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闻宇《检讨豪杰》散文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王者度量

“度量”指胸襟、气度,很可能是“肚量”一词的衍化、引申。解放前,财东家选用长工,进门时先让他们饱餐一顿,谁个饭量大,就雇佣谁,因为饭量大者有力气,有力气才能多干活。而俗语里的“宰相肚里好撑船”,则指的是政治襟怀,属于微妙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独具的主观意识。对于经纬天下的治国者而言,“度量”如何,于事业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494年,吴国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表面服输,暗地里却“卧薪尝胆”,19年后,翻回手突袭吴国。越国能反败为胜,是勾践善用人才、励精图治之外,又特别注重瓦解敌方的君臣关系,将“重宝以献遗太宰嚭”,让伯嚭挑拨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逼迫贤能的伍子胥自刎。夫差被越围困时,写下一封信用箭射给越国的谋臣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夫差是悔也无及,可信里的话却是针针见血(范蠡引退而全身,文种恋栈被迫自裁)。这说明夫差临终时已经悟到:一国之主有无选贤任能的度量襟怀,是事业成败之关键;可对取胜者而言,“度量”二字又会急遽地发生变异。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韩信评价项羽:“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意思是:匹夫之勇不足为训,善用人才则天下无敌。刘邦登上皇位,评价张良、韩信、萧何时,对此“三杰”接连使用了三个“吾不如”。刘邦的总结非常到位,体现出领导者之度量,集中在选贤任能的襟度、魄力上。

度量的效用如此显著,说到底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令历代精英所解不开的是:帝王家这等度量,是以“势当两立”为前提的。精英群落里,张良是个罕见的佼佼者。眼见灭楚之后,鲸布、彭越、韩信在同一年(公元前196年)相继被刘邦除掉,再加上文种、范蠡的不同下场,张良很快就省悟,还是夫差的那封信点中了要害:敌手如在,统治者是解衣推食,尽量利用人才之优长,敌手一旦被扳倒,统治者则立即翻回手遽击内部人才之短板——这就是帝王们所深深隐藏着的“回马枪”。于是,他坚决地脱屣繁华,躲进秦岭深处辟谷去了。

文治与武功,在一个帝王家手底是日月那样的难于并举,李世民则是个例外。论武功,与李世民齐肩者不乏其人,若论文治,史册上则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登上龙椅,李世民没有毁弃功臣,“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尤其是对魏徵的任用,非常耐人寻味。

魏徵比李世民年长19岁,公元618年被李建成用为幕僚。眼見李世民功业日隆,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先发制人,否则,后果不堪。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李家多位亲人栽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是仇人相对时分外眼红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徵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徵没有服软,只悔怨建成未听他的话,才致成目前惨局。可谁也料想不到,李世民这时候反而是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颈上的钢刀,转拜其为谏议大夫。一反常规而重用敌手,李世民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吗?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早就注意到魏徵。他曾经听魏徵的两位前上司说起过魏徵其人,李密承认自己没有听从魏徵的十策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窦建德认为魏徵是千古奇才,只是运气总是晦气。魏徵后来被建成用为幕僚,说服建成挂帅出征,运用攻心之术,没打什么大仗就收服了山东、河北,树起了文武全能的高巍形象;而且在征战山东的过程中结识了罗艺、李援等强手,太子地位益发牢固。嗣后,李世民与建成明争暗斗,并没占到多少便宜,身边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反被赶出了秦王府,逼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自不同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全面见识了魏徵的本事与才干。

李世民好学深思,极善于审时度势。前朝的杨广是排挤了兄长、扼杀了父皇才上得龙椅的,而自己是杀死两个兄弟才夺得皇位的,政变侥幸成功,可在法统和道德上却是输得精光,下一步倘不能在文治上有所建树,与杨广能有什么区别呢?然而,武功迥异于文治,眼前治国理政的棘手难题,凭仗马背上的那一套是无法奏效的。所以,心里早就暗暗筹划着,要重用魏徵这个千古难得的人才。

李世民襟怀博大,度量如海,其收效也极其显著。“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习近平语)魏徵在李世民身边17个春秋,后人盛赞贞观之治,首先归功于李世民,再者就是魏徵。

检点历史,可以推知,一个清醒的领导者的襟怀度量,是从实践中取得的,形成之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的流程与轨迹,个人心理素质固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轻忽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外部环境。

襟怀磊落一丈夫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蒋、赵推重袁枚,其诗集皆请袁枚为序。袁枚的文章里,我尤其喜爱《记鲁亮侪》。

鲁亮侪在河南总督田文镜门下供职。田公位高权重,以严厉苛刻著称。有一天好事来了,田公命令鲁亮侪去摘取中牟县李令的官印,并就此代理县令。鲁亮侪去了中牟,很快又折了回来,起因是深入了解之后,他认定李令是个贤能的官员,别人的弹劾虽非诬告,可内中的情由却值得体悯。鲁亮侪违背田公之令,决心放弃这个诱人的官位。

田公麾下的提、镇、司、道各级官员,对田公都服帖、敬畏。鲁亮侪回省之后,先去拜见布政司、按察司,详细禀报了事情的内情、原委。两司皆曰:“鲁亮侪呀,你难道犯丧心病了吗?哪有你这样办事的?这种事在别处尚且不许,何况田公!”

文章紧要处,是鲁亮侪翌日一早面见田公。眼见田公就要发火,斡旋其间的两司赶忙拜伏请罪:“是我们平时教诫不力,才有鲁亮侪这样狂妄悖理的官员。这事交给我们,我们严厉审讯他在中牟县拉派作弊的罪行。”鲁亮侪脱下官帽,当即向前叩头,大声说道:对呀,应当这样。可我请求把话说完(下面是鲁亮侪的原话)——

裕(亮侪名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他简要表明自己赴任经过兼及改变初衷的原因。接着,话锋直指田公:我说的这些情况,大人如果事前了然于胸,我这样复命,那就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不了解内中情由,我今天回来申明原委,或许可以不辜负大人的爱才之心(李令有才能),同时也不辜负圣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李令是借俸尽孝才亏损帑库的)。大人这次差遣,是额外地抬举我、器重我,我非常感激,在你的厚爱之下,我如果轻义重利,顺水推舟,只顾惜自己荣耀晋升,这能对得起你对我的苦心栽培吗?

百余字的辩解委婉、恳切,实则是劲气如龙,绵里藏针:一,你没有调查研究,撤换李令的决策是个失误。二,如果将李令与我一并治罪,既不符合圣意,也只能证实你的愛才之心是个虚伪的幌子(隐喻你的人品有问题)。三,你假如要维护尊严,一言九鼎,将错就错,那就另外派员去吧。

鲁亮侪心里清楚,二司昨天已将这件事向田公禀报过了,田公没有表态,显然也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因为摘印事宜非同儿戏,已经写成给皇帝的奏章送出去了)。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怒气满腔、亟欲发作的田公,鲁亮侪这是站在悬崖上的孤注一掷,也是鹰击长空的最后一搏。

这里刻画田公,仅用“面铁色、乾笑、默然、变色、下阶”之类扼要平实的字眼,简洁利落,便将其复杂、剧烈的心理活动揭示得淋漓尽致。至于两司的法内含情、恭谨慎微,着意袒护又暗中示意鲁亮侪“赶快退下”的微妙眼神,更将大堂上剑拔弩张的森严气氛推至极致——此时此际,端的是石欲破而天欲裂。全文在繁简搭配与细节运筹上精裁慎减,步入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围绕鲁亮侪,以中牟县的所见所闻远相映照,回省之后,以两司及辕门之上下层层设衬,这些都是简而又简,点到即止;可在阎罗殿似的决断场合,鲁亮侪的剖腹辩白则是紧矢密镞,不惜占用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文势如海外天风,开阖倏忽,充分显示出“文心雕龙”者卓越的驾驭能力。

鲁亮侪“骑驴”进入中牟,面对着陈述内情而潸然泣下的李令时,面对摘印大事,当如何措手呢?文中这样描述:

鲁曰:“吾暍甚,具汤浴我!”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丈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

汉字的运作是相当神奇的。“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或女子配偶,可在前边加一个“大”字,立马就跨界升华而成为怀大志、有气节、敢作敢为的巍然形象了。鲁亮侪反复斟酌时脱口而出的“丈夫”二字,当属“大丈夫”也。大千世界,男儿如沙,这里的“丈夫”只可能是沙里淘金的结果。

在这里,假如没有“且浴且思”而“击盆水誓”的细节铺垫,嗣后的“掷印铿然”、“怒马驰去”,会显得突兀、生硬。“怒马驰去”,一如云际闪电,又与文之收尾遥相对应,照拂着鲁亮侪“武艺尤绝”的岿然身影。骑驴换成骑马,缓行化为驰去——这类简单的行色置换,袁枚笔底是一丝不苟的。此文不单使鲁亮侪智勇过人的大丈夫形象须眉毕现,田文镜威严的心理素质也悄悄然负重提升,令人敬服。简约的文字在袁枚笔底化作了劲弩强弓,平射则裂石杀虎,仰射则穿喉坠雕,足见散文细节之巧妙运筹是何等神奇。

读者或许要问,袁枚与鲁亮侪的关系,非寻常吧?袁是杭州人,鲁是麻城人,袁枚23岁那年,只是在保定的一间厢房里,从侧面窥视过向上峰禀报工作的年已七旬的鲁亮侪。动意写这篇文章,则是“鲁公卒已久”(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缘起是在南京偶然听到“葛闻桥”其人提说到“摘印”之事,袁枚才决心要写写这位“奇男子”的。

全文不过千字,为什么能将仕途波澜描绘得这样显豁、逼真呢?袁枚曾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诸县当过6年县令,对于官场上下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正因为袁枚与鲁亮侪的阅历、精神暗相契合,既致成写作的灵感源头,更是此文得以成功的根柢所系,自然,也寓有作者自抒性情、自度抱负的深长用意。至于后来,有论家认为袁枚的作品致力于闲情逸致,缺少社会内容,恐怕是有些误读罢。

袁枚距今,二百年往矣。当今社会,见利疾趋,见害必躲,官瘾愈来愈重者大有人在(简直难以救药),仕途倾轧排挤的恶习,也未能尽然扫荡。既然生活中罕有正气入骨、光明磊落的鲁亮侪式的人物,像袁枚这样的文学巨擘,失却了植根的土壤,能不销声匿迹吗?

泉台聚首

日月运行不息,仿佛在暗示着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灭,相类似的某些灵魂,总会有个邂逅的时候。有一天,项羽、韩信、岳飞、杨虎城几位恰巧遇到了一起。披露襟怀的机会着实难得,便各自叙说了在世时无法提及、处于九泉又窝得难熬的一番心里话。

项羽是不谦让、不客气的,率先开口:

楚与汉较量时,我是很瞧不起刘邦那小子的,觉得他怎么也不如我。直接与我过招的,主要是韩信、彭越、英布、陈平。

陈平,在魏王咎那里遭受谗言,投奔于我,曾随我入关破秦,此人品质低劣,转投刘邦之后,在关键时刻离间了我和范增的关系;失去亚父,我也就坐上了没底的船。英布,土匪出身,因受秦律被鯨,又称鯨布,后来又叛投刘邦。韩信嘛,早年是个乞食的叫花子,在我这里为治粟都尉,嫌官小,就转投刘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在我手底,没一个能被我搁在眼里。可他们一伙摸准了我的脾性,我又被“力拔山兮气盖世”迷住了眼睛,一时痰迷心窍,硬是被这伙没名堂的小人活活地捺进了泥坑。乌江边上,我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来我的话有什么破绽。

韩信见项羽提说到自己,摆手制止:

项王呀,事实证明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因为挫败了你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自己也就背上了你曾经背过的那个“包袱”。我说过你的弱点是妇人之仁。究竟什么是妇人之仁呢?不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认不准人嘛。而我自己,就没有跳出妇人之仁的圈子。刘邦与我闲聊,咨询他能指挥多少兵士作战,我说不过10万。他说,你呢?我说,“臣多多益善耳。”他笑了:“你这么大的本事,怎么让我给擒拿了?”我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君臣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彼此把话能说到这么个地步,我韩信还能信不过他吗?可谁能想到,我最后仍然是栽在他老兄的手底。吕后嘛,我本来是有戒心的,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大恩人萧何竟与这个女人合谋,骗我进宫。他俩所设的骗局,实际上正是在按照刘邦的意图暗中行事。你想想,假如刘邦没有除去我的意思,吕后、萧何,敢对我下毒手吗?唉!世人称我是一代名将,可最后却翻在这样一条阴沟里,这叫不叫“妇人之仁”?与其在钟室被一伙女人长矛戳死,远不如你老兄那样纵横驰骋,有美人、骏马陪着,挥剑如龙,长歌当哭,战死于乌江,来得痛快淋漓。

沉稳的岳飞冷静地看了看项羽、韩信,说道:

二位说的都属于内斗。我是在对异族作战不断取胜的形势下被召回临安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我于死地。难道他就是真正的凶手?十二道金牌催我从前线返回,金牌是高宗下的,我如果违旨,就是不忠。回到临安,高宗命秦桧处置我,秦桧也的确是凶狠、残酷。“臣子恨,何时灭?”在世时,我恨的是蹂躏我们国家的胡虏,现在冤沉九泉,你们说我该恨谁呢?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事君能致其身的“忠”字是人生的底线。我岳飞倘是不忠,后人还会在山水绝胜的西湖边修建“岳王庙”以香火供奉吗?或许含有仰慕忠臣的意思。西湖边上的名人墓日益增多。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觉得西湖周围坟墓太多,是让活人与鬼为邻,便对当时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发话:“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清明节前一天的下午,在我墓前的花圈丛中,就有毛泽东敬挽的花圈。“忠奸”二字,形同冰炭,从来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800年后,汪精卫诬蔑我是个不能节制的军阀,周作人提出秦桧的案应该翻一下。只要中华民族不灭亡,汉奸的这个念头,永远是黄粱美梦。

听“精忠报国”的岳飞说到当代,惯于缄默的杨虎城开口了:

我比毛泽东恰好年长一个月。西安事变前夕,我收到过毛泽东写的信。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眼睁睁地要葬送中华民族。西安兵谏时抓了他,本不该放他走,可我听了周恩来的规劝,还是依从张学良的意愿,释放了他。一到南京,蒋介石翻回手腕扣押了好意送他的张学良,将我放洋,调离部队,也就是调虎离山。国民党军队里,我是首倡抗日的将领;抗战爆发,我一心想回国抗日;返回到香港时,周恩来派张云逸赶来规劝我,千万不能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我思量,大敌当前,全面抗战,国家正急于用人,全国上下都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无论如何,他蒋介石总不至于不让我上前线抗日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非常幼稚——蒋介石将我关押了12年,逃往台湾之前夕,杀了我全家四口,连妻子、儿子、小女儿一块杀害。而蒋介石呢?是因为西安兵谏,他才转向于抗日;由于抗日,他蒋介石才被誉之为民族英雄。我家四口人的鲜血,倒是为蒋介石染成了一顶“民族英雄”的红帽子!

我在世时,斯世列强,无不认为中国是一块肥肉。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仅仅是肉里的几块坚硬的骨头而已。我的意思,一个人忠于民族、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将他的个人利益、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整个国家只是为他提供服务的工具,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忠于这样的统治者呢?“忠”字固然崇高,难道“愚忠”也属于崇高的范畴?

项羽一直昂着傲气的头颅,好像没听到杨虎城在说些什么,韩信、岳飞,神情专注,听罢,陷入了沉思……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罗贯中语)常人以为,凡被誉为英雄者,个个都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实际情况呢?恰恰是:尘世知音少,幽泉暗恨多。

生命不可能逆转,然而,造物主如果轉变思路,拆除阴阳之藩篱,人不管生前死后,言论无碍,有话尽可以和盘托出;倘真是那样,众多的英雄人物里,有些则很可能要脱下“英雄”的外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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