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功成不言禄

因为和寒食、清明节连在一起，介子推的名字在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功用，而介子推的几次重大人生抉择，又是那般令人记忆深刻，不能忘却。审视古人的歧路抉择，不可以忽略介子推的存在，尽管在介子推行为评价上见仁见智，分歧颇多。

介子推其人有两个说不尽的话题：一是“割股奉君”，一是“功成不言禄”，以至于被前去寻找的人们放火活活烧死在绵山。

春秋时期，由于晋献公对小老婆骊姬言听计从，宠爱过度，致使晋国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变故，诸如太子申生遇害，奚齐被立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逃避祸等等，一言难尽。庶出的重耳身为晋国年长的贤公子，逃亡之际，晋国不少才华横溢的名士如赵衰、狐偃等都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患难，介子推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耳在外流亡长达19年，可谓是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故事，就发生在重耳流亡期间接连走背字的时候。

介子推“割股奉君”之事，《左传》、《史记》均无记载，只是说介子推是重耳亡命列国时的随从人员之一。《庄子》和《韩非子》中，则都提到了介子推的这一壮举：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篇》）

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韩非子·用人篇》）

西汉韩婴编纂的《韩氏外传》中，将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及重耳反国，国中多不附重耳者。于是里凫须造见曰：“臣能安晋国。”文公使人应之曰：“子尚何面目来见寡人，欲安晋也！”里凫须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凫须曰：“臣闻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闻。文公见之，里凫须仰首曰：“离国久，臣民多过君，君反国而民皆自危。里凫须又袭竭君之资，避于深山，而君以馁，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闻。臣之为贼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责。然君诚赦之罪，与骖乘游于国中，百姓见之，必知不念旧恶，人自安矣。”于是文公大悦，从其计，使骖乘于国中。百姓见之，皆曰：“夫里凫须且不诛而骖乘，吾何惧也！”是以晋国大宁。故书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凫须，罪无赦者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韩诗外传》卷十）

《韩诗外传》交代了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前因——在重耳君臣一行流亡途中最困难的时候，随从里凫须盗窃了仅有的金钱逃跑了，故而令重耳吃不到食物而“馁不能行”；讲了赖皮脸里凫须在重耳归国之初是如何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让晋文公重耳通过给他官做而让人们知道重耳胸怀开阔不念旧恶。

关于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地点，说法也不相同。《韩诗外传》说发生在途经曹国的时候，而《东周列国志》则说此事发生在途经卫国之时。

……重耳离了翟境，一路穷苦之状，自不必说。数日，至于卫界，关吏叩其来历。赵衰曰：“吾主乃晋公子重耳，避难在外，今欲往齐，假道于上国耳。”吏开关延入，飞报卫侯。上卿宁速，请迎之入城。卫文公曰：“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卫、晋虽为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贿，费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吩咐守门阍者，不许放晋公子入城。重耳乃从城外而行。魏犨、颠颉进曰：“卫毁无礼，公子宜临城责之。”赵衰曰：“蛟龙失势，比于蚯蚓。公子且宜含忍，无徒责礼于他人也。”犨、颉曰：“既彼不尽主人之礼，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难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谓之盗。吾宁忍饿，岂可行盗贼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饥而行，看看过午，到一处地名五鹿，见一伙田夫，同饭于陇上。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田夫问：“客从何来？”偃曰：“吾乃晋客，车上者乃吾主也。远行无粮，愿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资，而问吾求食耶？吾等乃村农，饱食方能荷锄，焉有余食及于他人？”偃曰：“纵不得食，乞赐一食器！”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此土可为器也！”魏犨大骂：“村夫焉敢辱吾！”夺其食器，掷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将加鞭扑。偃急止之曰：“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车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诚痴人耳！”

……再行约十余里，从者饥不能行，乃休于树下。重耳饥困，枕狐毛之膝而卧……众人争采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问：“此处何从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闻‘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重耳垂泪曰：“亡人累子甚矣！将何以报？”子推曰：“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义。臣岂望报哉！”

途经卫国在前往齐国之前，而途经曹国则在离开齐国之后，时间上的差异自不待言。但不论是发生在途经卫国时，还是发生在途经曹国时，都是重耳君臣亡命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候。途经卫国时，卫君不肯放重耳君臣一行入城，重耳向野人乞食，却受到野人呈上土块的戏弄，重耳最后饥肠辘辘，“枕狐毛之膝而卧”，其窘相不难想见。途经曹国时，为人轻薄的曹共公竟然在重耳洗浴时闯了进去，想要观看重耳的骈胁，重耳蒙受如此奇耻大辱，自然也是终生难忘。

重耳落难时随从不少，但到了连口饭也乞求不到的地步时，这伙人虽然无计可施，却没有一个肯像介子推一样“割股奉君”。介子推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实诚的人，既然没有办法讨来饭食，又不忍心让主公挨饿，于是便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熬成肉汤让主公喝。曾经有人将介子推此举和齐桓公身边的佞臣易牙联系起来说事——当年齐桓公生病厌食，佞臣易牙便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煮饭孝敬齐桓公，因而被齐桓公视为对自己最忠诚的人——认为介子推“割股奉君”存有不可告人之目的。这种猜测纯属无稽之谈。须知，易牙“杀子奉君”发生在齐桓公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之际，而介子推“割股奉君”则发生在重耳走投无路、运交华盖的时候。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来品评历史人物事件，只能陷入幻想之中而无法自拔。

介子推“功成不言禄”，见诸于《左传》、《史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史记·晋世家》载：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釂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参详两处记载可知，促使介子推选择“功成不言禄”，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晋文公重耳赏赐从亡者及功臣是遵循“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而进行的，因为介子推的功劳在从亡者中排名不靠前，尚未轮到他时，又赶上发生了“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向晋国告急的变故，赏赐之事由此搁置；二是从亡者中间发生了不顾廉耻争功邀赏的事情。《东周列国志》的说法可供参考。

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乃大会群臣，分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别其劳之轻重，而上下其赏。第一等从亡中，以赵衰、狐偃为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犨、狐射姑、先轸、颠颉，以次而叙。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卻溱为最；其他士会、舟之侨、孙伯纠、祁满等，以次而叙。第三等迎降者，卻步扬、韩简为最；其他梁繇靡，家仆徒、卻乞、先蔑、屠击等，以次而叙。无采地者赐地，有采地者益封。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狐突冤死，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诏令于国门：“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许其自言。”小臣壶叔进曰：“臣自蒲城相从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则侍寝食，出则戒车马，未尝顷刻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亡之赏，而不及于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来前，寡人为汝明之。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壶叔愧服而退。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赏舆儓仆隶之辈，受赏者无不感悦。惟魏犨、颠颉二人，自恃才勇，见赵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内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劳，全不计较。

在从亡者当中，介子推固然不能与经常为重耳出谋划策的赵衰、狐偃相比肩，却也有其奔走之劳，故而在晋文公赏赐从亡者时，介子推开始选择了等待。等来等去没等来赏赐，却目睹了人们在功名面前的丑态毕露。眼看着一个个腼颜争竞之人纷纷如愿以偿，生性耿介的介子推不愿与之为伍，而选择了沉默，结果便是“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于是，被晋文公所遗忘的介子推这才索性退出，选择了和深明大义的老母亲一同隐居绵山。如果介子推在晋文公赏赐开始时就隐居辞赏，便是只有旷世高人如范蠡、申包胥、鲁仲连等才有的高风亮节，介子推起初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而是随大流等候赏赐；没有等到赏赐，却看到了诸多争功邀赏的丑恶现象，介子推才转而选择了不争功、不言禄而归隐绵山。由此可见，介子推在十字路口的抉择，颇有几许无奈和凄凉。

介子推对自己耻于争功、耻于言禄所做的解释，简单说来就是：君权神授，重耳返国成为晋文公是上天的意志，二三子贪天之功为己功着实无耻，因而不愿意与这帮无耻之徒为伍而选择隐居。介子推君权神授的观念现在看来根本站不住脚，在当时却很合乎君主制的需要，故而被《左传》、《史记》所反复征引渲染。

“夫物芸芸，不平则鸣。”介子推悄然离去后，同情他的旁观者看不下去，在晋国都城悬书宫门为其鸣不平。晋文公获悉后后悔不迭，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前来绵山寻找的官员下令放火烧山来逼迫介子推出山，谁料想介子推母子竟然被活活烧死在山上，晋文公封绵山为“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等等，虽然被史家说得有鼻子有眼，却远没有介子推偕老母亲归隐深山那样令人神往。宋人黄庭坚的诗作《清明》，“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传神般地道出了介子推在世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