂解放区、敌后根据地的光明，歌颂抗日军民的伟力，严厉斥责了处于大后方而贱视群众、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分子。
作为艺术大师，茅盾对艺术形象的镕铸雕琢功夫令人惊叹：黄的土，绿的麦——色不同，形有异，巧妙地导出古老上地和新生命客观本体形象的三维图景;坦荡如砥的高原与突兀的白杨，视距呈高下之势;奔驰的汽车与远山连峰一动一静;高原景色单调和骤见白杨而惊奇的情绪反差，这些无不表现出对比衬托的异趣及其逸出的无穷情理韵味——白杨既普通，又不平凡。西北高原上白杨形象如此清新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则又暗含着对比的另一面，即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灰暗和无前途。
茅盾选择白杨作为象征本体，给人以全新境界之壮美感。它一反传统的“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压迫者的象征，而且又和“五四”时期抒情闲话及30年代娓语柔情之小品等自我表现的风气大异其趣。
一篇满怀民族生存抗争的激情、蕴含着丰富深沉的哲理、激荡着不凡时代的风云的《白杨礼赞》倾倒了不同时代的无数读者，至今仍闪现着不减的光彩，成就了一幅民族文学的精品。
茅盾12岁时作文即能作“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语，他一生追足革命，其作品无不烙有时代印记，不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抒情小品，都透露出革命者的气息，洋溢出文学大家的文学美感。
40年代初的《白杨礼赞》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60年代袁鹰的《白杨》在新中国初期创业边疆的精神中得到新的寓意，进入90年代，如果又有新的一篇《白杨》，那作者将会赋予它什么样的崭新形象和全新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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