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弃人间事　欲从赤松子游

司马迁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并列举了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左丘等历史伟人以为佐证。倘若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作为其中之一，相信世人皆不会有异议。在浩如瀚海的历史文献中，歌咏张良的诗文不知凡几，而几乎看不到诋毁张良的文字。即便是孔夫子这样的大圣贤，也经常被人非议责难，张良能受到世人的一致推崇，委实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篇末评论道：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南北朝诗人谢灵运赋诗曰：

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唐代诗仙李白赋诗曰：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李白《咏汉中》曰：

徒为风云苦，一官已白须。

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

披云见青天，扪蛋话良图。

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

终身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北宋诗人梅尧臣在留侯庙前赋诗曰：

貌如女子心如铁，五世相韩韩已灭。

家童三百不足使，仓海君初去相结。

秦皇东从博浪过，力士袖椎同决烈。

晓入沙中风正昏，误击副车搜迹绝。

亡命下邳圯上游，老父堕履意未别。

顾谓孺子下取之，心始不平终折节。

舒足既受笑且去，行及里所还可说。

可教后当五日来，三返其期付书阅。

他日则为王者师，果辅高皇号奇杰。

留国存祠汴水傍，逢逢箫鼓赛肥羊。

赤松不见天地长，黄石共葬丘冢荒。

北宋改革家诗人王安石赋诗曰：

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

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

脱身下邳世不知，举世大索何能为？

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

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

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

宋代唐荐赋诗曰：

博浪沙头触刑车，潜游东夏识真符。

风云知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启汉图。

商老已来宁少海，赤松还约访仙都。

雍容进退全天道，澶澶高风万古流。

南宋诗人刘克庄赋诗曰：

一槌复九世仇，编书封万户侯。

指视紫芝翁出，身从赤松子游。

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赋诗曰：

十二男儿夜出关，晓来到处捉南冠。

博浪力士犹难觅，要觅张良更是难。

古往今来，人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赞美和仰慕张良。而张良之为张良，最令人钦慕的地方，乃是他一生中的三次重大抉择。

第一次抉择是“韩亡子房奋”。作为韩国的贵公子，亡国之恨在年轻张良的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愤然毁家纾难，选择了战斗和复仇，而将刺杀秦始皇嬴政作为自己复仇的首要目标。“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对刺杀秦始皇做了精心的谋划，“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椎击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无疑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壮举，勇士张良的伟岸形象由此在世人心中日渐高大起来。

第二次选择是“师从黄石公”。梅尧臣用诗的语言简约地叙述了张良的这次抉择：“亡命下邳圯上游，老父堕履意未别。顾谓孺子下取之，心始不平终折节。舒足既受笑且去，行及里所还可说。可教后当五日来，三返其期付书阅。他日则为王者师，果辅高皇号奇杰。”怀才自负的张良在亡命下邳时偶遇黄石公，老人为了测试张良而故意要张良拾履，而后又与之相约夜半在桥上相会，却两次责备张良没有准时赴约，然后扬长而去。面对老人接二连三的刻意刁难，张良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而以虚心受教的态度感动了老人，于是老人终于以兵书相授。此书使张良获益良深，为他日后辅佐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出，发挥了重要作用。“虚心使人进步”，即便是智者张良也不例外。故而，这个故事被世人反复陈说，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传授张良兵书之人，王安石认为是上天而不是黄石公：“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不论是黄石公传授，还是上天传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良选择了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

第三次抉择是“功成而弗居”。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加入了造反行列的张良和刘邦阴错阳差地在留县相遇，几番谈吐之后，双方相互吸引。于是，本来要去投奔楚王景驹的张良改变主意留了下来，成了刘邦的股肱谋臣。这次留县与刘邦的君臣际遇，改变和成就了张良的一生。此后，刘邦的许多重大决策，都闪烁着帝师张良智慧的光芒。而张良也被刘邦视为西汉王朝的第一功臣。汉高祖六年大封功臣时，刘邦第一个想要分封的功臣便是张良。“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史记·留侯世家》）

尽管刘邦是出于真心，但是张良却不愿意接受过重的封赏，并聪明地将自己奇谋妙策的作用解释为刘邦知人善任所致，于是谢绝了刘邦要其“自择齐三万户”的美意，而和光同尘地受封做了留侯，排名在丞相萧何之后。就在张良推辞“三万户”封赏不久，功臣们便因为争抢功名位次而几乎闹出了大乱子，多亏张良为刘邦献计“先封雍齿，以示群臣”，才将事态平息下来。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些名利客不顾廉耻地争抢功劳，反过来和张良的真诚谦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品境界高下立判。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别人争竞得死去活来的名利面前选择谦让，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唾手可得的大富大贵面前选择退出，说来容易做来难。张良却全都成功地做到了，委实是难能可贵。

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张良选择了渐渐淡出。他对此所做的解释是：“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史记·留侯世家》）于是，张良开始学习辟谷，钻研起导引、轻身的养生术来了。仔细翻阅《史记》所载，则不难发现，刘邦称帝后，在事关国运的太子废立问题上，一向对张良言听计从的高祖刘邦也听不进他的谏言了。在皇后吕雉的一再恳求下，张良暗中指点吕雉延请曾经驳了刘邦面子的“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刘盈，刘邦才不得已而打消了改立爱子赵如意为太子的念头。这件事对智慧过人的张良所产生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对他决意放弃人间之事，欲从赤松子游，无疑有着不可言传的影响。

张良决意退出朝廷权力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汉十一年，刘邦率军前去平定黥布叛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显而易见，此时的张良病体艰难。汉十二年，是刘邦存世的最后一个年头。东征黥布归来后，刘邦依旧想要废黜太子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可见，张良之不视事，首先是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尽管张良在刘邦在世时已经不视事，却始终没有远离朝廷，还是刘邦和皇后吕雉的顾问。因为身体有恙而渐渐淡出权力中心，实在是一个很雄辩的理由。也正是为了治疗疾病，张良才在家中辟谷。看到了这一层，方才能理解刘邦死后，对张良心存感激的太后吕雉何以会对他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也才能理解张良何以“不得已，强听而食”。

就在张良选择淡出权力中心之际，同为汉初三杰的萧何、韩信却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熬煎。楚王韩信被刘邦“伪游云梦”逮至京城，贬为淮阴侯，随后又被吕雉杀死在未央宫；萧何则因被刘邦猜忌而一度锒铛入狱。有了这二人做陪衬，张良的先见之明便更加凸显，故而一再为世人所称道。

张良和春秋末年越国的谋臣范蠡都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比起范蠡来，张良的全身而退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范蠡的隐退干脆利落，“君行令，臣行意”，寥寥六个字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范蠡的心志；张良的隐退却没有范蠡那般潇洒飘逸，只是渐渐地淡出了权力中心，人却依旧在京城中，是一种别样的“大隐隐于朝”。

对于张良的“欲从赤松子游”，后人的理解或有不同。北宋学者司马光便认为：“明哲保身，子房有焉。”在他的眼里，张良“功成而弗居”的抉择乃是一种不折不扣而又是成功的明哲保身之举。赞同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唐代诗人李白的“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身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宋代诗人唐荐的“商老已来宁少海，赤松还约访仙都。雍容进退全天道，澶澶高风万古流”，均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张良功成身退的仰慕之情。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子则认为：司马光的断语“未足以尽子房”。“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韩，为韩报仇。’身方事汉，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无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视汉之爵禄为鸿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荣辱，不知有利害，岂尝逆亿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仅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贞而心之洁矣，是以举太子以托之，而始终不忮。”（《读通鉴论》）

思量起来，虽然司马光所言不无道理，但是王夫之所言理由似乎更充足些。张良为人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惜毁家纾难起，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与秦王朝为敌。陈胜、吴广倡导的农民大起义坚定了张良推翻秦王朝的决心，与刘邦的君臣际遇则使他看到了推翻秦王朝之后建立新王朝的希望。故而，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不是和萧何、樊哙等人一样希冀“得附骥尾而致千里”，而是基于韩国贵族子弟的亡国之恨。随着西汉政权的建立，张良心愿已了，又不屑于纠缠在新一轮的政坛是非当中，选择淡出便合情合理，并不费解。因为心中不存贪图功名利禄的私心杂念，故而方才有人所不及的大智大慧。张良之所以能够在不可预测的宦海生涯中全身而退，原因就在于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或许乃是人们思考张良、景仰张良的重心之所在，也是张良对芸芸众生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奥妙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