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长者闻此,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报刘一丈书》,是古代散文中的不朽之作。作者宗臣,是明代文坛“后七子”之一,但他这篇文章却无心拟古,直抒胸臆,这不仅和他的思想、性格有关,也和他选用书信这种文体有关。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收信人刘一丈,名玠,字国珍,号墀石,与宗臣同乡。生于弘治八年(1495),与宗臣之父宗周同龄,长宗臣三十岁,是宗臣的父辈。据《兴化县志》和宗臣其它诗文记载,刘玠“负才瑰玮,博识强记”,“为文宏丽典实,说往事,谈名理,亹亹数千言”,“闲居于不停披,口不绝吟”,“所著有《管窥集》”。为人关心国事,讲究操守,“非友不交,非义不取”。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幸落选。可是,当他的同乡密友李春芳青云直上,位居翰林时,来信招他北上,他却“置之,不答”。其时严嵩当国,刘玠绝意仕进,以布衣殁于乡里。李春芳认为他是“今之伏龙凤雏(诸葛亮、庞统)”。朋友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并对他终老乡里深感惋惜。他与宗臣的父亲宗周是至交,又和宗臣结为忘年好友,对宗臣一直非常关怀、赞赏。宗臣在别的文章中写道:“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焉,辄叹曰:‘是儿勃勃英气!’稍长,睹余词,则又以国士顾余,时时为人诵说‘宗生’、‘宗生’云。”直至宗臣成名之后,“长者爱我,不殊束发授经时也”。两人相逢,“啸歌中夜”,无话不谈。(见宗臣:《宗子相集》)知道这些背景材料,对我们深入理解这篇《报刘一丈书》,细致体会它的语言风格、写作特点,很有好处。
明朝嘉靖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著名的“海瑞骂皇帝”,就发生在嘉靖年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嘉靖中叶,宰相严嵩父子专权,“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迟,显祸立见”。朝廷上下,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社会风气极端败坏。许多士大夫,阿谀逢迎,相竞奔走于严氏之门。本文就是反映这种社会状况的。
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数千里外”,到“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得到了刘玠的来信和礼物,回信深表感谢。文章的标题是“报刘一丈书”,“报”,即“答”。对方来信,并有馈赠,理应去信答复以表谢意。这是这类书信的一般写法。但是,如前所述,宗、刘并非一般泛泛之交。这些话语中渗透着作者的一片真情,不能看做是一般书信中的套语。
第二段,由“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至“长者谓仆能之乎”。这是答书中的主要部分。作者就刘一丈来信中称赞自己的八个字:“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大作文章,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社会上所谓“上下相孚”的种种丑态。刘玠来信中对宗臣的称赏,是出于真诚。早在宗臣童年时,他就称赞“是儿勃勃英气”,青年后又以“国士”称许。宗臣当然能够理解刘一丈来信中的赞语并非一般应酬。那么,他为什么要就“孚”与“不孚”写这样一大段话呢?这是借题发挥,是作者愤世嫉俗的强烈感情的宣泄。他知道,收信人刘一丈不难理解这点。只有互相之间非常知心的好朋友,才会在书信中这样写。在当即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不便这样写的。这正是好朋友之间特有的对话方式。
宗臣写了三种人:一是到权贵门上逢迎拍马、干谒求进的士大夫。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平日大约也都裘马扬扬,不可一世。论其地位,远比一个看门的奴才高出许多。可是,来到权贵门前,却对“门者”低声下气,“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屈尊降位,“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门者故意轻慢他们,迟迟不报,直到黄昏,才出来告诉“客请明日来”。“明日,又不敢不来”。夜里不敢安睡,披衣坐待天明。一听到鸡叫就连忙起来洗脸梳头,骑马奔向权贵门前。在那里受到门者的欺辱训斥,虽然内心感到耻辱,却又“强忍”着羞愤,向门者苦苦哀求,并再次贿赂门者。有幸受到权贵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人让起来,还再次拜伏在地,故意迟迟不起,以表示对权贵的极端敬服。等到权贵接受了贿赂出门来,立即变成了另一种身躯嘴脸。在门者面前不再象当初那样低三下四;遇到相识的人,也立即有了炫耀的资本。一路上添油加醋地夸耀自己与权贵有私交,已得权贵赏识。在士大夫中间,这个钻营者的身价,也就为之顿增。作者这一番生动描绘,把士大夫的扭曲心态和他们的丑恶嘴脸、卑鄙灵魂、低下人格,刻画得入木三分。面对这一番勾勒描绘,有的读者会为之怵惕自警,有的读者会因此脸烧耳热,可使顽者廉、懦者立。其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不可低估。
宗臣写的第二种人:门者,是又一类典型。他们本来是身份低下的奴才,一个小小的看门人,可是,由于托身权门,有机会接近权贵,上传下达,从中取利,便自以为身份不凡。俗话说:狗仗人势。这类权贵门下的走狗,一旦稍有权力,便会加倍地作威作势,拿腔作调,仗势欺人。宗臣仅用寥寥数语,将门者描绘得活灵活现。古语说:宰相门前二品官。主子得势,奴才称雄。就连严嵩的看门人,也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知严门权势如何煊赫!作者由这点入手描写权门势力,可谓别具只眼,善察善绘。
第三种人,即“主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迟迟没有登场。可是,作者从他的“门者”、谒者,已不难想见其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出场后,言语很少,动作也不多。来客经过许多曲折,才被接见。客人匍匐阶下,再拜,起,上所上寿金,即贿赂,“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淡淡几笔,这个权势人物跃然纸上。他不是一般那种见钱眼开的市井小人物,他有身份,越是拿架子,越是装腔作势,就越显出他的权威地位,也越可以看出他的丑恶灵魂。“司空见惯浑闲事”,他越是故作姿态,以示清廉,便越能显出他的卑劣。他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仅一个字:“进”;第二句,也仅六个字:“某也贤!某也贤!”但这已经足可以得到大笔贿金,并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其人份量由此可见。
宗臣通过对以上三种人的描写,极其精要概括地反映了官僚社会的总体面貌。虽然他所写的权门是指嘉靖年间的严嵩,但有很高的概括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明清以来的官场,大都如此。所以,此文一出,受到世代赞赏。《古文观止》以来的古文选本,几乎无本不选。各种文学史著作,也几乎无不把它作为古文优秀代表作。今天的人阅读它,也不无意义。
文章第三段,自“前所谓权门者”至“得无厌其为迂乎”,与以上几种人相对,明白地表示了作者自己的态度。其中所说“仆之褊哉”,“其为迂乎”,语似自责,其实都是作者自矜其风骨气节的愤世之言。
第四段,“乡园多故”至“幸宁心哉”,与篇首相呼应,对收信人刘一丈再次致以尊敬、关切、劝慰之意。这是书信文章的一般写法,不过宗臣写得分外真挚,语言也优美动人,和一般尺牍套语不同。这一点值得注意。
书信是一种特殊文体。它原本是写给特定的读者看的。大多只写给一位特定的读者看。在别的文章中不便写的,在书信中可以畅所欲言。因此,书信文字,往往亲切动人。文如其人这句话,用于书信,更为合适。宗臣反严嵩的文字还有不少,唯独这一篇《报刘一丈书》,格外笔酣墨饱,有时笔锋犀利,有时深情婉转,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这和作者使用书信体,收信人又是一位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世交挚友,直接有关。他相信收信人能够完全理解自己,所以才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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