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的封建帝王选择自己皇位的继承人，是第一等重要的事体，诚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而放眼看去，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唐太宗等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谁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秦始皇嬴政生前没有确立太子，致使他暴毙沙丘之后，赵高、李斯、胡亥得以兜售其奸；汉武帝刘彻晚年听信谗言而将太子刘据逼上了绝路，以致后来不得不为立其子而杀其母；隋文帝杨坚因为偏听偏信、上当受骗而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致使隋王朝短命而亡；唐太宗李世民号称一代英主，也曾经为立太子之事而痛不欲生。本文所要陈述的，则是唐高祖李渊在惊闻玄武门之变后的痛苦抉择。
隋炀帝时，奉命镇守太原的唐公李渊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胜出，取隋王朝而代之，建立了大唐王朝，和其子秦王李世民的作用密不可分。《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载：
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太子千牛备身临汾柴绍。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随着形势朝着有利于李渊父子的方向发展，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其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
高祖李渊对秦王李世民情感爱憎的变化，无形中助长了太子李建成除掉潜在对手李世民的欲望。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不难看出，面对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相争，父亲李渊左右摇摆，游移不定。一会儿想通过将李世民调去镇守东都洛阳化解矛盾，一会儿又要加罪于李世民，一会儿又念及李世民的功劳而不忍下手。
李渊当断不断，结果酿成了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关键时刻，秦王李世民抢先出手，采用武力手段一举铲除了准备将他置于死地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事变发生前，高祖李渊已有所察觉，“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不过，李渊此时依然用常规思维思考问题，而根本没有料到李世民竟然会使用极端惨烈的暴力手段。玄武门事变发生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作为一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政治家，面对猝然来临的骨肉相残剧变，李渊的表现着实不凡：既然大错酿成，回天乏力，便选择坦然承认既成事实，迅速采纳裴寂的建议，平静地说道：“善！此吾之夙心也。”随后，李渊宣布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将国事一并相委。下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紧接着，李渊又诏告天下：自己做太上皇，由李世民来做皇帝。唐代历史上有名的贞观时期，也因李渊的这一抉择而正式开启。
毋庸讳言，李渊的这一抉择充满了苦涩和无奈。俗云：“知子莫如父。”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的志向、抱负、胆略和手段，李渊应当比谁都清楚，而身为君父的他却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故而，对于酿成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李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人司马光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过李渊：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高祖李渊诚然难辞其咎，但是他在玄武门事变发生之后，能够顺应既成事实、以变应变，迅速退位，让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上台一展其政治怀抱，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司马光以古代圣君的标准来要求乘势而起的李渊，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未免近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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