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是那篇写于一八八三年的《询问》。这是安多萨·契洪捷时代的产物，也就是作者自以为是“小笑话”的作品。据同时代作家蒲宁的回忆，当时有人不承认这些作品的价值，甚至说：“不能想象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会允许这么个庸俗的绰号来接替他们的名字。”鲁迅于翻译契诃夫的《坏孩子》等八篇初期作品后，在《前记》里写道：“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一就是问题。”的确，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读到的《询问》，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当时，我大概只有十五六岁吧，刚从浙东农村来到省会杭州，进一所培养从事所谓“民众教育”工作人员的“实验学校”，记不清是在英语课本或英语活页文选里，靠翻英语字典读了一篇《询问》的英译。一位剪平头、爆眼睛的乡绅，来到一个衙门里，想向坐在办公室里的文官老爷查问一件案子。他恭恭敬敬地对一位穿制服的青年说道：“请问，我可以……在您这儿查一查我的案子吗?”接着就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要查的案子。可是，那青年文官是如此地专心致志于抄写文件，竟然完全没有听见。于是，乡绅又说了一篇，依旧得不到文官的理会。没有办法，只好再说第三遍，第四遍。文官还是没有听见。乡绅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钞票，放在文官面前摊开的册子上;文官皱皱眉头，阖上了本子，仍然不加理会。乡绅又拿出一个卢布，照样被文官收去了，也照样毫无效果。乡绅叹了口气，“从桌旁走开，呆呆地站在房子中央，他的两只手绝望地垂在两边”。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救星来了，听差托着茶杯路过，留意到他脸上的狼狈相，就走到乡绅面前，低声问道：“怎么样?您查过没有?”“我去查问来着，可是他不理我。”“您给他三个卢布好了。”“我已经给了两个啦。”“再给一个就行了。”果然，在他这样做了以后，文官的“鼻子放光了，转红了，脸皱起来，牙龇出来，做成一个笑脸，”而且出声问道：“哦……您有什么事吗?”“我要查一查我的案子。”“遵命!遵命!您要查的是古古林那件案子吧，对不对?”可以想见的，“文官活泼起来，仿佛给一阵旋风吹动了一样。”不仅很快就把事情全办好了，甚至还对乡绅谈起天气，问到庄稼，陪他下楼，“露出和气而恭敬的笑容，看起来随时准备在乡绅面前下跪似的”，因而又得到了第四个卢布的馈赠，那张钞票仿佛经过“魔术家的手法”“在空中一闪就不见了”。……
虽然我用了这么一大堆的文字来复述它，其实小说本身写得非常精练，还不到三千字。的确，我读完后禁不住笑将起来，笑了之后在心里留下了一点什么东西，总觉得不很痛快似的。这种不很痛快的感觉，是和当时我在生活里碰到的一件事情有关系的。
童年时期，我是在一个乡村私塾式的国民小学里读书的，从“子曰”“诗云”到“人、手、足、刀、尺”，一连读了五六年，受够了一位私塾教师的戒尺之苦。他老人家虽然眼花耳聋，打起别人手板的劲儿倒还十足。可是，我的一个年龄相若的表哥，却由他父亲送进了镇上的“县立”小学，不但名声好听得多，那里的新式教师是不用戒尺的，犯了过错只出告示“记过”，要文明得多了，使我在年节里见到剃着洋发的表哥时简直抬不起头来。因此，在我九岁那年，母亲一去世，我就啼啼哭哭吵着要进城去读“县立”的高小，争取毕业出来能和表哥一起读本县的最高学府——“县立”的初中。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和表哥在一所充当校舍的文庙里同了三年学，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初中毕业后，我们一起投考省城那个官费的“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时，他不幸落了榜，只好到杭州附近一所小学里去当教师。这对他当然是个打击。他要谋求弥补。于是，有年暑假，他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双火腿，这是我们家乡的名产，经过一番包装，带到省城里去送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法官。在乡下人眼里，省城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那里的法官自然更是高不可攀;可是，凭着这份厚礼，他决心去攀一攀，去试一试自己的命运。我们一起跑两天旱路(那时还没有铁路)，赶到邻县的县城去搭开往杭州的小火轮。旱路足足有一百二十里，那双重甸甸的火腿由两人分段背着。在闪光的希望的鼓舞下，路途上的辛苦自然就无所谓了。到了杭州，急如星火的表哥当晚就拉我去送火腿，满以为法官总是住在法院里的，好不容易到了那里，穿制服的警察却连大门也不让进。左说右说，又好不容易才问到了法官的住家。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出了多少汗水，又好不容易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目的地。面对着一个黑漆单扇的小门，分明上面有个拉铃的把手，可表哥为了表示尊敬，不敢拉铃，只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门。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终于把门敲开了，却受到一只高大狼狗的袭击，一双火腿掉到了地上，沿路小心保护的包装也弄散了。在狼狗的吠叫声中，一个声音从一条窄窄的门缝里冒将出来：
“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敲门呀?”
我们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
“送火腿给老爷呀?”声音仍然很难听，“是你老子打官司吗?”
我们赶快说明，不是为了打官司，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不打官司，好，把火腿给我!”
我们刚把火腿塞进门缝，还在为包装的散落而道歉时，砰的一声，门已关上了。
仿佛给雷震了一下，我们都发了愣。等到定定神往回走了几步，表哥才想起，火腿的包装上没有写字，那位只有声音的人也没有问我们的姓名，法官老爷知道是谁送的呢?没有办法，他只好再去敲门，要我在远处墙角边等着。过了半晌，他回到我身边，垂头丧气地喃喃道：“唉，门不肯开，我又不敢用力敲!算了，当作火腿在小火轮上给人偷了!”
在这件可笑的往事里，有那么一种令人可悲的东西，使我终生难忘。当官的受贿，有求于他们的行贿，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出身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契诃夫，就很熟悉这类现象，很熟悉《询问》中的青年文官这类人物。出现在契洪捷时代的作品，例如《胜利者的胜利》、《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和《普里希别夫中士》等等，所写的虽然不都是受贿的故事，但对那些小官吏们的精神状态的刻画，已经是像鲁迅所说的，“不免使人笑”，而又不能“一笑就了”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一篇谈论契诃夫的文章里，批驳有些人说因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消亡，因此“契诃夫在很大程度上过时了”的观点，写道：
“我们正生活在颇为沉郁的小市民气氛中，无论在农村，在外
省，在首都，它都使我们感到窒息。它把庸人抓在它的魔掌里，它还牢牢地抓住了工人，甚至革命者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也常常处于它的恶势力之下。我说过，我们大致胜利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彻底胜利了。……”
这段精辟的话，是不是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颇为适用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959年10月上海
(1985年花城出版社《书和生活》)
赏析作者是硕果累累的小说家。所以这篇随笔也就带有浓重的“小说味”——前半部分可以看作契诃夫小说《询问》的缩写;后半部分的《送火腿》(姑妄称之)活脱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小小说。《询问》中的行贿者颇不得法，而受贿者却又斤斤计较见钱眼开;而《送火腿》中的行贿者则颇有点“自以为得计”，笃定厚礼一送便会吉星高照，受贿者则颇具“大家风度”，绝不似前面那个低档次的青年文官。《询问》的行贿结局是“皆大欢喜”，而《送火腿》的行贿者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两篇“小说”对照鲜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后使人忍俊不禁却又“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
文章的题目是“官和贿”，初读似乎让人不得要领，以这题目作文章是应该来一番高谈阔论的。但作者却不以宏论取人，偏偏平铺直叙，如拉家常，扯出两段故事，这故事又很是引人入胜，让你不由得跟着作者“亦步亦趋”，议论文不以议论文作，来一个小说反串，这便是它的独到之处。
文字精当，议论风生固然可收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效，引而少发乃至引而不发亦能步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佳境达到“尽在不言中”的目的。作者以小说见长，把“小说”引入随笔，既可扬长又独辟蹊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何况，“官和贿”这类文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话题一热门也就有“滥熟”之嫌，“炒剩饭”是往往要倒人胃口的，作者驾轻就熟又不落窠臼，这就使老话题作出了新文章。所以，这篇发表于30多年以前的文字，今天仍能读出深刻的新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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