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金瓶梅》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不题撰人。一百回。成书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存万历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刊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康熙刊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等。



书叙宋徽宗朝，天下失政，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贼，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百姓倒悬，天下骚然，反了宋江、王庆、田虎、方腊。

阳谷县壮士武松景阳冈打虎后，在清河县就任巡捕都头，并寻得其兄武大。武大之继妻潘金莲憎嫌丈夫，卖弄风月，勾引武松，遭武松斥责，继而由王婆牵线，与西门庆成奸，事发，药死武大。时武松受知县差遣去东京未归。

西门庆乃清河县一破落户，在县门前开生药铺，使得好拳棒，后来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交通官吏，调占良家妇女。满县人皆惧之。其妻室早逝，继娶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妾者乃有妓女李娇儿、卓丢儿 (早亡)、孙雪娥等。正值武大身亡，西门庆欲娶潘氏为妾之际，先娶得富商遗孀孟玉楼为三房，获大笔财物。

西门府紧邻乃花子虚家。其妻李瓶儿旧时为梁中书之妾。梁山英雄李逵等血溅梁家，李瓶儿带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出逃，花太监使媒说合，与侄男花子虚为妻。花太监死，钱财全落子虚手。花子虚眠花卧柳，不理家事。西门庆与李瓶儿隔墙密约，终于成奸。花子虚被内臣家房族中告家财入狱，李瓶儿出六十锭大元宝，计三千两，托西门庆寻分送礼，又将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等软细金银宝物交西门庆收藏。西门庆求其亲家陈洪通过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转央内阁蔡太师下柬帖与开封府尹杨时，花子虚得释。但银两、房舍、庄田损失殆尽，由气致病身亡。

西门庆正待娶李瓶儿为妾，北虏犯边，兵部失误军机，给事中宇文虚中劾倒杨戬。党恶人犯中有陈洪及西门庆。西门庆即差人进京，重贿蔡京之子蔡攸及李邦彦，遂将案卷上之西门庆改易为“贾庆”，免除一死。为避祸，陈洪之子、西门庆之婿陈经济带着许多箱笼前来投靠，陈洪又送银五百两。

李瓶儿闻西门庆正在难中，遂招赘医生蒋竹山，并凑银三百两为蒋开一生药铺。西门庆甚为气恼，事平之后，即雇人打蒋氏。李瓶儿复恋西门，逐蒋出门。西门庆遂娶李氏为第六房妾。西门庆连得横财，家道更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成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除生药铺外，又开一解当铺。

西门所结十兄弟，皆为帮闲篾片，帮嫖贴食。每月轮流会茶摆酒，结伙宿妓嫖院。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半月不归，又出银包占。李桂姐又接杭州客人丁二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后又与仆妇来旺媳妇宋惠莲私通。事发，来旺儿醉谤西门庆，扬言欲杀之。西门庆听信潘金莲之言设计陷害来旺儿。夏提刑、贺千户收西门庆一百两银贿礼，将来旺儿痛责，递解原籍徐州为民。宋惠莲忍气不过，痛骂西门庆后自缢身死。西门庆送三十两银子与知县了结此案。宋惠莲父宋仁欲上告。西门庆勾结知县，反问其打网诈财，借尸图赖之罪，遭毒打身亡。

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转央蔡太师讨人情释之。蔡京受贿，即下书山东巡抚侯蒙了结此案。

时蔡京寿诞日近，西门庆派专人去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绵绣蟒衣，打造四阳捧寿银人、金寿字壶、玉桃杯等，差来保、吴典恩上东京送寿礼。蔡京大喜，即时佥押了一道朝廷钦赐空名告身札付，填入西门庆名字，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仆人吴典恩得清河县驲丞、来保得山东郓王府校尉。其时，李瓶儿生一子，取名官哥儿。官歌儿满月，西门庆盛开华宴，庆贺者有薛刘二内相、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张团练等，席间演王勃院本，小优弹唱。次日又请本县四宅官员饮酒，搬演《韩湘子升仙记》。

湖州客人何官儿急欲告归，西门庆以四百五十两银子贱买了他五百两丝线，即在狮子街开设绒线辅，一日亦卖数十两银子。

西门庆伙计韩道国之妻王六儿与兄弟韩二通奸，被车淡等几个光棍所捉。韩托应伯爵说情。西门庆乃反诬车淡辈非奸即盗而痛责之。几家兄父凑银四十两央应伯爵说情。应又通过书童央李瓶儿向西门庆说情，乃放归。事毕，每人花费约百十两银子。

蔡京假子、新状元蔡蕴回籍省亲，道经清河，同行者有进士安忱。西门庆竭诚款待。临行，赠蔡状元白金百两，安进士白金三十两，另各有礼物。

蔡京府大管家翟谦托西门庆寻一小妾。西门庆为其寻到韩道国之女韩爱姐，并为其备办一应衣服、首饰、妆奁、箱柜，与了二十两财礼，派人送到东京。翟管家甚是欢喜，送西门庆青马一匹，封了韩伙计女儿五十两银子礼钱。

西门庆与韩道国妻王六儿通奸，出银四两为其买得使女锦儿，又使一百二十两银买一所门面两间，到底四层房屋居住。韩道国一任其所为，以图其钱财。

李瓶儿生子时，西门庆许下一百廿分醮愿。正月初九至玉皇庙修斋建醮。吴道官亲自为其做斋功，主行法事，官哥寄法名称吴应元。

正月初九金莲生日，晚夕吴月娘等听大师父、王姑子说因果，唱佛曲儿。王姑子答应给吴月娘弄坐胎符药。

乔大户娘子请西门女眷吃酒看灯，席间为官哥儿和乔大户之女长姐定亲。西门闻知，言“不搬陪”。乔为白衣人，而西门乃官户。潘金莲插言，被西门庆毁骂不已。潘甚恼，责打丫头秋菊，指骂李瓶儿，李忍让之。

扬州员外苗天秀去东京途中，被家人苗青勾结艄子陈三、翁八害死。家童安童被打落水中，幸得不死，状告陈三、翁八于提刑院。陈、翁供苗青为同谋。苗青写了说帖，封下五十两银子，托王六儿央西门庆说情。西门不从。苗即发卖赃物得银一千七百两，西门庆得一千两贿赂，遂放苗逃回扬州。西门庆分五百两银给夏提刑，穿通一气，只将陈、翁问成死罪，而纵苗逍遥法外。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查明此案，一面差人行牌捉拿苗青，一面上本参劾夏与西门受赃卖法。夏与西门出银五百两及银壶等物赂蔡京，京即将曾本扣压。其时蔡京奏行 “罢讲议财利司”、“更盐钞法”等七件事。曾巡按见本上去不行，知二官已有所打点，心中忿然，遂赴京复命，表劾蔡京所陈之事; 京怒，上奏朝廷黜曾为陕西庆州知州，又阴令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曾除名窜于岭表。

西门庆迎请新点两淮巡盐御史蔡蕴与新任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宋乔年，一席酒宴耗银千两，又赠以金银礼品二十抬，蔡御史答应西门庆淮盐三万引，可比别家盐商早掣取一月，使其获利税倍增。西门庆又道及苗青事，蔡御史答应见宋巡按了结此事。西门庆于永福寺为蔡饯行，偶遇胡僧，求得淫药。西门庆试药于王六儿、李瓶儿。

四月二十三日壬子，吴月娘服王姑子整治之头男衣胞并薛姑子之坐胎符药，承欢求子息。

蔡京寿诞，西门庆自往东京拜贺。道间相遇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者、进生辰扛者不计其数。西门庆进贺金银重礼计二十杠。京喜甚，认西门庆为干儿。西门庆更身价百倍。

李瓶儿生子后，西门庆日见亲近，潘金莲嫉之甚，乃驯养一猫名曰雪狮子，必欲唬死其子，使李氏宠衰，西门复亲于己。一日猫抓官哥致使搐风不已，求神问卜、太医诊治皆无效而夭亡。潘金莲百般称快，指桑骂槐，李瓶儿着了暗气，加之烦恼忧戚、心神恍乱，亦病。

重阳节令，西门氏合家庆赏，接申二姐来唱曲。李瓶儿患崩漏晕倒房中。请各名医诊治。妇科赵太医竟诊成男病。李瓶儿梦见花子虚索命，西门庆请五岳观潘道士解禳。李氏病甚，安排后事，嘱月娘好生看养，休要似她心粗，吃人暗算。李氏亡故，西门庆抚尸大恸。安灵毕，西门不忍遽舍，来李瓶儿房伴灵宿歇，却与奶子如意儿成奸。

西门庆已为蔡京门生心腹，因得升迁，转正千户掌刑。东京本卫经历司照会，晓谕各省提刑官员火速进京，赶冬至令节见朝引奏谢恩。

西门庆益加贪赃枉法、贪淫乐色，不期油枯灯尽，饮药逾量，髓竭脱阳而亡。

西门亡故，李娇儿趁乱偷走五锭元宝及一应物件，被月娘打发归院; 应伯爵投靠张二官，又与张二官牵线，使李娇儿成其二房。韩道国、王六儿乃拐银千两，逃往东京，来保偷盗船上价值银子八百两货物。

为还愿，月娘往泰山进香。岱岳庙道士石伯才窝藏殷天锡，赚引月娘，调戏之。月娘逃出，为岱岳东峰雪涧洞普静禅师所救。翌日行进间，又被清风寨王英所虏，后为宋江所救。

潘金莲与其婿陈经济私通日久，同奸者乃侍婢春梅。吴月娘识破奸情，先卖出春梅与周守备为妾; 又打陈经济而逐之，令王婆将潘金莲领出待聘嫁。其时太子立，大赦天下。武松遇赦回清河，乃佯娶潘金莲，出银一百两买得而杀之，并杀王婆，劫其财，投梁山而去。

其后，孟玉楼再嫁李衙内; 陈经济两度入监而沦为乞，后与春梅通而为人所杀; 庞春梅在守备府得宠，终因纵欲而亡; 西门大姐不忍陈经济凌辱而自缢身死; 孙雪娥盗财与来旺私逃，被官府抓获，后变卖为娼。西门府昔日之繁华烟消云散，所余者唯吴月娘一人伴西门庆灵床凄惶度日。

此时天下大乱，金灭辽后两路进犯中原。吴月娘携孝哥往济南投奔云离守，途遇普静禅师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转生，遂允孝哥出家，法名明悟。月娘归家，改玳安为西门安。玳安承受家业，侍奉月娘寿年七十而终。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写的是我国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历史悲剧，它通过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商业活动、社会交往和个人私生活，特别是他如何暴发致富、又如何依附封建阶级、最后又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表现了晚明时代我国商人的崛起，他们的雄心和孱弱、野性和兽性，以及最终走向自我迷失和毁灭的过程。西门庆首先是个商人，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以商业为基础，以对金钱和女色的占有为目的。他的祖业原只有个生药铺，资本并不雄厚;后来他把揽诉讼，说事过钱，又骗娶了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发了两笔横财，资金才逐渐雄厚起来。他又通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上纳香蜡，包占朝廷坐派的古器买卖，比一般商人更方便地牟取暴利。于是，他用这些资金放高利贷，开解当铺、绸绢铺、绒线铺，又在外边江湖走标船，把设店经营与长途贩运相结合，经商规模越来越大，商业资本越积越巨。他正是凭借了腰缠的万贯金钱，不仅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且跻身于官列。他既有能量影响其他官员的升贬，更有能量侵扰封建社会的秩序，令制度和法律失去效用。这一切正反映了我国十六世纪后期急剧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社会的冲击。但是，由于当时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先天不足的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甚至也不具备起码的独立的人格力量，而只能充当封建阶级的附庸，以金钱作为交换条件，以维持和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或是通过金钱向权势攀附，或是利用金钱纵情声色，因而最终跌入了自我迷失、异化和毁灭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崭新历史内涵和意义的古典小说，它的价值主要还不在暴露封建黑暗，而在描写商人悲剧，并通过这一悲剧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动。

我们说 《金瓶梅》写的主要是商人的历史悲剧，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它在暴露晚明社会黑暗方面所具备的历史价值，这一价值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吏治腐败是晚明黑暗政治的一大特点，就以作为 《金瓶梅》历史背景之一的嘉靖朝来说，其间严嵩专权凡二十一年，“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明史》); 而当时一般官吏 “入官视事，循例取索”，“假公用而科任情敛……文书非贿吏不行”;司法机关则 “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 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嘉靖实录》);这一切在 《金瓶梅》里都得到了真实的充分的表现。在小说所展示的艺术世界里，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各级官吏，贿赂成风，鬻爵公行，贪赃枉法，腐败透顶。西门庆本人的官，就是用送生辰礼买得的，并因此荫及他的妻兄和伙计; 山东巡按宋乔年、两淮巡盐御史蔡状元，因其常受西门庆经济上的接济，便凭借权力给西门庆提供一般商人无法享受的特权，使其带上了浓重的 “官倒”色彩，大肆牟取暴利;西门庆还通过贿赂买通钞关钱主事，在其车船货物过税时大笔的偷税漏税; 而兵马荆都监为了升迁，竟然要用二百两银子来打通西门庆的关节……用钱不仅可以买官、谋私，而且还可以枉法。朝廷权臣杨戬坏事，原来要治的亲党名单里有西门庆，西门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带了礼物送给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李 “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 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 杀人犯苗青谋财害死了主人，案发后 “打点一千两银子送至西门庆家里”，于是照例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扬州盐商王四峰被送监狱中，“许银二千两”，央托西门庆转求蔡太师 “人情”，果然不日尽行释放……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在这里，金钱是法律的主人，公道是人情的奴隶; 整个封建的国家机器，唯有金钱和人情是其运转的润滑剂! 在家庭内部，同样投下了晚明社会黑暗的阴影。无论是妻与妾之间，还是妾与妾之间，几乎在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上都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并随时爆发为一场公开的辱骂和争吵。其中特别是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争斗尤其尖锐，其结果，是导致了李瓶儿和她孩子两条无辜生命的结束。而妻妾争宠，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奴婢，在 《金瓶梅》里，毒打丫鬟、买卖丫头的事时有发生。妻与妾的争斗，主对奴的压迫，到处一样的糜烂和黑暗，各自不同的苦恼和伤悲，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从多方面向我们剖视了那个时代社会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财产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罪恶与不幸!

《金瓶梅》作为我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的风俗史，还对当时的社会风尚、世情冷暖、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反映。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了晚明时代穷奢极欲、去朴尚华的城市风尚，官吏和商贾们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乃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像西门庆，整日就是花天酒地，沉溺于犬马之好，逐欢于酒色之间，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一席酒往往 “就费够千两金银”;他家中妻妾成群，在外却还要包占娼妓，奸人妻女……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正是晚明时代社会风尚的真实写照。其他如帮闲常时节穷得揭不开锅，老婆在家饿肚子，但在他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二两银子后，却化六两多银子到街上为老婆 “买了一领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月白云绸衫儿，红绫袄子儿，共五件; 自家也对身买了件鹅黄绫袄儿，丁香色绸直身儿”，真所谓 “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巢林笔记》)，多么形象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上等贵族夫人林太太，为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愿以自己半衰的姿色去取得西门庆的欢心;富孀孟玉楼，宁愿嫁与西门庆为妾，不愿嫁给尚举人为继室; 还有那些太师、巡按、御史、状元、太监、皇亲，都不惜屈尊与西门庆交往，甚至结为干亲和亲家。至于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在小说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这里，人的灵魂能用冰冷的白银来收买，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全随权势的有无而消长; 一切曾经是那样火红、炽热，人们趋炎附势，胜过崇奉上帝; 但一切又都是这样冷酷、无情，每一个人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这是一个多么丑恶的世界，又是一伙多么自私的人群!

综上所述，《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崭新和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巨制。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描写了十六世纪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并通过这一悲剧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动; 它以真实的笔触，广泛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与罪恶，显示了对那个社会的官僚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财产私有制度的批判; 它广阔地展示了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为整整一个时代留下了五光十色的画卷和极可宝贵的资料。这一切，都是现实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也是我国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

《金瓶梅》里写了好几百个人物，其中重要的也要以十数。这许多人物，几乎都是活跃于当时社会的真正的现实人物，他们具备彻底的现实品格，没有或很少再有神化和半神化的痕迹。同时他们也不再是那种抽象出来的好人和坏人的浅薄图解，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处于人生骚动中的精灵和生命。无论是西门庆，还是他的众多妻妾，以及那些过往官吏，走狗帮闲，奴仆伙计，丫鬟奶子，乃至三姑六婆，和尚道士，流氓光棍，优伶娼妓，他们都充溢了人的七情六欲，他们是真正的人，活生生的人。这和以往古典小说中那种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人物相比，无疑体现了现实主义在我国的深化。

西门庆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画廊里具有崭新历史意义的艺术典型。他是一个兼有官僚、恶霸性质的商人典型。他本质上首先是个商人，他的思想性格的主导面，首先表现为商人的特征。

西门庆自幼就是个浮浪子弟，经商使他逐渐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以至 “富比王侯”。他对他巨额财富的支配，首先是用作商业投资和高利贷资本。在骗娶了李瓶儿，获得一笔财富之后，他想到的是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开个解当铺; 两边铺子里卖得了六千两银子，他统统用作了扩大再经营的资金; 他不仅肯借一千两银子再加五百两银子的货物与别人做生意，自己赚利息; 还敢于套购外地客人急等出脱的滞销细货，以待日后营利……他重视的是资本周转流动和不断增殖，并敢于冒风险，有胆识，而不是像守财奴那样，死抱住金钱寸步不离，这正是商人的最本质的特征。其次他还用以贿赂结交官府。贿赂的目的除了为买官以光耀门楣，更为了取得官商的特权，进一步牟取暴利。他这样亦官亦商，用攫取一部分权力来发展自己的方式，也典型地表现了我国十六世纪商人的封建性。再有就是用以满足他个人的生活享受。西门庆挥金如土，基中既有奢侈挥霍的一面，也有仗义疏财的一面; 这也典型地表现了商人的性格特征，和 《儒林外史》 中严监生之类的封建守财奴适成鲜明的对照。

作为一个暴发户商人，封建制度的那套道德教义也被他撕得粉碎。虽然封建贵族、官吏、乡绅们也纳妾，也享乐，但他们表面上都道貌岸然，一切都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掩盖着。西门庆则不同，他对女色的占有完全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带着野兽般的淫滥和疯狂。对于封建的礼教秩序和尊卑等级，他表示了公开的蔑视。因此，即使是享乐和纵欲，西门庆和历来封建阶级不同，带有明显的暴发户商人的特质。

当然，无庸置疑的是，在西门庆身上又确兼有着官僚和恶霸的特点。在他还是一个乡绅时，他就已 “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成了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以后，他更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玩国法于股掌之中，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官僚恶霸的性格特点。小说作者正是把官僚恶霸和暴发户商人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有机地揉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崭新的艺术典型。

很显然，像西门庆这样一个人物，正是时代的特定产物。晚明时期，我国还是封建社会，封建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呈空前活跃的态势。后者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兴盛，商人的崛起。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抑制和包围下，我国十六世纪的商人面临了一种难堪的抉择： 想不要封建阶级的庇护以求独立，事业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发展; 若要依附封建阶级以求得发展，就势必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异化的绝境。《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正属于后一种情形，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人中的一部分和封建势力特殊结盟的事实： 前者从经济上接济后者，以取得政治上的特权; 后者则从政治上扶持前者，以获得经济上的接济; 于是就产生了像西门庆这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个兼有官僚、恶霸特征的商人典型。再往后，便是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和薛家，它们正是我国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

除了西门庆，潘金莲和李瓶儿是作者通过对比所着力刻画的两个主要人物。潘金莲是我国古代淫妇、妒妇、悍妇形象系列中最富有性格光采的人物，她的全部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争宠。除此之外，她似乎没有任何体现自我价值的坐标了。她争宠的对手除了吴月娘，就是李瓶儿了。因为李不仅带过大笔财富，特别是当李瓶儿生了儿子之后，潘见 “西门庆常在她房宿歇，于是常怀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一次趁李瓶儿不在屋里，故意把孩子“举得高高的”，使孩子受了惊吓，睡梦中惊哭;以后，又三番两次借打骂丫鬟唬孩子，气瓶儿，竭尽泼妇骂街之能事。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她为“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竟阴险诡谲而又不露声色地借一只“雪狮子”猫吓死了孩子，使李瓶儿也因气恼伤心离开了人世，一下子断送了两条性命!而每每争宠失利，她便迁怒于丫鬟，把丫鬟打得皮开肉绽，还把脸和腮颊用尖指甲掐得稀烂。这个除争宠外不知任何世事的女性，真可说是个嫉妒狂、虐待狂!

与此相反，李瓶儿则是有名的好性格儿。她面对潘的不断挑衅，总是一再忍让，以至明知自己和孩子遭了暗算，也只是暗自饮泣，终至饮恨而亡。她对自己的奶子丫鬟从不曾“大气儿呵着”，更不消说粗声打骂，临死之前对她们的出路想得是那样周全! 按照我国传统的礼教规范，李瓶儿大概也只能列入“淫妇”之列，与贤妇、节妇无缘，但在她身上，分明有着我国传统要求于妇女的忍让美德和温顺性格。她和潘金莲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女性。

但在李瓶儿和潘金莲身上，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对于人的本能欲望的需求和觉醒。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历来被男子视作玩物，她们的本能总是受到扭曲压抑，她们只是被动的男子情欲的发泄对象，而不是主动的求爱者。古代在性爱方面男女之间实在是极不平等的。但在《金瓶梅》里，潘、李二人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她俩对于性爱都表现了一种公开的渴望和主动的追求，只是程度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潘金莲的永难满足的性饥渴，李瓶儿的先后不满足于花子虚、蒋竹山而属意于西门庆，都是出于人的本能需求的驱使。她们丝毫不掩饰这种需求，不自我压抑这种需求，这对于封建礼教无疑是一种挑战，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她俩最终都为这个社会所不容。潘金莲害死了李瓶儿，她自己最后也被吴月娘像赶一只狗一样赶出了家门，落了个横尸刀下的结果。情欲的放纵相对礼教的禁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带来了道德的沦丧，又是一种历史的退化。潘金莲和李瓶儿正是这样两个具有复杂历史内涵的人物。

《金瓶梅》写了数量众多的下层市井社会人物，这在古代长篇小说中可谓首屈一指。这许多人物当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当首推应伯爵。他原是个破落户出身，一分儿家财都嫖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顽耍，诨名叫做应花子。他是西门庆的十个酒肉朋友之一，没有任何正业，每天就是跟着西门庆屁股后面转，闲时帮闲，忙时帮忙，或趁口食吃，或混些钱用。作为帮闲，他善取闹打趣，胁肩谄笑，奉承拍马，是个席间少不了的人物，也是个以此吃白食的行家。他有事无事常来西门庆家里坐着，一坐下就不走，非得等到有吃的上来; 一吃开就不放筷，非得吃个“净光王佛”才罢休。他虽专吃白食，却不让人十分讨厌，因为他有打诨趋时的特殊本事。西门庆加官以后，在家准备官服顶带，看匠人钉带，正好应伯爵走来，他乘便卖弄问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伯爵便即眉飞色舞地极口称赞夸奖了一番，使西门庆通身舒坦，爽快地答应了应氏代吴主管借银一百两的请求，连利钱也不要，应氏自己还坐得了十两保银。一天，西门庆穿了何太监送的一件五彩飞鱼图案服，应伯爵看到，先是“唬了一跳”，接着又极口夸奖道：“这花衣服少说也值几个钱儿。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转，做到都督上，不愁玉带蟒衣，何况飞鱼!穿过界儿去了!”诸如此类的夸奖奉承，虽是廉价，却很得西门庆的欢心，这是作为职业帮闲的应伯爵的当行本色。

但这个当初受西门庆之恩最多、最檀奉承拍马的家伙，也是个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道地小人。西门庆一死，他就掇窜李娇儿闹将出来，先是重入妓院，后又嫁与张二官做二房娘子，并无日不在张处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还献策要张二官将潘金莲也娶将过来。作者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帮闲子弟、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

《金瓶梅》还写了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都无一不是活跃于当时生活舞台的真正的现实人物。高尔基在评价十六世纪前后的英国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贡献时曾指出： “正是英国文学给了全欧洲以现实主义戏剧和小说的形式，它帮助欧洲替换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所陌生的世界——骑士、公主、英雄、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新读者所接近、所亲切的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把他的姑姨、叔伯、兄弟、姐妹、朋友、宾客，一句话，把他所有的亲故和每天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放在他的周围。”(《俄国文学史》)十六世纪的英国正是产生莎士比亚及其伟大作品的时候，《金瓶梅》大致也出现在那个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金瓶梅》，给了我国以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帮助我国替换了当时市民所陌生的英雄和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他们所熟悉的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

《金瓶梅》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一简略的分析：

一、对生活细腻而逼真的描写。在《金瓶梅》之前诞生的 《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擅长于通过十分夸张的行动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虽然它们采用这种手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不免在很多细节上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经不起人们细细的咀嚼和推敲。《金瓶梅》则不同，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使我们几乎不感到它的夸张，生活就好像按原样自然而然渗透到了纸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小说创作才彻底摆脱了传奇和志怪的影响，而走上了平实地再现生活的新途，从而为我国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开避了道路，并为最终产生 《红楼梦》 那样的伟大作品准备了条件。

《金瓶梅》作者是善于观察和再现生活的巨匠。他所要再现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但他并没有正面去描写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即通过一个在当时最具典型意义的商人家庭，为我们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生活画卷。作者并没有写什么很重大的事件，也不满足于对生活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把笔触伸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举凡家庭的日常起居、饮食宴筵、社会交游、喜丧礼仪、算命卜卦，以及家庭内夫妇之间、妻妾之间、妾妾之间、主奴之间、奴奴之间的争宠斗强，迎奸卖俏，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细腻逼真的摹写，显示了小说作者细致地观察生活、具体地再现生活的能力，构成了 《金瓶梅》 的一大艺术特色。

二、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白描原是我国传统绘画的技法之一，指的是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的画法。后来这一技法被广泛运用于小说和其他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创作，成为我国一种普遍的、传统的表现手法。这种手法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是：使用最简炼的笔墨，不加烘托和陪衬，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我国戏曲舞台上那种不讲究实物布景的表演艺术，也正是这种表现手法的生动运用。

《金瓶梅》里处处显示着我国传统白描手法的丰富表现力。小说里的许多人物，作者并没有对他们的外貌和内心作那种油画式的层层敷彩和细细雕琢，而往往只是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寥寥数笔，声态并作，勾勒出人物之神。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这些人物的成功就多得力于白描手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举李瓶儿生子时潘金莲的表现为例：



那潘金莲见李瓶儿待养孩子，心中未免有几分气，在房里看了一回，把孟玉楼拉出来，两个站在西稍间檐柱儿底下那里歇凉，一处说话。 说道： “耶! 紧着热剌剌的挤了一屋子里人， 也不是养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

一会儿接生婆来，孟玉楼让潘金莲一起往屋里去看看，潘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时运，人怎的不看他? 头里我自不是，说了句话儿，见他不是这个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里的，教大姐姐白抢白相。我想起来好没来由，倒恼了我这半日!”

正说着，又见吴月娘屋里的丫鬟抱了草纸、绷接并小褥子来，孟玉楼道：“此是大姐姐预备下他早晚临月用的物件儿，今日且借来应急儿。” 潘金莲听了，又道：



“一个是大老婆，一个是小老婆，明日两个对养，十分养不出来，零碎出来也罢。俺每是买了个母鸡不下蛋，莫不杀了我不成!” 又道：“仰着合着，没的狗咬尿胞虚喜欢!” 玉楼道： “五姐是甚么话!” 以后见他说话儿出来有些不防头脑，只低着头弄裙子，并不作声应答他。潘金莲用手扶着庭柱儿，一只脚跐着门槛儿，口里磕着瓜子儿。只见孙雪娥听见李瓶儿前边养孩子，后边慌慌张张一步一跌走来观看，不防黑影里被台基险些不曾绊了一交。金莲看见，教玉楼： “你看，献勤的小妇奴才! 你慢慢走，慌怎的?抢命哩! 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钱。姐姐，卖萝卜的拉盐担子，攘咸嘈心。养下孩子来，明日赏你这小妇一个纱帽戴!” 良久，只听房里呱的一声，养下来了。



这一段描写，不仅李瓶儿生子一事白描如画，而且金莲妒口也白描入骨，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张竹坡评语说得好：“读 《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这可谓是熟知小说三昧之谈。

三、泼辣酣畅的文学语言。《金瓶梅》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也是相当高的，它突出地表现在人物语言的生动传神和大量方言俗语的运用上，整部小说的语言显示了一种泼辣酣畅的风格。

《金瓶梅》里的人物对话都个性鲜明，生动传神，完全可以由说话看出说话的人来。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是人物的说话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一听就知是谁讲的，混淆不得。像潘金莲的语言，就只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所谓“一路开口一串铃，是金莲的话，作瓶儿不得，作玉楼、月娘、春梅亦不得”(张竹坡评语)。二是语言生动传神，仅由说话就可想象出说话人的神态模样来。通常所说的“如画”、“如闻如见”、“合眼如见”，就是指这种艺术效果而言，这在 《金瓶梅》 的评点中随处可见。

大量运用方言俗语是《金瓶梅》语言的又一个特点，它极大地增强和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同时对形成泼辣酣畅的语言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小说所写主要是一些市井俗人和下等社会女子，因此作者很注意运用口语俗谚，其中既有山东土语，也有吴地方言和一般小说用语，其数量之多，运用之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像一些常被引用的名言，较早就出自 《金瓶梅》：诸如“乌眼鸡”、“没脚蟹”、“花丽狐哨”、“杀鸡扯脖”、“雌牙露嘴”、“小眼薄皮”、“左话儿右说”、“一鸡死了一鸡鸣”、“雀儿只拣旺处飞”、“不看僧面看佛面”、“女人不穿嫁时衣”、“苍蝇不钻没缝儿蛋”、“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千里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要这命做什么，活一百岁杀肉吃”、“得了些颜色儿，就开起染房来”等等，都大大丰富了语言的色彩和表现力，使小说的语言节奏充满了一种生命的韵律。

四、恢宏浑成的艺术结构。在《金瓶梅》之前的几部长篇小说，一般多是采用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水浒传》、《西游记》就是比较典型的两部，它们大都由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组成，然后用一根线把这些情节贯串起来，就像算盘上的珠串。这种结构形式头绪简单明了，线索清晰分明，故事与故事之间既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扣一环，呈线形向前发展。《三国演义》的结构形式与上述两部小说不同，它采用的是多头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形式，整部小说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但它巧妙地以刘蜀政权为中心，以曹魏和孙吴政权为一个扇形体的另两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地展开了三国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全书结构就如同一张蛛网，左右勾联，前后贯串，堪称是一个完善的艺术整体。但《三国演义》的结构不是全圆形的，而只是网结一面，呈扇形形式。就是说，它展示的仅仅是三国政权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斗争这一个侧面，并没有也不想从更广阔的范围内去再现那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

《金瓶梅》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网状结构形式，它巧妙地以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为圆心，其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构成了一条纵的主轴，这个家庭与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 而西门庆和金、瓶、梅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就好比一条横的主轴，其他次要人物的命运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纬线，纵横交错，便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圆形网状结构。作为圆心的虽然是一个家庭，但其圆周和圆面则是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它大开大阖，首尾贯连，圆如转环，天然浑成，是我们通常称之为 “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制最理想的结构形式。以后的 《红楼梦》也是采用这种结构形式，只是它比 《金瓶梅》规模更恢宏、构造更浑成。

以上我们高度评价了 《金瓶梅》在思想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首先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它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缺陷，正是这些局限和缺陷至今妨碍着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流传。

在这部长达百回、规模宏伟的长篇巨制中，没有一点理想，没有一丝光明，有的只是黑暗、罪恶和丑行。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可真正称得上是具备起码人格的人。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同时兼有官僚、恶霸的特征，干尽了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勾当，在他身上虽然有着空前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却是不够格的，他更像一只追逐金钱和女色的疯狂野兽。而作为供其蹂躏的妇女，也没有一个在更高层次的人性上有任何觉醒，更谈不上有什么反抗和斗争 (宋惠莲这个人物稍有例外，但她的那点觉醒和抗争也是那样可怜)，作为女人，她们除了本能和欲望上的一点觉醒，余下的就是嫉妒和争宠，堕落与自私; 而这一点本能和欲望的觉醒，却又是这样的极其容易满足，只要几块衣料、一点头饰，她们便会立即奉献出灵魂和肉体。这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 还有那些为豪绅驱使奴役的奴仆和小厮，又有哪一个具备起码的人格? 他们都一个个被描绘成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因此，在整部小说所展示的生活舞台上，活动着的就尽是一些疯狂的野兽、堕落的女人和背恩的小人; 虽然这些人物都是真正的现实人物，但同样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另一种现实人物——代表了人类美好理想的人物(当然不是那种高、大、全的人物)，却一个也没有写，这不能不说是《金瓶梅》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

当然，现实主义并不要求每一部作品一定要写理想人物，果戈理的 《钦差大臣》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里面就没有理想人物。但正如俄国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谁也不想在 《钦差大臣》中寻找理想的人物，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个喜剧中存在着理想。”(谢德林《果戈理与戏剧》)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可以没有理想人物，但它不能没有理想。即使是一部以暴露黑暗为主的作品，也需要用理想的火光去照彻那黑暗。而这一点正是《金瓶梅》所缺少的。因此，透过小说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我们虽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丑恶人生的愤懑和谴责，但终究看不到作者对于美好人生的希望和追求。

更严重的是，《金瓶梅》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津津有味地描写着男女主人公们堕落的性生活，使全书充斥了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诚然，这类描写在当时出现，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它既与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荒淫无耻有关，也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可以说它是进步思潮本身带来的历史局限。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这些问题正是它长期以来不能广泛流传的一个致命伤。《金瓶梅》的笔墨和艺术趣味未免过于庸俗了一点。这是我们今天尤其要加以排斥和剔除的。

在艺术上。《金瓶梅》当然也谈不上是尽善尽美。诸如它虽然注意了细节描写，却时时流于琐碎繁复; 它虽然重视博采群众的口语，但往往显得比较生僻芜杂，不少地方给人以堆砌、累赘的感觉。但这些都瑕不掩瑜，是我们不应苛求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