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碑》武侠小说鉴赏

《七杀碑》

【本书体例】

朱贞木著。34章，47万字。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明朝末年，四川嘉定有一杨姓盐商，因出偶然，救了被仇家围攻落难的武林大侠巫山双蝶夫妇。后黑蝶出家乌龙寺为破山大师，其子杨展寄居杨家，与杨女瑶霜青梅竹马，各学得一身绝技，又与川南三侠丐侠、七宝和尚、贾侠结成密友。

雪衣娘瑶霜一日路见不平，救一孤女，得到奇宝七星黑蜂针，邛崃派遂以此为号令，收容川中各派，同时却与另一支夺宝未成的武林强人黄龙等结下怨仇。黄设擂台，邀杨展等比武。两派各邀高手，剑拔弩张，经一番争斗后，杨展以绝顶武功兼仁义胸怀，震惊四座。黄龙等人仍不肯罢休，被武林耆耄鹿杖翁出面喝止。杨展、瑶霜成亲后，鹿杖翁钦服杨之为人，又欲将义女虞锦雯嫁与杨，与雪衣娘共事一夫。其后杨展与黄龙一党因奇宝福禄寿玉三星，发生多次搏斗，黄龙等人败亡而走。中间又穿插铁拐婆婆为子报仇、手刃武林黑手秃鹰一段奇事。

明末天下大乱，四方揭竿而起，杨展却欲进京投考武进士，为国效力。行至沙河，与女侠三姑娘结为兄妹，从其身世中知朝廷糜烂、太监当道。至京后遂与一书生刘道贞相见，定下妙计，潜入权监爪牙花太岁情妇家，三姑娘杀死巨盗，为国为民除去一害，亦报家仇。

杨展在考场勇夺武进士，但也窥出朝廷腐败已极，事不可为，决意返川自保。几人行至沙河，遇护军饷的京师高手虞二，知闯王李自成已里应外合，安排部下女杰齐寡妇欲夺军饷。杨展为报虞二之恩，定下金蝉脱壳计，暗中送出饷银，自身却被齐寡妇用迷药劫入寨中。齐氏名毛红萼，原为明总兵毛文龙夫人，投入闯王名下，系一文武兼备的红粉女侠。她一见杨展，勾起一片深情，两人芳心始动，不意闯王有事急招。红萼只得送杨展归川，相约起兵防御张献忠。

张献忠挥军直入湖北，欲攻襄阳，因军中将士掠劫妇女极多，军气不振，便下令将几百名女子杀死在雷音古刹，酿成惨案。鹿杖翁为日后破张献忠军，扮成神医潜入其军治病，又暗派虞二回川告急。此时杨展一行归川至剑阁，却遇黄龙死党围困，不知下落，川南三侠等人前往救援，双方再度面临一场恶战。

本书据作者自序跋称，成于1949年春。后收入中国现代俗文学文库武侠卷。

书名《七杀碑》，盖起因于世所传明末张献忠大顺军入四川，屡受挫于川南七豪杰，立碑泄恨，上书七个杀字，誓杀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唏容、丐侠铁脚板陈登吴、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七人。据作者自序称，1936年于琉璃厂见一署名“花溪渔隐”之诗册，内记明末四川轶事几万言，述川南七侠事尤详。作者以此结合野史传闻，著成武侠小说。

杨展史有其人，明末笔记吴伟业《鹿樵纪闻》、彭遵泗《蜀碧》中均见记载，称他“精五行道术”。当然小说中的这一主角与历史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书中的杨展为武林义侠巫山双蝶之子，由其父亲授绝技，具有行侠执义的本质。但他又收养于富商杨家，受诗书礼义熏陶，因此书生气十足。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江湖人物所缺少的儒雅修养，又增加了读书人不具备的超人武功，实际上是作者所塑造的文武全才理想人物。然而，这双重人格往往在杨展的行世处事上发生种种矛盾。他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知书达礼，使他在明末朝廷无道，诸雄蜂起的动荡时代，仍然要千里迢迢地奔赴京师，去考那个形存实亡的武进士，以报效国家；使他在沙河镇中，见到权监押解的军饷有被劫之险，明知此种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仍要出手相救。但他毕竟是豪杰之后，又与江湖义士川南三侠友善，因此使他更多地显露了匡扶正义、铲奸除恶的武林气概。他一面营救被打劫的朝廷大员，到京后寄寓其府，一面又与三姑娘等人处心积虑地设下计谋，潜入太监党徒虎穴，杀死巨恶，制造了轰动京师的朝廷大案。他虽然设计护卫朝廷军饷，却又与抢劫军饷李自成部下毛红萼礼善往来，甚至情意缠绵。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描写是否会使读者感到不可理解呢?恰恰相反，此正为作品塑造人物性格的高明之处。明末之时，一些地方有识之士对朝廷的腐败黑暗痛心疾首，对官府欺压百姓深感不满，但又世受国恩，不屑与起义反明的各路农民军为伍。因此，常常聚义一方，结寨自保。杨展即是这种时代、这种阶层的产物。作品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因而使他显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又真实可信，不落入一般武侠小说人物的虚无飘缈之中。正如作品中所述，当时朝廷“被一般昏天黑地的人们维持着粉饰的太平、纸糊的尊严，便是四方有志之士也还把它当作扬名显才的唯一中枢，象杨展这样人物，也无法挣脱这条锁链。”

作品对武林道德所作的一番评述，也颇有见地。认为“有了英雄肝胆，没有儿女心肠，无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亦英雄亦儿女，才是性情中人，才能够爱己惜人，救人民于水火，开拓极大基业”。本于此，作品对李自成起义军不乏同情，而对张献忠的过于杀戮，予以戟刺。应当指出，在旧史籍的记载中，张献忠的杀人被大大夸张了，此点已为现今诸多史著辩明。但作者限于其创作时代的限制，囿于旧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书文字精炼，构架有条有理，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反映了作者较好的文史造诣。唯结尾突兀，似有未完之感。也许作者限于时势，不得不硬行打住，亦为一憾。在作者创作的多部著述中，本书堪称代表，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