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四书
一、朱熹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一）朱熹的生平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在福建省南剑州尤溪县，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农历三月初九去世，同年十一月，葬于建阳县黄坑后塘大林谷。
1．朱熹的父亲
朱熹的父亲叫朱松，字乔年，号韦斋。黄榦《朱子行状》：“父朱氏，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朱松生于北宋哲宗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去世。
1123年，朱松调任福建省南剑州尤溪县尉。他认识到自己性子急，容易误事，于是效仿古人以物警性，取西门豹佩韦抑急制怒的典故，佩韦戒性急，并把他的居所命名为“韦斋”。三年任满之后，朱松携家人居住在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诞生。
2．朱熹的生平
朱熹自幼聪明，学习能力强，加上从小生活在父亲朱松营造的浓厚的崇尚程学的家庭氛围中，四五岁开始阅读四书，五岁进入私塾，由父亲朱松执教，七岁跟随父母迁居建州（今福建建瓯），绍兴八年，朱熹八岁，和母亲到临安，十四岁，朱松临终时嘱咐他投奔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三年任满之后，罢归，绍兴三十年（1160年），李侗收朱熹为门生。
朱熹三十三岁时，宋孝宗诏求臣民的意见，朱熹上了奏章，确切地陈述了当时施政的缺失，第二年十一月，朱熹再次上奏章，提出抗金的主张，但没有被采纳。乾道七年（1171年）十一月，朱熹专程回尤溪，在知县、好友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知县石子重勒石立碑。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县重修学宫，朱熹撰写《重修尤溪庙学记》，题书“明伦堂”，制匾悬挂在学宫正堂。同年，倡议建造“传心阁”，收藏典籍，供学子诵读研讨用。
1175年，朱熹四十六岁，他和友人吕东莱一同游信州鹅湖寺，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进行了有名的“鹅湖之会”辩论。1178年，朱熹利用职务之便，督促星子县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1188年，朱熹再次上送万字奏章，这就是著名的《戊申封事》，主张“正心”、“选任大臣”、“振举纪纲”等。1190年四月，六十一岁的朱熹到漳州担任漳州知州，在此期间，朱熹推行了很多仁政，例如刻印《五经》、《四书》，禁止僧尼在民间传经等。1191年四月，朱熹离任到建阳，次年移居建阳考亭，开始建考亭书院，1195年，朱熹被推举为侍讲，他上书皇帝，指责当时的宰相韩侂胄窃权害政，皇帝没有听取朱熹的意见，并且罢了朱熹的官。韩侂胄等人直指朱子学说是伪学，于是朱子学派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次事件就是“庆元党案”。
朱熹一生坎坷，去世后被作为“先儒”，从祀孔庙，之后不断晋升“先贤”、“十哲”之列，他的地位高于汉唐儒家学者及孔子弟子中的七十贤人，汉唐以来的儒家学者中享有此殊荣的也只有朱熹一个。在朱熹七十年的生命中，除了从政的九年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从事理学研究、讲学和著书。朱熹的著作，现发现的就有六十多部，四百多卷，他的《四书集注》被元朝、明朝、清朝定为科举进士必读的书，当时有“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说法。朱熹的著作，被明朝、清朝列为儒家正宗。朱子学说在国外也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的樵川时代一度形成朱学热，今美国、英国、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都对朱子学说开展了国际性的研究，并且有专门的研究学会。
（二）朱熹的师承
1．个人禀赋
朱熹从小就很聪明，四岁就对宇宙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能向父亲朱松发问，《宋史·朱熹传》：“天上之何物？”朱熹十一岁时开始作诗文，朱松作《以月团为十二郎生日之寿戏为数小诗》诗庆贺，被朱松友人叹为“笔力扛鼎”。十二岁时，朱熹文学大进，已达到“运笔生风”的功夫。
2．家学传承
朱熹的父亲朱松既是宋代名臣，也是道学中人，对儒家学问道德深有研究。朱熹《与陈君举书》：“先人自少豪爽，出语惊人。逾冠中弟，更折节读书，慕为贾谊、陆贽之学。久之，又从龟山杨氏门人问道授业，践修愈笃。”朱松在朱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在此之前，朱熹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进行学习，是朱松把朱熹引进道学门径，并在思想境界、行为表现等方面给朱熹最直接、最具体的影响。朱熹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父亲朱松呕心沥血的启蒙教育密不可分。黄百家评价说：“程大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学遂由濂溪而继孟氏；朱韦斋能友延平与刘、胡三子，而使其子事之，晦翁之学遂能由三子而继程氏。卓哉二父！巨眼千里矣。”
朱熹是朱松的第三个儿子，对于朱熹的出生，朱松十分高兴。朱松《洗儿二首》：“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儒冠？”同时，朱松对朱熹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朱松《送五二郎读书诗》：“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
朱松对朱熹的启蒙教育是典型的二程理学教育。朱熹四五岁时就开始阅读四书，以《四书》为本，着重在于《论语》《孟子》。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这为日后朱熹潜心研究四书、创立“四书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临安教育
绍兴八年三月，朱熹和母亲来到临安。父亲朱松为他请了一名叫杨由义的教师，教授朱熹司马光杂议等。《海昌图经》：“杨由义，字宜之……领漕荐不第，馆于诸公之门。吏部朱松尝延请以诲其子熹。”
绍兴八年五月，朱熹见到了湖湘派的理学大家胡寅。胡寅，字明仲，号致堂，是龟山杨时的弟子。胡寅主张心理合一，强调穷理而精义，朱熹继承了胡寅的这种思想。
4．武夷三先生
朱熹十四岁时父亲朱松病故，临终时把家事托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又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把朱熹托给他们教育，并嘱咐朱熹投奔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朱熹从学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广泛地接触和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化。朱熹说：“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熹饮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则奉以告于三君子，而享学焉。”
胡宪，字原仲；刘勉之，字致中；刘子翚，字彦冲，是洁身自守、超世脱俗的儒学家。朱松临终说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先生“其学皆有渊源”，主要指他们三位都有二程理学、《易》学和《春秋》学的渊源，这有利于朱熹将来学业的提高和深造。
朱熹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先生，主要的学习场所是刘子翚家园的六经堂私塾，在这里，朱熹接受了更加全面的儒家教育。后来他又曾到刘勉之的萧屯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刘中瑞樟书院、武夷水帘洞学习。在这个时期，三位先生用二程及其门人的著作来给朱熹灌输理学思想，于是，朱熹开始广泛接触二程的书。朱熹说：“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熹自十四五时，得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旨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无以信其必然也。”
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先生对朱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胡宪最精通《礼》学，朱熹经常向他问礼，同时，胡宪注重朱熹《论语》“为己之学”的教育，他向朱熹传授的《论语》学对朱熹四书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在三位先生中，朱熹的理学和经学思想最接近胡宪。刘勉之注重张载著作的传授，最早向朱熹传授了张载的《西铭》，同时，刘勉之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的过程中处于特殊的位置，绍兴十六年，刘勉之把女儿刘清四许给了朱熹。刘子翚擅长史学和《易》学，倡导经史并重的学风，经史并重教授朱熹。
对于在这三位先生处所受到的影响，朱熹说：“‘熹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开始一面‘从事于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之实’，一面‘用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朱熹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先生，为成为一代理学大师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5．延平李侗
李侗（1093一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今福建南平人），因为居住在延平，学者称之为延平先生。李侗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同门，同时，也是朱熹青年时期的理学入门老师。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第一次见到李侗，隆兴元年（1163年）李侗去世，朱熹从学李侗的时间有 10 年。第一次见面之后，朱熹又三次前往延平拜见李侗，分别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绍兴三十年（1160年）和绍兴三十二（1162年）。李侗对朱熹的影响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开始了。朱熹曾说：“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样，朱熹在李侗的指导下一心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李侗提出的“只教看圣贤言语”、“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的观点贯穿了朱熹从学李侗的整个过程，后来也成为朱熹学说的特色和朱门弟子的师训。
四书学对朱熹理学意义重大，钱穆说：“朱子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朱熹从学李侗期间，李侗对朱熹四书学习的指导以及师徒二人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讨论对朱熹建立四书学体系和理学体系都起到重要作用。
朱熹从学李侗的这10年正是朱熹学术思想真正由“禅”转“儒”的关键历程。朱熹在李侗的指导下渐渐地转到“道学”的学术路径上，从这来看，李侗是让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
（三）朱熹的思想
1．理学思想
（1）朱熹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从理论重心上来看，朱熹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大概可以分为青年时代的心性论、中年时代的宇宙论、晚年的道统论三个阶段。
（2）朱熹理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特点
朱熹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个人思想发展与社会思潮的紧密互动，朱熹思想递进中鲜明的辩证性。
个人思想发展与社会思潮的紧密互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朱熹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多得益于南宋前期学术的丰富面貌，朱熹与之保持了紧密的互动。其中，朱熹和道南学派、湖湘学派、南宋学人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朱熹说：“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二、表现了朱熹对南宋社会历史问题的敏感，表现了宋代历史精神中的忧患意识。三、勇于自省的学术精神，在广泛的思想碰撞中促成了朱熹思想的开掘。朱熹从不吝于把自己的作品奉寄给道友，朱熹就是在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中登上思想高峰。
朱熹思想递进中鲜明的辩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朱熹较好地处理了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关系，达到综罗前贤的超越高度。甚至可以说，朱熹理学是宋代理学完成的标志。二、朱熹在新的思想框架下对旧成果辩证地吸收。其中，中和旧说对李侗思想的扬弃、中和新说对中和旧说的扬弃最为鲜明。三、朱熹在多元的学术与思想格局中，很好地坚持了理性反思和体证互参而“自得”的原则，运用“拿来主义”采摘众说。
2．哲学思想
哲学方面，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学说，他认为“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万事万物是“理”的具体体现。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熹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存天理，去人欲”，否定了人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欲望。
朱熹吸收了程颐的格致说，提出了“格物致知”说，认为应当在考察事物的过程中发现心中的“理”。格物既是认识外物的活动，也是道德的修养方法。
虽然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其哲学思想中还是含有部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例如推测天地未分离的时候，只有阴阳二气，这阴阳二气发生矛盾便产生了水和火，再由水和火分化出天地日月星辰；指出地在中央的位置，日月星辰在地的周围，反对天高地卑的传统说法；认为有上就有下，有高就有低。
3．经济思想
经济方面，朱熹提出了“足食之本在于农”的生产观，主张“以口数占田”，防止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清量土地，实行赋税的“公道”负担；实行“社仓”政策，以减轻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朱熹还提出了“俭奢适中”的消费观等。
4．教育思想
朱熹在教育方面有巨大的成就。朱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于讲学，即使是在从政期间也不间断。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朱熹主张分为两个阶段，八岁应该入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十五岁入大学（书院），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小学阶段，应该注重行事的训练，大学阶段，应该侧重理论的探讨。朱熹的教学方法，历来为学者所传诵。朱熹认为，由易入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且要注意复习、巩固。此外，朱熹还注重师表和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朱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整顿县学、州学，他创办了同安县学、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被誉为“朱夫子”。
二、《四书》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是继汉代五经合集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中国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朱熹运用章句集注体式组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经典文本，倾其毕生精力，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经典作注释，让这四部经典的思想内容在集注者的价值理念和通注方法的构造下，实现了逻辑的契接和新整合，构建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学系统。
朱熹生前曾经建议把《四书》设为国家考试的必备科目，朱熹去世后，因为《四书集注》，他被宋理宗追封为信国公，赠太师，后改封徽国公，从祀孔庙。到了元代，《四书集注》成为了国家考试必考的内容和标准答案。明代继承了元代的这个制度，并且执行得更加彻底，这一制度一直到清代末年取消科举制度才终止。《四书集注》影响深远，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为了每一个读书人思想的基础和主导，并且通过这些读书人影响着所有人的思想行为。
（一）《四书》的版本
1．《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唐代韩愈等人推崇《大学》，韩愈在《原道》中引用了《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引证儒家道统，《大学》才开始被人们注意。北宋的张载和二程等人也推崇《大学》，此后，《大学》、《中庸》常并称。朱熹则重订《大学章句》，加上《格致补传》，并把《大学》安排在《四书集注》首卷，把《大学》视为学者“入德之门”，《大学》便有了独立的地位，并逐渐成为儒家经典。元仁宗之后，《四书》和《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首业，《大学》进一步成为学校的基本教材，成为读书人必读的书籍。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一、经朱熹打乱《礼记·大学》的顺序，主观划分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二、按原有顺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2．《中庸》
《中庸》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载于《小戴礼记》。关于《中庸》的作者，历史上有众多说法。荀子、司马迁等人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朱熹则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和子思的弟子，但欧阳修、崔述等人否定了子思是《中庸》作者的说法。
3．《论语》
《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资料，成书于战国初期，很早便位列经典。经过了战国儒家诸派别的传授和秦火之劫后，到西汉初，存有《鲁语》和《齐语》两种本子。这两种均为今文《论语》，之后，又从孔壁中得到《古论语》。
4．《孟子》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一本。关于《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孟子》的作者是孟子。二、《孟子》是孟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根据孟子生前的言论编定。三、《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但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第三种。
关于《孟子》的篇数，《史记》、《风俗通》、《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史记》记载《孟子》有七篇。而《风俗通》和《汉书》则记载《孟子》有十一篇。因此，汉代流传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两个版本。赵岐在《孟子章句》中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的风格、文辞和《内书》七篇有很大的差别，可能是后人伪作，于是就没有给《外书》四篇作注解，这四篇就渐渐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孟子》一共七篇。赵岐又把这七篇分为上、下，因此，现在通行的《孟子》是七篇十四卷。
（二）《四书集注》的形成过程
《四书集注》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对“四书”的集解、集说，然后逐步过渡到《四书集注》的撰成和完善。
经过和张栻“中和之辩”，朱熹形成自己的“中和新说”，接着，经过寒泉之会、鹅湖之会和三衢之会这三次学术论辩之后，朱熹的学术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朱熹对自己以往相关的四书内容加以修订，撰成了《四书集注》。
公元1175年，著名的鹅湖之会之后，朱熹开始修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以及《论孟精义》，并在年底完成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改工作，把《论孟精义》提炼修改为《论孟集注》，并写成《论语集注》。公元1176年，朱熹撰写了《孟子集注》。公元1177年，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同时也把《论语孟子集注或问》定稿。但此时朱熹并没有把四本书结集合刻，直到公元1182年，朱熹到浙东提举任上，才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称才首次出现。
公元1186年，朱熹又对《四书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版本在当年分别由詹仪之在广西刻印、赵汝愚在四川刻印。但在公元1188年，朱熹又一次对《四书集注》作了一次大修改，把自己从1177年以来发展成熟的新思想归纳写进去，并在第二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
（三）《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颇有深意，按照“入道之序”的逻辑顺序和内在结构，朱熹把《大学》排在第一位，《中庸》第二位，《论语》第三位、《孟子》第四位，形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排序。这样的编排顺序有朱熹自己的根据，体现了由易到难、由实事到高妙之理的次序，有助于学者学习。朱熹认为《四书集注》应该从《大学》开始，《大学》写的是古代的大学教育学生的方法，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该先学习《大学》，然后再学习其他书籍。《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朱熹特别看重《大学》。《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朱熹个人也推崇《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因而《大学》《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其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六经之上。
（四）《四书集注》的注疏
1．《大学》的注疏
《大学》从成篇到北宋儒学复兴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虽然有郑玄作的注和孔颖达作的疏，但都是并《礼记》而行。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例如南梁皇侃、北周熊安生的《礼记义疏》，其中也有对《大学》相关的阐释，但已失传。虽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大学》所秉承的往圣先贤德性伦理政治之道并未断绝。从唐代韩愈引用《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一段话，《大学》逐渐显露出它的意义，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北宋司马光作《中庸大学广义》，《大学》开始脱离《礼记》单行，从此《大学》逐渐成为经典。
朱熹的《大学章句》对社会思想产生了重大和深远影响。朱熹遵从二程的观点，认为《礼记》的《大学》（即后来王守仁所谓的“大学古本”）“为书犹颇放失”，故“采而辑之”，“补其阙略”。所谓“采而辑之”，除了将古本“在亲民”之“亲”注改为“新”、“身有所忿”之“身”注改为“心”之外，最主要地是将古本分为“经”一章，并按“三纲八目”之次序，依次论说“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朱熹又分“传”十章，对“传”文直接进行了调整。所谓“补其阙略”，则是在“传”之第五章下，以按语形式补入。
朱熹的辑补使《大学》的结构更加严谨，文句更加完整。朱熹的《大学章句》，随《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历代一直被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和标准答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
2．《中庸》的注疏
秦汉时期，《中庸》是《礼记》的其中一篇，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南北朝时期，一些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学者给《中庸》作注，例如梁武帝萧衍。《中庸》受到学者们注意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容易和其他的哲学相结合。在这个时期，《中庸》只是受到了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学者的重视，并没有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唐宋以后，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庸》开始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二程和程门的弟子都著有论释《中庸》的著作或语录。
在《中庸》的诠释史上，可以说朱熹是一位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朱熹先后作有《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订了《中庸辑略》，书写三大卷《中庸》的语录。《中庸》的注疏专著还有宋代姓石的学者编的《中庸辑略》、明代廖纪的《中庸管窥》、清代毛奇龄的《中庸说》等。
3．《论语》的注疏
历代《论语》注疏多达三千多种。其中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专著，例如：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程颐的《论语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
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注释《论语》。朱熹辑宋儒十一家学说，引证三十余人，撰写《论语集注》《论孟精义》和《论语或问》。以义理解释《论语》，认为该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了无穷的道理，须认真探求，了解圣人所以作经之意。在重视义理，以理学思想训释《论语》的基础上，朱熹也重训诂，将义理与训诂相结合。南宋以后，朱熹注的《论语》成为《论语》学的中心，《论语集注》也和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一起，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
4．《孟子》的注疏
很多学者为《孟子》的作过注，例如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唐代陆善经的《孟子注》，北宋孙奭的《孟子注疏》、王安石的《孟子解》、朱熹的《孟子集注》。其中，朱熹的《孟子集注》最著名。《孟子集注》一共十四卷。朱熹为《孟子》作注时，吸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十二家之说。《孟子集注》成为南宋、元、明以来解说《孟子》的范本，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其他三书一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书集注》的特点
《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的“教人之法”中包含着教学目的，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古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以恢复他们的本性”，即让民众恢复善良的本性。
朱熹说过，夏商周这三代的王宫、国都甚至社会的基层都有学校，小孩到了八岁都得入小学，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掌握上下尊卑的秩序，学习写字、算术等技能，十五岁，优秀者就进入大学学习。
朱熹认为，《大学》是曾子从孔子处学到并传述的内容。《中庸》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弟子所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容上都涉及先王法度，是古代大学传授的基本内容。教学的目的是用先王的法度昭告世人、教育世人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人之道”。
1．《大学章句》的灵魂——格物致知
按照朱熹对四书的编排顺序，《大学章句》是《四书集注》的第一部。朱熹把《大学》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开头“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这205个字是经的部分，这部分讲述了《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相关内容。纲领指大学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条目指达到大学教育目的的途径和具体方法。
“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指认清人从天禀受的、虚灵不昧、居众理而应万事的品德。亲民，朱熹认为应当读为“新民”，指认清自己的明德之后，就应该去掉明德在以往染上的污垢，新指革去旧物。止于至善，止指达到，至善，最完美的境界。在明明德、亲民之后，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并且不再动摇。朱熹认为，明明德是认识、是“修己复性”的起点，新民是修己的过程，止于至善是认识和修身的目标。
“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传分为十章，其中的每一章都是对纲领或者条目的某一个条目的解释。《大学》原文没有对格物和致知的解释，朱熹根据二程的意见，补上了这一章。格物，指人们要亲历其事，对自然外界进行研究。致知，指认清本质。诚意，指意念真诚。正心，指思想纯正。修身，指提高道德修养。齐家，指经营家庭。治国，指以德治国。平天下，指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
《大学章句》的基本思想是强调认识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修身的基础在于诚意、正心，诚意、正心的基础是致知、格物。因此，格物是朱熹一切社会思想的出发点，是朱熹哲学的基础概念。
2．循例行道为中庸，诚必以明为前提——《中庸章句》
朱熹认为《中庸》是为了阐述上古圣人传心之言而写的。上古圣人传心之言指的是尧嘱咐舜的“允执其中”和舜嘱咐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
《中庸》所说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是指在任何两个端之间取一个中点或者中间状态，而是指一个符合天理的标志。天理指中的标准状态。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偏不倚指正中，无过不及指适度，正中是适度，适度也是正中。“正中”的“中”指是什么状态呢？朱熹《中庸章句》：“道者，天理之当然也，中而已矣”。因此，“中”指的是天理，是和天理符合而不偏离。提倡中庸之道的原因就是防止和纠正人们在行道时的偏差。人们做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要防止出现偏差，就需要掌握好言行的适度，这也就是《中庸》在理论上的意义。
要做到循理行道，做到中庸，还必须要做到“诚”，诚是行道的必要条件，同时，明是诚的前提。把认识作为道德修养的前提，把明作为诚的前提是朱熹带给《大学》和《中庸》的基本精神。
3．《论语集注》的特点
《论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礼、天理。朱熹在《论语集注·学而》对仁的解释是“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爱之理”即仁是合乎天理的爱，“心之德”即仁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东西，是天理。
《论语集注》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除了朱熹本人的注解之外，朱熹还大量引用了宋代和宋代以前学者的注解。二、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汉魏学者在训诂方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朱熹间接引用了大量的汉魏古注，并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发挥。三、通经以求理。朱熹既继承了二程重义理的传统，也承袭了汉儒的章句训诂传统。
4．《孟子集注》的特点
朱熹认为《孟子》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性善说”。朱熹重新阐述了孟子的“性善说”，朱熹认为人的性就是天理，仁义礼智是天理的内容，人禀得了天理的全部，所以人性本善。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阐述，体现了朱熹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朱熹认同孟子关于人的本质在于“四心”的说法。二、朱熹对孟子性善论的阐发极好地体现了对理气论的应用，最具理学意味，也最见功力。三、朱熹对孟子论述性善时提到的“心”、“情”、“才”等哲学范畴作了详尽的解释和阐发。四、对于孟子提出要由善端扩充而达到人性“四德”的说法，朱熹完全认同，并且像孟子一样强调人的后天努力。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思想的阐发体现了朱熹解释经典时对理学思想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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