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写过一些诗，但没有写过歌词。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我还在台湾一条海船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台湾彰化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四十余人，搭乘我们这条船，由基隆前往厦门。大约半个月之后，又搭乘我们的船，要从厦门返回台湾。
为了答谢船员，她们准备在船上举行一次同乐会。上船后，她们的音乐老师谢旭先生请我无论如何要赶写一个小歌舞节目的唱词，由他作曲。唱词的主题，是纪念这次难忘的“远足旅行”。
虽然我没有写过歌词，但我为这些第一次渡海来到大陆的台湾孩子们的兴奋的心情所深深感染，觉得应该为她们留下一幅值得纪念的剪影……
于是，我坐在后甲板的一张帆布靠椅上，在“拍纸簿”上写了起来。一开始，我想了几句，但都不满意。焦急之中，我抬起头来，忽然之间，我看见了一群也是“远足旅行”的燕子，正绕着这航行中的轮船，在快乐地飞翔……
我连忙抓住这点“灵感”，很快写下了这样一首歌词：
“我们是一群春天的海燕/飞翔在蓝色的海峡两岸——/海这边是我们亲爱的故乡/海那边是我们亲爱的家园/我们从宝岛飞向唐山/我们又从大陆飞向台湾/飞呀，飞呀!/我们飞去又飞来/我们飞回又飞还/飞呀，飞呀!/我们一代复一代，一年复一年/永远飞翔在祖国的海峡两岸。”
谢先生一面念，一面哼，还用手打着节拍，很快，他就完成了一首抒情的曲子。
另一位女老师，立即把参加演出的女生集合起来，一面教唱，一面编舞。孩子们很快也就学会了。
吃过午饭以后，同乐会在甲板上召开。所有不当班的船员，或坐或立，围成一个圆圈。节目相当精彩，都是孩子们的“拿手好戏”。而最后，则是那个新排练的小歌舞《我们是一群春天的海燕》，由于情景交融，更是表演得非常感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同乐会结束不久，船就抵达基隆港口了。这群春天的“海燕”，依依难舍地和船员们告别，她们又深情地唱起了那首歌曲的最后一句：“……我们一代复一代，一年复一年，永远飞翔在祖国海峡的两岸。”
可惜的是，一年之后，随着《戒严法》的实施，海峡两岸的交通完全断绝了。谢先生在一九四九年《戒严法》实施之前，离开了台湾。
又过了几年之后，我也终于由台湾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定居了。岁月如水，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当年那个甲板上的同乐会，那支即兴创作的歌，却越来越引起我的怀念。
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底，我把这支歌，连同我的回忆，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
没有想到，已多年不通音讯的远在厦门任教的谢旭先生，偶然见到了这篇短文，非常激动地写信给我，说这么多年，他也一直在回忆和怀念那次难忘的同乐会，那支难忘的歌。
重见这首歌词后，他打开了他的钢琴，一面思索，一面弹奏，要把当年在甲板上即兴创作的那支抒情歌曲还原。
一九八五年，他把这支重现的歌，发表在《厦门音乐》第三期上。接着，厦门广播电台又将它在“每周一歌”专栏向公众作了推荐;一些中小学，也先后以“表演唱”或“女声二重唱”的形式作了演出。一九八六年，这支歌在厦门市举办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歌曲创作评奖中，获得“优秀作品奖”，并成为“厦门中学生艺术团”的保留节目，从厦门一直唱到福州和杭州。
谢旭先生，虽事隔多年，他还能记得四十多个女生中的几位同学的名字。而印象最深的，是吕雪樱。她是彰化市人，具有音乐的天赋，弹得一手好钢琴。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后，台湾有限度地开放赴大陆探亲了，谢先生多次拜托来厦门探亲的台湾同胞，代为打听那些女生的下落。他终于找到吕雪樱了——这位当年喜弹《花之歌》的女孩子，在五十年代由台湾去奥地利维也纳学习音乐，以后又到了美国进修，现在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钢琴教授。
谢先生把那支歌曲寄给了她。她回了一封长信。说，收到寄来的歌，她邀约了在台北的一些同窗姐妹，一起又唱了这支难忘的歌。她们一面唱，一面却忍不住地哭了。
而就我来说，对这些曾经搭乘过我们的船的当年的女学生、现在的老太太们，虽然一个都不认得了，但那感人的歌声，却似乎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1992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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