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类，性爱就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爱情的描写源远流长，并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和读者的青睐。然一代文学有一代的特点，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的爱情描写，大都具有它所处时代的特征。明吴炳的《绿牡丹》就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爱情之作。
一、爱情与爱才并举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等一系列封建婚姻观念盘根错节，濡染人心。于是，在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真正是产生在相互了解、志同道合基础上的极为少见。男慕女色，女爱男才，一见钟情，途有磨难，终成眷属，早已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描写的一种模式。真正敢于打破这种模式，拓展爱情描写新篇章的，以往不少人认为是自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开始。鲁迅先生就这么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是的，如果从多方面打破，爱情描写与深刻反映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紧密结合去评价，《红楼梦》无疑是“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高巅之作。但在充分肯定《红楼梦》这一成就的时候，把过去的爱情描写统统限于“男才女貌，一见钟情”进行评价也是片面的。《绿牡丹》在写主人公车静芳与谢英，沈婉娥与顾粲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产生与发展时，跟以往的“男才女貌，一见钟情”的写法就不一样。
车静芳是一个贵户小姐，父母虽逝，但家道依然富足，与哥哥车尚公(下称车大)，还有保母钱妈妈三人一起生活，日子过得不失贵家小姐之风雅。
谢英父母也已去世，虽才华出众，但由于家境贫穷，不得不到“累世仕宦，遗不家赀颇厚”的柳希潜(下称柳大)家坐馆谋生。
沈婉娥是请告归家的翰林学士沈重的独生女，她的性格温和文静，在父亲的教导下，才思敏捷，文藻过人。
顾粲是谢英的莫逆之交，虽然功名未遂，但才华横溢，颇热心于结社、选刻之事，曾与谢英、车大、柳大一起玩文弄墨。
从《绿牡丹》第八出《闺赏》开始，车静芳对谢英就产生了眷恋之情。沈婉娥对爱情的追求尽管不像车静芳那样炽热急切，但从第六出《私评》开始，她对顾粲就有了好感。至于谢英对车静芳，顾粲对沈婉娥的爱情，分别是从第九出《仿俊》和第十出《扼腕》开始的。打这以后，两对情人，尤其是谢英和车静芳，随着剧情的发展意趣越来越相投，感情越来越真切，甚至到了“愁肠如醉，痴情欲死”的程度。不同一般的是，在戏最后一场“圆婚”之前，他们从未有过见面和幽会的时候。
究竟他们的爱情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一语道之，全在于他们都有一颗非同一般的爱才和重才的心。吴炳在建构情节，刻画正面人物的时候，始终是把“真才”作为人物形象的核心，把爱才所产生的力量作为正面人物爱情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由于这样，他们才不见而钟情，终于成了眷属。
先来看车静芳与谢英的爱情。
沈重告别仕宦后，多年的翰林生活使他人虽老，但“诗癖靡深”。为了引励后生，他不仅对自己的女儿多加教导，且创立诗社栽培其他年轻人。两对情人的爱情就是在沈重邀请顾粲、车大、柳大会考作诗时萌发的。
会考之前，只知穿街走巷，寻觅风流的车大、柳大生怕出洋相，于是，车大“好歹说尽”，请他妹妹车静芳为他代笔，然后请人传递。柳大的诗作也用这种方法请谢英代笔。会考的结果，柳大得了第一名，车大得了第二名，顾粲排在第三。事后，车静芳读了第一名的诗，当场发出“天下竟有此才”的赞叹，并即时萌生“若得才如此者，以托终身，如愿毕矣”的慕恋之情，甚至还为此而情泪盈眶。可见其钟情不同一般。
为什么一个年方十五的贵门小姐竟然如许动心呢?乍看似乎也是“女慕男才”在作怪，其实，车静芳的慕才与一般才子佳人式的慕才不一样。过去许多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几乎都是以“男才”和“女貌”为前提的。对女方要求，外貌长相是首要的，当然也讲究贞静温柔，但对是否“有才”从不太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流传千古，就是明证。况且，以往的爱情故事，表现得大胆主动的往往在男方，女方即使钟情，往往表现得比较深藏内向。车静芳尽管外相长得很美，但作者对此只是一笔交代，并不渲染，也不表现男方为此而神往倾倒。重笔描写的是车静芳那种“百家诸史，无不淹通;诗词歌赋，援笔立成”的才女风范。车静芳所以眷恋于第一名(当是还不知道作者是谁)，不在于“我有德言容功，他有饱腹学才”，完全在于她想到第一名才学比自己高，将来论经谈史有知己。正如她在情泪汪汪时所想的：
潸然自忖，不分今生便付沉沦。若奴家是个男子呵，结成连袂好，朝夕细论文，才名伯仲，也不道十分衰褪。
从车静芳聊为代笔便夺取第二名以及她一眼认定顾粲之诗也是“名流手笔”可以看出，她的才学实在是一般“佳人”所没有的，钱妈妈说：“饱学秀才考她不过。”并不过誉。正由于车静芳所怀抱的是这么一种“才名伯仲”的爱情观，所以在寻找第一名的过程中才表现得如此主动大胆：赏诗之后立即分咐钱妈妈“明日去访问”，早把情线牵。
谢英所以狂热地爱上车静芳，原因是钱妈妈“访问”时说出车大之诗出自车静芳之手。开始时，谢英明知钱妈妈问他“可曾娶过夫人”是访亲的口气，但想到车小姐是白丁车大的妹妹，估计本领与车大差不多少，所以毫不动心。后来钱妈妈拿出车静芳的笔迹作证据，证实车大考取第二名的诗作是小姐作的，谢英的爱情才马上产生，甚至事后做出追赶钱妈妈，叩门求爱的举动。
本来，谢英是个功名未遂的穷书生，车静芳是“累世仕宦”的贵户小姐，在封建婚姻观念看来，他们是难以结合的。由于车静芳想到的是“我只爱这诗，也不管他姓柳不娃柳，便家世寒薄些，也不妨”。谢英所思的是小姐所作的诗“忒好”，并知小姐也在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诗作，于是他们才能冲破阻力，克服从未见面的艰难，双双美合。
沈婉娥同样是个才思出众的宦门小姐。从她“私评”时一眼看出第一名的诗作“真天下绝调”，第二名的诗作“有些脂粉气”，第三名的诗作“可称当行，置之第三，亏他些了。”可以说明，沈婉娥的眼力高出沈翰林一筹。由于父亲在上严加教管，所以沈小姐的爱情欲望没有像车小姐那样公开大胆。但从第二十九出车大假报高中，企图强来娶亲，父亲催她扮妆，她误以为要配白丁，于是“泪痕偷漾”，拒绝梳妆，后知父亲是要把她配给“诗才高手”顾粲时，兴喜之情难于言表。可以看出，沈婉娥的爱情追求同样是以“爱才”为根基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她为什么在车大“高中”(当时还不知是假)，父亲要她打扮时不以为快反以为苦呢?过去，多少佳人梦寐以求的，不正是这种金榜题名后的花烛夜吗?正由于“高中”消息传来之前，沈婉娥已知道车大与顾粲的真实细底，所以才有这种车大即使高中也不为快的表现。
顾粲爱上沈婉娥，是从第十出追忆和欣赏沈重所示的“绿牡丹诗”开始的。他说：“女儿诗赋，父亲岂可遍示外人?……是了，闻她尚未字人，想是故在人前，夸其才调，以示择配之意。只一件，若依名次先后，我第三的自然没分了，难道就招个白丁女婿?”这虽属推测，但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顾粲在读沈重所示之诗时，沈重既不说是自己的，又不肯说出做诗人的真实姓名，顾粲即时识别诗中的“愧乏谢家才”是女人手笔，于是萌起了对沈小姐的爱望。为了尽快改变眼前这种“望断雨云空费想”的处境，实现他那“何期在深闺绣房”的心愿，他不但大胆向沈重提出“复试”的请求，而且用“另誊窗课，同选刻送去请教”的方法，尽快争得沈翰林的“择配”之心。这不又是一种因诗萌情，以才博爱的表现吗?
在中国古代爱情描写作品中，《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分别是元、明、清三代的代表作。《绿牡丹》与《牡丹亭》问世于同一时代，但在描写爱情产生时，《绿牡丹》没有《西厢记》那种“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张生初见莺莺时的风魔情状)的描写，也不见《牡丹亭》杜丽娘那种梦中与情人初见，便松衣宽带于芍药栏前的场面。《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虽然较《绿牡丹》有更为精深博大的成就，但在描写宝玉初见黛玉时，一个大吃一惊地想：“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一个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种曲笔较那种“一见钟情”的写法高明得多，但认真考究，仍然带有钟情于初见的痕迹。《绿牡丹》中的两对情人从未相见就可以产生爱情，甚至不断发展，这与传统的“男才女貌，一见钟情”写法比较，确实别开生面。如果说因诗萌情也是一种“一见钟情”的变样，但务必看到，其中所“见”的不在于外貌，而是内在的才学，情之所“钟”也在这。这样种情与爱才相生相举，以爱才为爱情的基础和动力的写法，正是《绿牡丹》的一大特点。
二、爱情与怨恨交织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雨果说过，自然中的万物并非都是崇高优美的，它们处在一种复合的状态中，“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因此，“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滑稽丑怪作为“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可以使人们由此“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转自易洪斌《美学漫谈》第100——10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为了使《绿牡丹》的爱情发展显得更加折跌多姿，使观众产生一种更为新鲜的喜剧感，吴炳在着重描写爱情如何在爱才中萌生和发展的同时，又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反面人物柳大和车大为隐藏自己的丑陋、争夺车静芳和沈婉娥心中之爱所做出的种种虚伪卑鄙的行径，从而使两对情人的爱情发展交织着强烈的对反面人物的怨与恨。可以说，如果没有反面人物的出现和作崇，车谢、沈顾之爱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如愿以偿。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相互出现，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一种对比”，作家是把反面人物的出场作为激发正面人物的怨恨之情，从而加速爱情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来处理的，当然也包含着更有利突显作品的喜剧性(这个问题的详析见第三部分)。换言之，怨恨在《绿牡丹》中不仅仅是一种对丑恶人物的态度和情感，它与正面人物的爱慕之情交织在一起，成为激发爱情和促进爱情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一种主体作用力。《绿牡丹》爱情描写的这一特点，从戏一开始就有所显示，尔后，通过两次会考和一次帘试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浓烈。
全剧的序幕拉开，性厌诗书、不学无才的柳大、车大来到谢英的书访。谢英按“会规”要他俩作一篇“特丹赋”，两位白丁糊思乱写极不痛快。这时，正值顾粲为选刻之事来找谢兄。车、柳见顾粲只选谢英的作品而怀恨在心。柳大说：“小顾这等放肆!待后日那里考试，偏要考在他前列，方消此恨!”车大表示赞同。
这种开场，看似写结社文会，实则写正反两种人物心灵的碰撞。碰撞的导火线显然是由于顾粲一出场就显示出一种重“真才”而轻“无才”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爱与恨的交结体现。尽管这时的“爱”与后来所发展的爱情不同，但如果没有这种爱真才和恨白丁的思想存在，就不会引发后面一系列爱情与怨恨的产生。
在第一次会考中，柳大和车大为发泄原先受顾粲鄙视之恨，诡计多端请人代笔，结果真的把顾粲置之名后。这时，尽管顾粲从沈小姐的诗中萌生了爱情，但怨恨之心也随之加剧。尤其是车、柳趁自己夺取第一、第二之势，把顾粲骗进家里卑鄙地进行捉弄之后，顾粲对这两个白丁的怨恨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当场笑曰：“真蛙井，乍窥天，忘本等。这可以魍魉峥嵘，这可以魍魉峥嵘，听不得嗥嗥吠声。”打这以后，他抱着对车、柳的极端愤恨，为披露白丁的本来面目，显示自己的才能而展开了一场新的较量：他郑重其事地向沈翰林提出“再考”，而且考规应该“再严些”。结果车柳二兄在第二次会考中丑态百出，遭到“真才”的加倍戏弄。顾粲的才华在“再考”中得到充分的显示，从而赢得了沈翰林把沈小姐许配给他的决心。试想，如果没有这股强烈的愤恨(怨恨的升级)之情，他的爱情大愿能实现吗?当然，顾粲心中的怨恨又不完全是来自对白丁的愤慨，其中另一个原因又是来自于对沈婉娥极深的爱。爱得越深，怨恨愈烈，两者相生相促，交织成为一股击倒白丁，实现爱愿的巨大动力。这种情中有恨，恨中有情，因恨生情，以情促恨的艺术特色，在谢英身上表现得也非常鲜明。
前面说过，谢英对车小姐的爱慕之情是从第九出钱妈妈前来问亲开始的。在此之前，由于处于为人坐馆，以此谋生的境地，于是谢英对白丁的怨恨不像顾粲那样赤裸。但从他的诗作《赴柳宅新馆》的情调看，其中“满纸穷愁，如泣如诉”(沈小姐评诗之语)。此外他一上场就诉说：“柳兄习馀纨袴，性厌诗书，开馆月余，足迹未至。”可见他对白丁以及这种坐馆生涯并不如意。这种“不如意”发展到柳大求他代笔夺得第一后，便上升为怨恨。恨之因由在于柳大这时不但不知羞耻，反而以第一自踞，公开在谢英面前呈强显威。说什么“平日小弟笔下极熟落的，不想那日偶然肚痛起来，勉强暂借兄作。”又说：“小弟从来第一，幸托兄庇，这次也只照常。”这种人谁不恨他?等到车静芳设帘考柳大，柳大又来求谢英代笔的时候，谢英心中的愤恨便发展到极点。为破坏柳大的争婚阴谋，发泄心中的愤恨，谢英这次不同上回，公然作了讥诮柳大的打油诗，结果招来车小姐的一场哄笑。由此，谢英便遭到柳大的驱逐。
别的暂且不提，仅这首打油诗，就可以看出吴炳融爱情与愤恨于一体的独特功力。打油诗曰：
牡丹花色甚奇特，非红非紫非黄白。
绿色乌龟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
谢英借车静芳所出的“绿牡丹”之题，把柳大比作贪花之乌龟，告诫车小姐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作诗之前，谢英就自忖：“柳五柳，你自思量是何等一个人品，便妄想我车小姐来?”“倒不如做一首极歪的诗，等小姐看了大发一笑，绝他求亲的念头。”你看，这不是由于心中早已怀有“我车小姐”的情意，才有这种不顾被驱逐的后果，大胆去作这种讥讽式的打油诗的行动吗?爱与恨在这里交结得最为妥贴。如果没有愤恨在其中的作用，车小姐要想辩明真伪，找到意中人，那能像现在这样顺利?
至于女主人公车静芳、沈婉娥的爱心发展，愤恨之情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像顾粲、谢英那样突出重要，但由于她俩面对的是“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的现实，更主要的是她俩与谢英、顾粲都有—颗爱真才恨白丁的心，所以当她俩分清是非，明辩真假以后，爱与恨发展得更快。例如谢英作打油诗被逐后，车静芳颇有感慨地说：“谢生谢生，谁着你嘲笑狂徒，致遭驱逐!”“前日骂作乌龟，如今又骂作牛，谢相公倒会取笑哩。”再看柳大、车大假报高中，沈婉娥和车静芳共同拒绝妆扮，车静芳甚至把镜子掷在地上，这些行动难道是单纯的怨恨发泄吗?怨恨中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真挚的爱，自觉的爱。
三、在笑声中指摘时弊
在中国古代爱情系列作品中，《绿牡丹》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成功除了以上两大特点外，不为爱情而写爱情，在爱情描写中时时处处注重反映封建社会后期文场的弊端又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使观众在爱情的波澜中对现实生活中假名士，假考风有深刻的认识，吴炳深识笑声的功力，不管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他们的所做所为都被纳入了喜剧的艺术结构，从而使这部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喜剧性，成为中国古代喜剧的佼佼者。总结《绿牡丹》在笑声中贬丑扬美，指摘时弊的经验，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突出反面人物之“假”。
柳大和车大在《绿牡丹》中诸多诡计，但统而观之，可以用一个“假”字来概括。“假”既是这两个反面人物形象的核心，又成为作者指摘时弊的焦点。这种“假”从戏的开始一直发展到剧终。
在谢英的书房里，面对谢英所出的题目《牡丹赋》，柳大读作《杜再贼》，车大读作“壮舟贼”，刺白丁面目一针见血。当谢英告诉是“牡丹赋”时，柳大马上改口：“正是牡丹赋，一时眼花了。”车大说：“我原识的，故意骗他取笑。”明明不懂偏想装懂，这两个人物一上场就假到极点。
第四出沈重邀他俩赴会作文，如果实实在在，自知无能不去也许不惹人耻笑。在“假”的主观意识的指导下，他们都想出一条倩人代笔的“妙计”。
考试时，沈重宣布“不得私谈聚立，不得夹带传递”，两个白丁异口同声：“做这样事的猪狗不值。”话音未逝，考题一出，柳大便立即念叨起苍头(老书僮)前来传递之事。苍头以送笔砚为名把题目偷偷接走时，柳大叮嘱：“午饭要早些”(传递要快些之意)。当谢英的代作送来之后，场面更为可笑。
柳大：这时候才送饭来，可不急坏了人! (柳大私看，顾粲起身，苍头咳嗽，柳大急藏)
柳大：顾兄敢疑小弟夹带么?饭盒在此，大家来搜一搜!
顾粲：偶然起来，那个有心看你?
柳大：只有这黄虀余沈，青蔓残羹，此外无赃物。
顾粲：你不夹带便罢了，何须如此撇清?
柳大：苍头快回去，不许再来，省得人眼光落在我身上。
(苍头下，柳大私抄)
这时，车大见柳大有了“缘故”，自己的“安心丸尚未到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不得不“再领出恭签，到门外去候钱妈妈。”
柳大：怎么又要出恭了?
车大：连日大便不谨。顾兄也在此，若疑小弟出去，有些弊病，可随着小弟，到茅厕上同走一遭，看可有家中男仆相近。
顾粲：又是一个撇清的。
(车大外出张望)
车大：钱妈妈怎还不来?
在考场上他俩本来假得相当离谱，这是人尽皆知的。当沈翰林评卷，夸他俩诗中有妙句时，柳大说：“不欺老师说，门生做的时节也觉有些意思。”车大说：“门生昨日着实用心，做得完时血也吐了几口。”
随着剧情的推进，柳大和车大假得更加卑鄙，一个把谢英的诗稿偷为己作，一个把妹妹的诗作抄下来，分别送去给沈翰林——以为这样更有利夺取沈翰林的“择婿”之心。更令人笑倒的是，当白丁知道沈翰林已将女儿许给顾粲，并要为谢英和车静芳主婚时，竟然冒天下之大假：买通报子，假报高中，企图抢在谢英、顾粲之前强娶。
假的行为在这里只能自己欺骗自己，它既骗不住对手，也瞒不住观众。“当我们把所看到的现象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所设想的这种现象的本质和任务，跟喜剧人物真正意图或可能相对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笑了。”(卡尔斯基语，转自《电影艺术译丛》1955年10期第20页)车大、柳大这一系列假的行为之所以令人发笑，就因为他们的本质与现象以截然相反的力度形成一种极为不谐调的碰击。在笑声中，使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个白丁的虚伪与丑陋，而是明代科场腐败的一种反映，一个缩影。据说，明熹宗时有个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的狗少爷，他假冒有志之士应试，结果不但高中，且在官场中连升三级。车大、柳大敢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找人代笔代递，连那位“惯会代笔”的范虚，他在为柳大代笔时也自称：“我从来代倩不差池”，“村中童生，年年来求我”。这些都是对“文场自古多奸弊”的一种指摘，一种嘲讽。
第二，动机与效果大相背逆。
车大、柳大之所以成为地地道道的讽刺性喜剧典型，除了他们的行动始终存在着本质与现象的不谐调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这种不谐调所造成的结果不是他们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而是动机与效果的大相背逆。这是《绿牡丹》喜剧性产生的重要条件。
例如，第一次会考的时候，白丁的真实面目与他们的虚假表现产生矛盾，观众觉得可笑，然觉得可笑和真正的喜剧性不能等同。喜剧性是可笑性的最高形式，它不仅要求可笑现象在观众的审视中遭到否定或毁灭，更重要的是喜剧人物的主观意识在突然的逆变中遭到一种自我性的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往往在这一方面，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为一谈。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任何对比，都可能是可笑的;可笑是这样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现象在自身之内消灭了自己，目的在实现时失去了自己的目标。但是对喜剧性，我们还应提出更深刻的要求。”“喜剧性不仅首先来自目的本身的矛盾的对比，而且来自与主观性和外在环境的偶然性相对立的内容的矛盾的对比。”因为“喜剧的主观性成了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事物的统治者。”(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9、111、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简而言之，喜剧性除了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外，作为统治一切的喜剧人物的“主观性”同样要与别的内容形成一种不谐调的矛盾。从这点来说，在第一次会考中由于两个白丁“主观性”结果是如愿以偿(取得第一，第二名)，于是动机与效果没有产生背离，因而这次会考只存在着可笑性，而不具有真正的喜剧性。
第二次会考，两个白丁继续作假，企图请人代笔传递，由于沈翰林采纳了顾粲的建议，严加督阵，既不许家人送饭，又不得门外出恭，结果使白丁预先的计划全部落空，最后不得不假装生病窘退考场。明明是想“显得才思优长”，结果却交了白卷，动机与效果判若两样。
第二次会考之前，车静芳设帘择亲，柳大满以为这次既有谢英代笔，又有车大从中帮忙，占娶娇娥已在目前。万没想到，谢英出于一腔爱意和满腹怨恨，给他代作的是一首打油诗，落得一场生生捉弄。
《假报》一场，白丁两次遭人捉弄后以为“假报”是最稳妥的一招。车、柳一上场便喑暗自喜：“买得报人施巧计，因缘成就不须媒。”正当两个白丁兴喜若狂，分咐家下“忙排香案，再叫梨园，快宰猪羊”，准备迎亲的时候，谢英、顾粲真正高中的消息传来，面对足够的凭据，白丁企图再闹也毫无办法。在众人的哄笑中车大、柳大一败涂地，文场假士的主观意识，在以上这一系列动机与效果的悖反矛盾中遭到了最为辛辣的讽刺。
[苏]A·齐斯认为：“笑声不仅是一种揭露的武器，它同时又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愉快的源泉，它鼓舞人们坚定对生活与生活目标的信仰。在斗争中，它不是失败力量的标志，而是胜利力量的标志，它体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和胜利的光芒。”(《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第25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观众从《绿牡丹》反面人物自作聪明，自食其果的失败中所获得的正是这种审美感受。为了使这种感受
升华得更为真切，更为具体，作家在嘲笑丑态，指摘时弊的同时，又从另一视角突现人物的可笑性。
第三、幽默的诙谐，反败为胜。
由于《绿牡丹》的创作旨意在于针砭时弊，在针砭中寄托对“真才”的培养与选拔的理想，因此，在刻画正面人物的时候，所采用的不是本质与现象相互矛盾，动机与效果背逆的喜剧手法，而是重在表现他们如何在幽默诙谐的言行举止中反败为胜，从而“鼓舞人们坚定对生活与生活目标的信仰。”
谢英上场，由于寄人篱下的生活，面对柳大、车大这类白丁，虽然不可能象顾粲那样敢说敢恨，但当两个白丁出语辱骂顾粲不选他俩的文章时，作为“莫逆”的关系，谢英并不因为食客于人而袖手旁观。他说：“二兄不必性急，待续集出来，收些人情文字便了。”白丁听后自以为是为他们着想(这是只有白丁才有的思维)，观众听来，却知道这是非常得体而又带讥的言语。“待续集出来”，说明谢英完全支持顾粲这次不选白丁的文章。“收些人情文字”(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足见“真才”对“白丁”的鄙视。脱口一句，馀味无穷，态度鲜明，含蓄得很。像这种表面看去是为白丁着想，实际上是在挖苦讥讽他或帮他的倒忙的言行，谢英为柳大作“乌龟诗”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首诗似乎是应柳大之求依题咏绿牡丹，其实是把柳大比作痴心王八，告诫车静芳不要上当。
为什么这种言行能使人产生一种幽默诙谐的美感?因为幽默(诙谐)与滑稽不同，它们虽然都有“寓庄于谐”的共同特征，但滑稽的“庄”和“谐”都比较外露，能令人一眼看穿，立即喷饭。幽默(诙谐)的“庄”隐藏在“谐”的背面，甚至两者有时都表现得比较深沉含蓄。观众目睹此状，要理解其中之“庄”，往往要展开思维的翅膀进行意会，而不是像滑稽那样令人一目了然。这种言行本身的含蓄性与观众主观思维的意会性的紧相结合，便是幽默(诙谐)之美的基本特征。如第一次会考时，车大、柳大明明是诸多作假，并当场偷抄传递之作，但他们一时说“顾兄敢疑小弟夹带么?饭盒在此，大家来搜一搜!”一时又说“苍头快回去，不许再来!省得人眼光落在我身上。”一时又借口说：连日大便不谨”，出去等待传递。这种本质与现象的不谐调，观众不但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作者所要表现的“假名士，假考风”之“庄”也一目了然。这是滑稽形态的最佳显示。像谢英这种“收些人情文字”的口气，表面看去态度温和，实际上却流露着辛辣的讽刺。喜剧的“不谐调”特征，就在“人情文字”(不合格的文章)与“收些”之中体现。这样的讽刺，当然要有观众思维的积极参与才能真正显示它的功能。观众一旦悟出其中的意味，笑不自禁，甚至越想越觉得可笑就在所必然。因为审美性之笑，经常产生在主体思维的突然发现之时，像谢英这样通过温和、含蓄的手段进行争斗，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大体一样。
经过正面人物一番若明若暗，时现时隐的较量，结果，谢英、顾粲的处境从受白丁捉弄变为戏弄白丁，爱情的种子从困境中脱颖而出，终于在笑语喧闹的笙歌中，在提前开放的绿牡丹前，两对情人喜结良缘。真是：花开独一格，爱情别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