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复旦（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读博士不久，就想着有机会要去美国留学做博士后。我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来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整个过程非常辛苦。当年，计算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查资料只能去专门的计算机室——有人专门看守管理，进门还得换上白大褂和拖鞋——关键是，还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得去，普通学生进去一次都很困难。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不知道磨了多少嘴皮子，好不容易搞定了管理人员，利用节假日，待在计算机室里玩命地查资料、写邮件。1993年的新年，窗外爆竹争鸣，烟花璀璨，同学们都在聚会开Party。我一个人背着几袋面包、拎着两壶开水，关在计算机房里，一待就是三天，给美国几乎所有和我专业沾边的学校写申请信。我都数不清自己到底写了多少信，写得自己都想吐了。然而，发出去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不停地接着写。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实验室回信了，说还有可以申请的名额，但需要有推荐信，才能最后定下来。收到信的时候，我高兴极了，觉得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在我们上学的年代，也就是90年代初，读博士的人非常少；全国所有行业加起来，一年才能毕业五千多个博士。如果已经分配到单位就业，再想走，单位一般都不会放人。我们7月份毕业离校，很多同学9月份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在毕业分配前落实好出国的事宜，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只要搞定了名额，推荐信一般只是走个程序，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按照我的计划，秋天拿到博士学位就直接出国，所以，我连工作都没有找，一心准备着留学的事。
可到了7月底，美国的学校突然来信说，不能接收我了。我很诧异，让我在美国的朋友问询原因，她告诉我帮我写推荐信的三位老师中，有一位老师对我毕业就想出国很不满，信里面没说好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简直像是晴天霹雳，将我的出国计划瞬间化为乌有！
快毕业了，还没有工作单位；继续联系出国，也不知能否成功。我的专业是眼科，跟基础医学的学生相比，属于特别窄的行业，被录取的难度更大，所以出国梦的实现很可能遥遥无期。究竟应该放弃出国的打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我陷入了两难。
这种境况让我很郁闷，也很难过。不过，我的个性一直很倔强，没有竭尽全力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把心一横，决定还是继续联系出国，大不了少拿一年工资，大不了比别人晚升职，也没啥了不起！
终于，在昼夜奋战三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德州医学中心贝勒医学院眼科研究中心的邀请。这个实验室，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申请的导师，还是国际眼科协会的副主席。还有令人惊喜的是，薪酬比之前拒绝我的学校还高了一倍！在万元户都非常稀缺的年代，按1：8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计算，我一下子就变成十万元以上大户了，当了那么多年的穷学生，自然非常欣喜。
回头想想，一切真的都是最好的安排，其中有许多上天的眷顾。或许，在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经历之后便会明白，烦恼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痛苦是因为命运想将你带到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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