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淳耀
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三日。晏起，是一过。管幼安自讼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过必在此。”今岂可习以为常耶？
圣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尚未到“立”境界，一可惧也。颜子不贰过，今有过皆复犯，二可惧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惧也。古人蒙养时，便有天下国家之具，今时过而后学，从前岁月皆弃掷于无用之地，四可惧也。
与人说一句话，便有成物作用在内；若谑浪笑敷，及顺口应人，便是不诚无物。
以前觉得岁月易过，只是工夫未曾积累。
晚，赴熙孟饮，心境在半清半浊之间。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略有秽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谓。
闲话多，是一大病，中间逗漏不觉。
灯下，读《纪事本末》二十八页。
——《甲申日记》
〔注释〕 黄淳耀(1605—1645)：字蕴生，号陶庵，嘉定人。《甲申日记》，是黄氏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至三月的日记。这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明亡，次年黄氏亦自缢死。 晏起：迟起，俗话睡懒觉。 管幼安：三国时管宁的字。 科头：不戴帽子。 不贰过：不重犯同样过错。 蒙养：童蒙时，孩童启蒙时期。 具：才具，襟怀。 谑浪笑敷：戏谑不敬不严肃。 生：通“性”。
黄淳耀的《甲申日记》是日记中显明见出记事人个性行为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形象的鲜明性表现在一种严肃的反省自躬的检讨中，而不是以飘逸潇洒的游冶或勤于学术、金石考订、书画鉴赏之类取胜于人。所以，与幽默、诙谐或清通闲放型的小品相比较而言，《甲申日记》属于严肃小品。但是，如果不了解黄淳耀其人和日记的时代背景，是会觉得方正有余，趣味不足的；一旦知道黄氏是怎样一位人物后，读者无不肃然有敬，深感他的严于律己的文字犹同一块醒木，予人极有教益和启示的。
醒木，拍案惊悚，令人清醒，生活中很不可少。小品文中有此醒木型作品，也见得丰富得多。
甲申(1644)是明末士大夫文人的大劫之年，正直爱国有民族感的文人尤觉面临着山崩海立的大灾难。在三月十九日之前，他们忧心不已，深怀悲哀，崇祯自缢，明社既倾，则更是痛心疾首。黄淳耀是个有气节、正直有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身处乱世，仍自强不息，以图有所报效于家国；明亡后，特别是乙酉(1645)清兵南下，在“嘉定三屠”的劫难中，黄淳耀兄弟子侄奋起抗战，事败自杀。这是一位骨气峥嵘的人物。
从日记看，他的最终以抗清殉身，实在是心性、情操的一贯性的必然结果，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早在他平时的言行生活的严肃律己的精神中孕育培养而成。所以，他在日记中的言论，从其一生的结局来逆向考察，可以感受到一股正气，一种真诚。这些自我反省的日记决不是空洞说教和矫饰伪善。
正月初三还在新春佳节中，他起床晚了，心中老是惴惴不安，认为是一个过失。引管幼安的话作为镜子，鉴戒自己。看似细微末节，然而人之大节操正需从小处锤炼起的。他说：今年已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老是犯过，连“三十而立”的境界也未能达到。“立”，就要能自持，独立己行全靠自己把握自己。可是“晏起”是一种懈怠不勤快，恋被窝暖和，岂非不能自持的行为？这是应该自己惊惧的之一。颜子从来不犯同样过错，我则老是重犯，这是可惧可警惕的之二。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闻道”了吗？我能死吗？我够死的资格吗？这就是说：我的努力、我的自强还远不够，怎能自暴自弃？古人自小就心怀大志，我却老是有了过失有了警觉后才肯上进，空耗了大好年光。
黄氏说的“四过”，如果去其封建尘埃，对今天的青年人固仍有借鉴意义，对今天的中老年人同样有镜子作用。语语质朴，语语见真诚，深沉而又简捷，读后觉得不是苍白的说教。
他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上都作着深入的自我剖析。说话是否实在？是说空话，还是说敷衍话、油滑话、心口不一的谎话、不敬不恭的无礼貌话？他以一“诚”字来作为心性的标准，以有物与否来判别待人的真诚还是虚伪。说出来似容易，要做到很不易。黄氏在日记中写得真实、深刻、动人，使人觉得他确实不在敷衍自己。需知，一个人最不自觉的正是敷衍自己，对自己马虎敷衍的人，很难想象对别人，对世事能严肃谨慎！
至于“以前觉得岁月易过，只是工夫未曾积累”，这16字是完全可以写成座右铭贴在案头的。
在生活中自省是否“闲话”太多的人，在笔下一定没“闲话”、“废话”。黄淳耀确实做到了慎独。所谓“焚香告天”云云，其实就是慎独品行的自我检讨。慎独是儒家一种修养，换句话说，也是民族精神传统的一种，应当拂去其不合理的尘埃，取其严于律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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