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大而全的现象已成定局。国际资本市场少数欧美券商已成就霸业，近期个别券商发力，就可以压低全球金价，扫荡黄金市场。会计行业也是“大”字当头，“八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已合并为“四大”。国际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独大。律师事务所还没有出现国际霸主，但合并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大金融论纲》封面
大型金融机构从大处着眼，整合全社会资源，至少美国的情况是这样。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就是《高盛与我们对赌》。但美国学术界尚未整合金融学与相关学科，没有以“大”对“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并没有深刻反思，华尔街银行仍然是大而全，美国学术界仍然拘泥于管见。美国学术界虽有评判大而不倒的声音，但其内容散见各处，缺乏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自冷战结束以来，金融学和经济学大由美国定性、定调，但这次我们得了先手。陈雨露教授所著《大金融论纲》一书《大金融论纲》提出了“大金融”的命题，即，（1）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2）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3）强调一般规律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该书2013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金融的命题很及时，对我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的银行业也是非常夸张的。比如，2013年3月28—31日，中国工商银行就以两个整版在《华尔街日报》上刊载两个版面广告，宣传工商银行的“文治武功”——欧美的银行也没有如此夸张的。广告宣称，“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在市值、利润和顾客存款等各类指数方面也是全球的领军银行”。广告还称，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已由2010年的1.08%降到2012年的0.85%。但广告没有提到，这一成就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财产品的发行，以表外负债的膨胀降低表内坏账的比例。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银行发行在外的理财产品比2011年减少了12%，而建设银行发行在外的理财产品却增加了27%，工商银行则公开承认，其发行的理财产品有可能稍微超出了银监会的规定。国内银行业已在践行大金融。
“大金融”这个理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来提是很恰当的。人民大学是国际金融学术界的重镇，在国内更处于领军地位，校友遍布朝野，尤其是在金融界风云奔走，金融监管机构内也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矫健的身影。是的，学术和实务都需要实力，两者相得益彰，更有掎角之势。母校的师长和校友学术成就彪炳，遐迩闻名，行走江湖的校友就可以放胆高歌，浑身是胆雄赳赳。反之亦然，在外的校友狂飙四起，留守母校的师长和校友指点江山，就更加理直气壮。人民大学有这个意思。好的大学也是一种传承和延续。大金融也是这个意思：“‘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大金融论纲》的作者陈雨露教授是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校校长。陈雨露教授自1989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金融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公司金融和固定收益金融工具。陈雨露教授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出版和发表过许多专著、译著和学术文章，是金融领域的著名学者，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当然，反过来说，《大金融论纲》也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大金融论纲》 的“后记与致谢”部分提到，该书研究受益于各界领军人物，学界领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北京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张亦春教授；监管机构的领导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中国银监会尚福林主席、中国证监会会前主席郭树清、中国银行业协会姜树清会长；专家学者包括：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伊志宏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史建平教授、证监会期货二部主任冯博教授。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大金融论纲》的成书过程有这个意境。
《大金融论纲》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既有学术价值，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该书建立了基于“‘三大支柱’（效率兴、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的金融体系的一般分析框架，然后将其扩展至实体经济和经济政策彼此联系和作用的动态图景模式。该书的具体建议包括：“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在2015—2017年之间完成，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在2015—2020年之间完成。”这是很重要的时间表，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大金融论纲》是本有助于开展讨论的专著。
《大金融论纲》是本非金融专业的读者也可以看懂的书。该书文字洗练、流畅，一扫国内学术界行文的萎靡之风。说到底，文风问题是学风问题。很多时候是文不达意，词不达意，是因为作者本来就没有什么要说的，或是并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
《大金融论纲》的部分章节也有专业术语和公式，似有单篇学术论文的痕迹。学术研究需要持之以恒，锱铢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也是先有讲义、讲稿或单篇文章，然后再整理出版成书的。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的《别人的钱——银行家如何用》（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是这样的经典，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是这样的经典，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helm Fiedrich Hegel）的《历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也是这样的经典。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有水月印记并不是件坏事。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是英国作家，1965年出版了小说《间谍来自寒冷之处》（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该书已成经典，书名至今仍然被作为成语引用或改用，经常出现在英文主流报刊的标题中。1998年该书再版之前，出版商建议勒卡雷，可以借此机会修改书中的“不连贯处”。约翰·勒卡雷知道，出版商是在委婉地劝其修改书中表达欠妥之处。但勒卡雷拒绝了，执意要保留其“光荣的伤痕”，让世人领略其当年的真容。学者与作家不同，但观点也有变化的过程，留此存照也是件很光荣的事。
当然，《大金融论纲》也有缺憾。大金融应当是跨学科的研究，《大金融论纲》的作者也有这个意思。作者提出了“国家禀赋”的概念，“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同时也包括与金融体系的运行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和政治制度框架等”。不过通观全书，《大金融论纲》仍然是以金融学和经济学为主线，以这两门学科的视角去诠释金融现象。书中也提到了“文化因素”，但篇幅很短，只是提及关于英美文化因素和日本文化因素的研究，没有关于中国文化因素的讨论和分析，也没有关于法律因素的讨论和分析。金融学者谈文化和法律是有困难，但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时，似可汇编各学科学者的文章。还可以借助学术方法，综合对资本市场的各种态度，包括民间对金融的渔樵闲话。
总之，《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一个主要的话题，并且率先就此进行深入讨论。相信大金融的命题今后会有许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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