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西诗词

宋元江西诗词

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的分裂而归于一统，随着宋朝的建立，江西诗词也大规模崛起，进入了一个成就辉煌的历史阶段。这次辉煌依然以群体的创作辐射至周边地区，从而带动整个江西诗坛。

宋代江西诗词的创作浪潮首先出现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地区，而不是唐代已奠定基础的赣北、赣西地区。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细思考，并不奇怪。一方面，从文学地理学来看，唐代的文学以政治中心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自西往东依次推动着诗歌创作的发展，江西的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诗歌的裹挟范围之中，因而出现了诗人群。但到了宋代，这一由地理学产生的诗词创作浪潮则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诗人。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从晚唐五代以来，偏于一隅的江西，尤其是相对富庶的赣东、赣中，吸引了一大批外来避难的士大夫家族，他们大多是书宦之家，有着相当丰厚的文化基础和深远的家学渊源，一旦遇上适当的外部条件，自然要首先崛起。因此，宋代江西诗人中的佼佼者，其家族基本上是由北方或东南各省辗转迁入江西的。他们的崛起，进一步增强了江西诗人的家族性、群体性特征。

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地区的创作浪潮影响下，宋代江西诗词的创作不断走向繁荣。

这之中，亦有不少江西本土的相关影响因素。

宋代江西诗词的繁荣，首先与江西特别发达的水运有关。据记载，仅真宗天禧年间，吉、虔二州的官营船场所造船数就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朝廷为确保漕运的便利与安全，除保持江西旧有州县外，又改南唐建武军为建昌军，并新增南安、南康、临江三个“军”的建制，以建昌军控旴江;赣江自南向北，有南安军以控扼梅岭古道;又置临江军控扼赣、袁二水交汇处;至于辖星子、建昌、都昌的南康军，则足可控扼整个鄱阳湖面、南北咽喉。水运的发达，特别便利于江西士人和外界的交往，使他们从江西一步步走向政坛，走向全国文坛。

其次，与江西教育的发展有关。江西是宋代兴学最早、学校数量最多的地区。江西书院尤多，官私兼办，遍布全省。每遇大比，学校为赴试者提供所有费用，使士子们“无裹粮之忧”(《江西通志》)。这种大面积办学又结合以名师传授的风气，无疑极有利于文学人才的成长。

第三，与宋代江西的几位先贤有关。士人们的入仕、步入文坛，少不了台辅重臣的奖掖与援引。江西首得宋代风气之先，晏殊、欧阳修均为江西籍的宋王朝决策层核心人物。首先是晏殊，他大力奖掖江南尤其是江西文士，使江西文人得以脱颖而出，有机会在中国文坛上展现他们的才华与风采。这种风范此后几乎一直传承在江西籍的台辅重臣中，这无疑为江西文人的大量涌现铺平了道路。其次是欧阳修，他既是台辅重臣，又是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对江西文学的贡献也更大。为了给政治革新和诗文革新积蓄力量，他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即有不少江西文人，如曾巩、王安石、刘攽刘敞兄弟，便都是在他奖掖之下，成为北宋极负盛誉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的。

正是在晏殊、欧阳修的影响下，北宋江西诗坛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了曾巩、王安石这样的大作家，和他们同时或前后，还有新余二刘、临江三孔以及曾巩与王安石的亲族弟辈们，他们或者以大文学家的面目出现，或者以家族群体的形式崛起，并且都在诗词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北宋江西文坛的最后重镇无疑是赣西北的黄庭坚。不同于上述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是，黄庭坚是以其有法可学的诗学成就与理论吸引了众多后学。他在总结宋诗曲折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与方法，并且倡扬学习杜甫和陶渊明，给后学有门径可循的喜悦，从而吸引了一大批诗人，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中江西作家便占了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分宁徐俯、永修李彭、新昌惠洪、临川二谢、饶节、汪革等。江西诗派的出现，标志着宋诗风格特点的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宋诗终于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在中国诗歌史上争得了可以与唐诗比肩的历史地位。江西诗派的影响也因此绵延至清末，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近九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