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传记文学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耕牧于河山之阳”。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尤精黄老之学，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着手写作《史记》。司马迁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曾有过三次壮游。第一次是在武帝元年，那时司马迁二十岁左右，他游历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考察风俗民情，收集史料和传说。第二次是奉武帝之命巡视巴蜀一带，做了许多实地考察工作，获得少数民族及西南地区情况的许多珍贵资料。第三次是随从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后又北游长城、河北、辽西一带，考察了中国北部和东部的情况。这些游历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史记》的写作有着重大影响。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无奈，一定会寻机归汉的，汉武帝认为是有意为李陵辩护，把司马迁下狱治罪，并处以“宫刑”。此次不幸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很大，一方面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他为了雪耻抒愤，更加紧了《史记》的写作。大约经历了19年的辛劳，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约于武帝末年，司马迁去世。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主体的传记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近53万字的宏伟著作。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构成。本纪是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政迹的；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是各代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其中有少数篇章是记载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这五种体例互相补充配合，纵横交错的构成《史记》的整体。其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三部分都是人物传记。后来我国封建社会许多历史家撰写史书，大都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写作《史记》有明确的目的，是要通过总结历史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借《史记》的写作表达作者独到的历史见解，表现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史记》写人物不是客观主义的记叙，而是在历史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和寓托了自己的理想，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体现出来的。

《史记》传记文学中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统治压迫人民的罪行，表现了一个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的正义态度。如《史记》中写当朝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在肯定他结束分裂争霸局面，实现统一的功绩的同时，着重揭露了他虚伪、狡诈和无赖的本性。司马迁敢于揭露当朝皇帝的丑恶本质，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勇气。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愤怒鞭答了那些对人民施行暴力统治的贪官污吏。《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为典型的是《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家两代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最后同归于尽的经过情形，从而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性，表现了作者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精神。

《史记》中尤为可贵的是司马迁真实描写和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反抗和坚决斗争。在《酷吏列传》中，描写了人民不堪压迫和欺凌，纷纷起而反抗的情形。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以同情和尊敬的感情描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末的陈涉、吴广起义。他在描述了陈胜起义从起事、争战到失败的过程后总结说：“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破例的把陈涉的传记列入写王侯将相的“世家”体里去叙述。同样，司马迁也肯定了项羽是秦末“起陇亩之间”，在摧毁暴秦统治的斗争起了巨大作用的英雄人物，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还记述和描写了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医学家和文学家等等的传记，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历史贡献。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作者热情歌颂了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汉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从中揭露了汉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字里行间寄寓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政治理想。这也正是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的写作，它以写人物为中心，完整的、充分的表现人物一生的命运。它与文学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特质是一致的。《史记》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历代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写历史人物对材料的选择是十分审慎和精心的。作者以对人物思想、性格的理解和表现为准则，把能够表现人物的事件加以详细地记述和描写，反之加以舍弃或简单带过。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人物的思想、性格突出出来，并能表现人物个性特征，使各种各色人物各有特点。《史记》写人物不仅重视“实录”精神以保证其真实性，而且在进行必要的文学加工过程中寄寓着作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

《史记》在人物描写上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其重要原因是运用了许多高超的人物描写手法。首先，《史记》写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作者不是平淡和静止地评介人物，而是在记叙人物事迹的过程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构成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比如在《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中，作者写刘邦、项羽面对面的斗争，从事件发端、发展、高潮到结尾都作了细致的描写。结构严谨完整，事件曲折惊险，情节波澜起伏。总之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叙事完整而又曲折，人物鲜明而又突出。其次，《史记》在语言运用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力求为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务，人物的语言行动，都与人物的性格、身分和心理状态互相一致，达到高度统一。为了达到语言通俗、生动传神的目的，作者还大量运用口语、民谣、谚语和俗语，不仅使语言丰富多采，而且也极富表现力。《史记》的叙述语言感情充沛，流畅简洁；人物语言精炼准确，明白晓畅，生动传钟，成为我国后代散文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把中国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