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秦汉兵法·三略》原文鉴赏
[原文]
卷上
上略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咸愿得共志。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闲。
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
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
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纲罗之。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军谶》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军谶》曰：“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
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 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故礼者，士之所归; 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 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军谶》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 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窜，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 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敛重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友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 主聘岩穴，士乃得实; 谋及负薪，功乃可述; 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卷中
中 略
夫三皇无言而在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于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火退，亦能美而无害。
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传。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而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可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通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 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悦其心。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卷下
下 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 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 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 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 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鉴赏]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全书分为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
《三略》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这就是传说的黄石公(即圮上老人)传书张良。张良，字子房，其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186年，祖籍开地，亦传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秦末汉初著名的军事家。《三略》成书时间不可考，最早见于三国魏李康的《运命论》。李康说：“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李康虽非专论《三略》成书时间，但已隐意产生于张良受书之前。唐魏征编纂《隋书》，附会李康之说，在《经籍志》中著录为“下邳神人撰”，显然以讹传讹。宋明以降，歧意乖出，综合起来大致分为四说，一说为先秦时;一说为秦时，即黄石公所著;另一说“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还有一说“疑《三略》出自西晋迄宋、齐时忧国者之手”。对以上四说不敢妄加论断，但据《后汉书·臧宫传》记载：“光武审《黄石》，存包桑”。并且在诏书中说：“《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疆(强)’”。“柔能制刚，弱能制疆”，与今本《三略》一字不差，说明《三略》在东汉以前已经问世。因为《臧宫传》记述此事是在建下二十七年，亦即汉光武刘秀登极第二十七年。另外，《三略》自称“是故《三略》为衰世作。”秦汉(指西汉)以来，所谓衰世有二，一是秦末，二是西汉末。从著书目的察看，不可能是系严刑酷法的秦始皇所作，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外戚王氏控制西汉政权，贪赃掠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各方势力蜂拥而起，可见“衰世”指当时那个社会情况。由此可以认论《三略》大概是西汉末年产物，出自熟悉张良事迹，精通兵法无名氏之手。
《三略》和其他兵书相比，形式和内容都有自己的特点。《孙子兵法》以后，兵书著作多以君臣问答形式传世。《三略》则改问答为引文。它所引征的材料主要是《军谶》、《军势》，这是两部佚传兵书。《三略》的内容也独具一格。我国汉代以前兵书大都以人名为书名，如《孙子》、《范蠡》、《尉缭子》等，《三略》则以论述的内容为书名，并创我国以“略”题名兵书之先例。明刘寅解：“略者，谋略也。”但《三略》讲的又不是一般作战谋略，而是统军驭将，安邦治国的整体军事战略和政治谋略，尤其值得称赏的是，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主要讲政治方略的兵书。如果说《孙子》是战略之祖的书，那么《三略》便堪称“政略”之祖了。
《三略》的思想体系是儒道并蓄，兼采兵家和法家之长。儒家思想如“民本政治”、“庶民者，国之本”、“有德之君，以乐乐人，乐之者久而长”;道家思想如“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功成身退，“兵者，不祥之器也”;也有兵家如《孙子》的将贵自专，重视侦察敌情，后勤供给，与民同欲以及慎战，全胜等思想;还包括了法家令出必行的法制思想，如“治民之本，莫重于令”、“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立;政不立，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至成伤”等等。总之，《三略》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以儒道为主，兵法兼用，思想比较“杂”。可以说是“兵家”中的“杂家”。
《三略》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它虽然不及《孙子》那样博大精深，但在总结，继承前人兵学思想的同时，也不泛自己的真知灼见，对我们研究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扼要地、应事机、恃民战，争取军事战略上的优势
《三略》在战略的高度上论述了战争的胜败，比较精要地阐明了把握战争胜利的方针和原则。它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军事战略上必须扼要地、随机应变，“正奇”结合，以及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先秦兵家都懂得地利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在战争中“不能战，莫如守险”。至孙武，《孙子兵法》对各种地形作了专门的研究，著有《地形》、《九地》等篇，吴起在吴子兵法中著有《应变》篇，还有孙膑的《地葆》篇，《六韬》中的《虎韬》、《豹韬》等篇，分别阐述了对各种地形应采取的作战方法和手段，但是这些都是从战术的角度论及在作战中应利用和避开的那些地形，不带有战略意义。《三略》则将利用那些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形或地区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并明确提出对它的占领和控制，认为应当“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意思是坚固的地域要固守，险隘的关卡要封锁，要冲的地方要屯驻重兵。这在战略思想上与前人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战争规律也不断变化发展，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必须不断深化。《三略》从战略上考察，指出： 自然界的奥妙要依据事物的推移去了解，军事行动是变化无常的，要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要事先刻板规定，要针对敌人的行动随机应变，即所谓的“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如果做到这样，就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三略》虽然没有明确表达用兵的“正奇”之法，但它认为用兵必须变幻多端，出奇制胜。告诉人们“非谲奇无以破奸息，非阴谋无以成功”。认为不出奇制胜就无法破奸灭寇，不隐蔽企图就不能成功。这同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历代兵家大多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孙子》的“道”，《吴子》的“教百姓而亲万民”，都是讲人民群众和统治者保持一致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三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意思是英雄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认为“为国之道，恃贤与民”、“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它在讲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明确地说：“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谋及负薪，功乃可述。”正因为《三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所以它非常重视民事，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思。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强调不要违误农时，主张减轻赋税徭役。《三略》论述人民群众是胜战之本的观点，多处可见。
二、法“天道”，用“贤人”，举“义战”，实施得道多助的政治谋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当用政治的手段不能解决双方的争端时，才用战争补缺政治策略。《三略》从法“天道”的观点出发，力主用政治谋略的手段战胜敌人，做到“虽有甲兵之备，而无计战之患。”但它没有象
老子一样，一味地反对战争，而是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当战必战，“义战”不可避。
《三略》比较翔实地阐明了对待战争的观念和态度，认为“制人”须“以道”，才能“降心服志，设矩备哀，四海会同，王职不废。”意思是：用天“道”控制人，使人心悦诚服，设立各种法度以防衰乱，四海诸侯按时朝见，天子的职权就不衰落。如果不顾“天道”而贸然用兵，就会“劳而无功”，以至“多怨民”，甚至“内政荒废”。“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那么，怎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三略》从政治
谋略的角度集中表述了揽人心，任贤人，重义战的作用。
揽人心是《三略》政治策略的核心。它在卷首就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有于众。”很明显，《三略》要囊括的“人心”，不仅包括“英雄之心”，还有“民众之心”，它进一步指出：“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就是说与民众同喜好，就没有不成功的事业;与众人同憎恶，就没有不可消灭的敌人。国家大治，安邦熙宁，是由于得人心;国家败亡，是由于失人心。对于揽人心的作用，春秋时就开始有所重视。《左传》说：“民者，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战国时，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吕氏春秋》对揽人心之功见解较新，它在《顺民》篇中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偏颇之点，强调“民”或“民心”时，往往忽视“英雄”和“英雄之心”，反之亦然。而《三略》兼收并蓄，这不能不说《三略》的作者的见解比前人略高一筹。
招贤纳士是贯穿《三略》通篇揽人心的一项主要策略。《三略》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意思是说“贤人”所归入的国家，天下无敌，对“士”要尊敬而不可傲慢，对将帅要使他愉快，对“贤者”的谋略要重视而不可怀疑。“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同合。”“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它论述了不能“用贤”的种种恶果，“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为了广招贤士，《三略》指出要“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死。”就是说，对于贤士要崇尚礼节和提高俸禄。《三略》指出：“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所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英明的名主远迎贤人，就能成全功业，尊重贤人，臣人就会尽心竭力。
《三略》认为“兵者”为“不祥之器”，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这同先秦诸家论兵思想是相通的，但它没有拘泥于前人思想之内，而提出一个“天道”的概念，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战争本身是杀人之物的凶器，“天道”厌恶战争，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这是“天道”。《三略》把“义战”和“天道”结合起来，在自然本质上抹上了政治色彩。其意昭示人们要“义战”，法“天道”，以此去制止和消灭“不义”的战争。不仅如此，《三略》指出既然“义战”不可避免，那么那些指导战争的人们就要善于“通晓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设法争取“义战”的胜利。告诫一切指导战争的人们，要尽量减少和避免战争的残酷性，不要实行惨绝人寰的战争，主张对敌国军队也要“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愿意归顺就招抚他，已归顺的要安置他，投降的就要解脱他。《三略》反对诛杀敌国人民和俘虏的思想，不仅使敌我双方的人民、军队不受或少受伤害，物资不受或少遭受损失，而且可以争取民心，达到政治上瓦解敌人的目的，在此条件下进行“义战”，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三、慎选将，善驭兵，充分运用声势威慑力的治军策略
治军，贵在将帅。因此将帅修养与素质不可不察。对于将帅修养，先秦兵书都有所论及，但大都局限于将帅的品德方面，如《孙子》的“智、信、仁、勇、严”，《吴子》的“理、备、果、戒、约”等。《三略》也强调将帅要有优良的品质，指出“虚、勇、动、怒”是为将的明诫。还要求做到“能消、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具有“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滩，能制军权”的广博知识和才能，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意思是将帅要掌握敌国的风土人情，了解山川形势，地形的险阻，懂得怎样掌握军队的权柄。对于圣贤志士的智谋，民众的舆论，朝廷的主张，历代兴衰之事，将帅者应该有所掌握。对于将帅的知识结构，《三略》虽然还不可能提出系统的全面的要求，但已经认识到将帅不仅要懂得军事本身，而且还要懂政治，要“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士气历来被认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三略》亦然，认为“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文中“兵老”即为“士气衰弱”之意，作者从“兵老”推断出“军必丧”的结论，足见士气之重要。
《三略》强调将帅要爱护士卒，尊重士卒。指出将帅要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意思是作为将帅，必须与士兵同甘苦共安危，士卒感激奋发，才可对敌作战，使自己取得全胜，把敌人全部消灭。它用“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和越王勾践洒酒于河，与士卒同流而饮的故事，来说明“蓄恩不倦，以一取万”的道理。并指出“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意思是优秀的将帅教养士卒，就象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士卒，所以能使万众一心，取得全胜。它还提出了“士卒欲一”的思想，就是要使士卒的思想统一，使他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士众一，则军心结。”这使《孙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的愚兵思想相形见绌。
《三略》为鼓励士气，认为必须坚持“赏罚必信”的治军原则，说：“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军队中不能没有赏罚“军无赏，士不往”。罚则是一种惩戒，“使人知耻而不犯。”但是，对赏罚要用得适“度”，当赏则赏，当罚必罚，“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所以，《三略》强调“赏罚必信”，奖不遗小，罚不避亲，赏不违仇，刑不畏贵。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如天如地”一样公正，那么“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无论是选将，还是治军带兵，都是为了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在战略上对敌人造成强大的威慑力。《三略》总结其必然结果是“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日益坚强，作战就象暴风骤雨那样猛烈，进攻就象江河决口那样汹涌。因此，这个军队能使敌人望风逃窜而无法抵挡，只有屈服而无法取胜。
在本文行将结束时，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三略》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主要观点都是站在封建君臣的立场上，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那些所谓的“为民”、“爱民”、“任人唯贤”，都有极大的虚伪性，我们必须去伪存真，否定其糟粕，而绝不能良莠不分，兼收并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