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丘壑多，瓮牖风云入。
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
这首诗，见于《茅山志》。茅山，又名句曲山，在江苏句容(今江苏金坛)西南，周回一百五十里。因汉代三茅(茅盈及其弟茅衷、茅固)隐于此山，故谓之茅山。
齐梁之际，丹阳人陶弘景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桓清远是陶的门人。《华阳隐居真迹帖》载，梁武帝萧衍之弟、南平王萧伟曾替他在山中造“清远馆”，供其居息。从本诗描写隐居的情形看，此诗或作于萧伟建馆之前，是萧纶(萧衍第六子，封邵陵王)入茅山寻访桓清远后题写在他居室壁上的，表达了礼赞隐士的主旨。
诗的开头两句写桓清远隐居形势，也是写萧纶入山所见情景。荆门，犹言柴门。瓮牖，状桓居窗户以破瓮为之。荆门、瓮牖均指代桓清远的隐居，言其简陋破旧，证明隐士生活清苦，爽失华乐。“丘壑多”从隐居外部环境落笔，合乎入山者观察的次序，是静态式描写。一个“多”字，概括了茅山周回百里的形势，写出隐士的身居丘壑，远隔尘世。“风云入”从隐居内部情景着眼，展示入山者步入隐居后的目击气象。虽然实写室内风冷云湿，实际上又暗示隐者与风云为伴。一个“入”字，化静为动，写景真切，很有些阒寂幽清的诗意。
萧纶在他的《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中也写到过茅山隐居。碑文有云：“交柯结宇，刬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水。深壑绝峭，组织烟霞；枕石漱流，水禽无挠。”这段文字，正可视作“荆门丘壑多，瓮牖风云入”十字的注脚，加深入山者对桓清远隐居的映象。若将诗文对读，还能体会到“荆门”二句用笔简括、章法有致的特征，从中获得写作上的启迪。
就章法讲，“荆门”两句又是全诗的铺垫。诗的后两句，在描写隐居环境的基础上，以议论作结，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愫和内心感慨，婉曲表达萧纶对山中隐士栖遁之情的礼赞。
“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两句，意思是：假如没有隐居世外的情志，谁又能忍受霜露沾湿的隐居苦况呢？自，苟也，假设之辞。栖遁，即是隐居。栖遁情，犹言隐居之志。霜露湿，既写环境的霜寒露重，又回应荆门简陋破旧、居室风冷云湿的描写。“湿”字从作者主观体验上用心，把萧纶对桓清远的关切与倾慕都包裹了进去。这两句针对桓清远而发，用以评论和肯定隐士高志。但因其用了设问句形式，避免了直露式的结论；又是在写景基础上申发，所以语气显得委婉，情味也就愈加深长。
本来，有梁一代，岩穴之士备受皇室优渥。陶弘景及其门人(包括桓清远)尤为如此(参见《梁书》)。但诚如陶弘景所言：“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南史》)。陶弘景、桓清远之流，放弃可以得到的“华乐”，甘居山中陋室，忍受霜露之苦，这在身为皇室贵胤的萧纶看来，乃是实践“隐居求其志”(《论语》语)的高尚行为，特别难能可贵。因此，值得衷心赞扬和普遍提倡。从这个意义讲，“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正是“隐居求其志”古训的诗化。它虽然礼赞的是桓清远，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梁王朝上层统治者对待隐士的基本态度。
这种态度的出现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终萧梁一朝，统治者始终强调“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沈约《为武帝与谢朏敕》)，宣称“镇风静俗，变教论道，自非箕颍高人，莫膺兹寄”(沈约《为武帝搜访隐逸诏》)。企望用隐士为榜样，抑贪止竞，弭争迁浇，巩固王朝统治。今天看来，这种思想当然荒唐可笑，这种追求固属舍本求末。但明乎此，则可知萧纶的这首诗反映的不过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不必天真地认为“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式的礼赞，真是表示萧梁统治者对山林之志有出自内心的真诚向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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