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郑燮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
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这是一首咏史诗,“绍兴”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高宗为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宣和七年(1125),金兵两路攻宋,宋徽宗传位于太子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攻陷汴京(今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后,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即位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杭州),是谓南宋。本诗即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
作者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出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丞相纷纷诏敕多”。丞相指南宋权奸秦桧,绍兴年间曾两度为相,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在金兵压境的情况下,秦桧力主和议,卖国求荣,并与高宗沆瀣一气,残酷迫害抗金名将岳飞等人,落下千古罪名。“诏敕”本指由皇帝下达的文告、命令,现在秦桧却越俎代庖,政由己出,不由使人产生了疑问:皇帝又在干什么呢?于是作者紧接着就点明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绍兴天子只酣歌”。高宗天子苟且偷安,朝政悉由秦桧操纵,自己却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前一句以“纷纷”二字极言秦桧行令之多,活脱脱画出他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霸道嘴脸;后一句却以一个“只”字衬托出绍兴天子问政之少,只知寻欢作乐,其余一概不管的昏庸形象。这两人一为奸相,一为昏君,本是一丘之貉,但又各有特点,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半壁江山长期沦陷,黎民百姓惨遭涂炭,南宋小朝庭却是畏敌如虎,苟且偷安,秦桧一味专权误国,高宗只是饮酒作乐,他们早已不思收复中原,一洗国耻了。然而高宗并非只是愚不可及的阿斗,秦桧也不仅是只会发号施令的莽夫,他们极力维持偏安一隅的局面,自有其更深一层的卑劣用意:即便金人真的要把徽、钦二帝送回来,把中原归还宋朝,他们也不会接受的,因为如此一来,赵构就当不成皇帝,秦桧也就无法专权了。这首诗的三、四两句“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正是一针见血地刺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两句表面看来是辛辣的讽刺,但在冷嘲的背后却是怒目裂眦的斥责。板桥写诗喜用白描,却往往蕴含了极为深刻而又强烈的爱憎之情。他曾写过一首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首诗把高宗、秦桧这类衣冠禽兽嘲笑得如此痛快淋漓,斥骂得这般擘肌入理,直使我们觉得,诗人郑板桥何曾是“怪”,分明是个热血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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