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妈这人就是脾气坏。”当年，婆婆做家务时的消遣“小零食”里必定有这“一口”。
我吃着婆婆买的零食。吃人嘴软，我附和婆婆，还列举出妈妈新的罪状。但妈妈脾气坏我确有体会，虽然，十岁以下的小孩对性格之类的东西不会有明晰的判断。
车站露台上的一顿痛打，源于我在空地随意打滚，浅色的衣服沾上了浓黑的机油。过往的人，叔叔阿姨小伙伴，旅客，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凑上来围观一个发急的母亲下力揍孩子。我哭得声嘶力竭，她气得青筋跳动。她惯常喜欢掐，掐脸，掐胳膊，我一路躲闪，她钳住我的肩膀，让我不能动弹只能挨掐。
还有，我过敏，身上起片状粉红的疹子。小孩子家家一边抓痒一边游戏，她却坐在椅子上恸声大哭。
“你妈这人就是脾氣坏。”婆婆一边用老人特有的腔调絮絮叨叨，一边把码好米粉和作料的五花肉一片片搁在红薯块上，“晚上吃粉蒸肉。”
婆婆脸上，余怒未消，嘴角的皱纹还扭着结。我喊的婆婆是奶奶的意思，川渝都习惯这么称呼，很亲。
婆婆与妈妈大清早拌了嘴，婆婆不高兴了一天，可这并不妨碍家里最好的一顿依然是晚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买肉还要肉票，大荤绝对是难得的好东西。我刚学会啃排骨的时候，妈妈是长途客车的售票员，隔几天回一次家。常常在她归来的当晚，饭桌上便摆着红烧排骨或者回锅肉或者卤肥肠，使得小小的我在平日吃着莴笋叶时也有了念想。后来妈妈做车站调度，不用在外面跟车，可以天天回家，于是，晚餐也日日精彩起来。更不用说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挑着筐，来菜市售卖田螺、鱼鳅和黄鳝。他们的孩子也渐渐成为我在厂子弟学校的小学同学。厂里的孩子戏谑地叫“农民娃儿”。这些小男孩持着铁环，站在厂家属区简陋的柏油道上，鄙夷地打量我们住的“闷罐房子”：哈，我家刚起房子，三层楼的，有十几个房间哩！
婆婆怄着气，盆地冬季的阴湿冻得红肿的手指，灵活地在蒸屉间忙碌。我撒娇地靠在婆婆微弯的背脊，一只手摩挲藏青的棉衣，另一只手顺势摘掉上面的花白发丝。
“李婆婆，你也别气了，好歹你儿媳妇给你生了个这么乖的孙女，瞧把你粘的。”
孙婆婆抱着她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杂毛京巴，站在我家厨房门口。她住在隔壁。邻居们彼此乐于分享，就像孙婆婆把挑到的肥膘肉切成细细的小条，上浆炸成“羊尾酥”，装盘分发。那时的肥膘肉很是金贵，年轻人去割肉，家里老人都会叮嘱一句：“越肥越好啊！”大家住的“闷罐房子”不隔音，邻家的故事也会有意无意地被分享。
一套“闷罐房子”，除了厨房被一条长长的公用走廊隔开，其余三间加起来不到二十五平米的屋子一线连起来。婆婆住在进门的第一间屋子里，那里兼着客厅和饭厅的功能，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父母的卧室，我原先和婆婆睡在一起，后来又挪到中间的屋子里。妈妈在车站上班，五点一过就要动身，打里面的屋子出来，从我和婆婆的房间穿过，洗洗涮涮，哐哐当当。我年纪小没心事睡得沉，老年人本来就少觉又睡得浅。这样久而久之，冲突便发生了。
事情本不大，却足够老人家气上一整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经是啥，无非就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摊开来，好多都是情非得已。
待蒸肉的白气冒了出来，婆婆擦擦手，与孙婆婆等一块儿坐在屋前的小院坝打起了纸牌。婆婆们嘴里都唠叨着自己媳妇的不是、自己儿孙的不懂事，愤愤地说着说着，不知谁带头，讲了个年轻时的闺房笑话，后来大伙儿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妈，我带了点薄呢子料回来。颜色紫黑紫黑，适合老年人。眼看要翻春了，您拿去做件外套。”
“唔，我看看，还可以……以后也不要专门花钱弄这些，我穿的东西还够。”
妈妈下班回来，同院坝头几个老婆婆打过招呼，又主动与婆婆“和解”。很快，粉蒸肉的香味也出来了。
十年后，厂子周遭的荒地渐渐冒出许多高楼。爸爸厂里也给修建了集资房，有八十多平米，在山坡上。虽小，却是两室一厅。妈妈专门给婆婆收拾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带着一个小阳台，摆着婆婆原来在小院坝养的兰花和紫茉莉。可惜你婆种的那两棵魔芋带不走了，妈妈有点遗憾。魔芋开花奇大无比，突兀高挑，只是味道有些臭，总能引来几只绿头苍蝇嗡营其间。
过了两年，婆婆去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在病房里一字一句地教给妈妈怎么炖猪蹄才够软糯，仿佛这才是最重要的遗嘱。我和爸妈都喜欢吃炖猪蹄，除了婆婆。万恶的胆囊癌在婆婆体内，以结石的名义埋伏了很多年，她吃不得油腻。生命的最后，她念叨着要吃炖得软软的青笋头。妈妈做了喂给她。婆婆虽然只吃下两小口，却一直称赞着，继而将自己最体己的手艺告诉了妈妈。
那晚，妈妈安静地听着婆婆的一字一句，手扶在婆婆肩上，任她那白发稀疏的头紧靠自己胸膛。我的记忆里，她们从未如此亲近。虽然，隔着十九年的时光，具体的语言，婆婆最后的模样，妈妈脸上的表情，都不那么清晰。
二
妈妈老说，婆婆在的时候妒嫉她，妒嫉她和我爸恩爱的样子。
我说，她怎么可能嫉妒你？她的儿子多个人关心，不是更好？
妈妈说，你不懂。
爷爷1976年夏天就去世了，我是1979年出生的，从来没见过他。从我记事开始，婆婆就一直跟我说，爷爷长相英俊，个头高大，最后入殓时，他的腿从灵床上伸出好长一截。爷爷特别会吃鱼，读书了得，从四川大学毕业就进了重庆大学电机系当教授。还有，每次爷爷从老家回重庆，都要带上一大罐婆婆亲手炒制的泡豇豆牛肉末。总觉得婆婆对爷爷的种种溢美有夸张之嫌，但这个定然是真的。因为爸爸说，爷爷患了胃癌，生命的最后时光，唯一能吃下的食物就是婆婆炒的泡豇豆牛肉末。豇豆是婆婆拿老盐水腌的，牛肉是婆婆积累了好久的肉票换的。七十岁的婆婆说到逝去的爷爷，被密密的褶子压得细细的眼睛，里头分明有小小的星星闪亮。婆婆那么喜欢爷爷，但两人并没有过在一块儿，一个在川西坝子，一个在山城。我年少时并没去细想缘由，但听妈妈说，婆婆爷爷跟家公家婆一样，属于旧时的包办婚姻。
娘胎里订了亲的家公家婆很是恩爱。家婆14岁从乡下打着赤脚来城里，找到在烟厂做工的16岁的家公。几十年过后，两人退休了还想为6个子女攒点钱，在电影院门口，一个摆摊卖雪糕，一个在一旁不歇气地为老伴打蒲扇。
婆婆爷爷又是怎样的呢？妈妈不肯告诉我。
婆婆去世几年后，我才从一个好事儿的亲戚那里听说：婆婆爷爷早年由各自父母做主订婚，可爷爷在大学里有了女朋友，他父母以断绝供给、断绝关系相威胁，逼着爷爷回来成婚圆房。个头矮小、不能识字的婆婆，是断断不能被爷爷接纳的，更何况那俊秀多才的男子心中，只有一个独立敏慧的女大学生。爸爸出生在1950年，是那个年代罕有的独生子。爷爷不愿接婆婆一同过活，只是在爸爸十岁时带他到重庆读书。爷爷喜欢吃婆婆做的菜，臨死也没能让婆婆陪在身边。婆婆孤独一生，却不愿与爷爷离婚;爷爷终其一生，未能相伴挚爱。
二十多岁，我隐隐能够理解妈妈所说的“嫉妒”了，毕竟，婆婆身边只剩下承继心爱丈夫血脉的孝顺儿子，她怕自己再被至爱离弃。我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婆婆投入大量精力到厨房里。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头，婆婆清明前后去田间地头采回刚刚冒苔的棉花草，切碎，与糯米面混合，包上豆沙馅，蒸上一大锅喷香的“清明馍馍”，左邻右舍都有份。拿每个月剩下的最后一点肉票，换回别人都不要的猪肺，对着自来水龙头反复灌洗，抹盐抹姜汁，最后和白萝卜一起清炖上桌，哪怕不蘸辣酱，都没一点腥味。
感念着婆婆做的可口小菜，爷爷会逢年过节准时回四川老家，让这个一直都仰慕着自己丈夫的女人得到一点生活的欢乐。生命的尽头，妻子亲手做的小菜，成为丈夫最后的陪伴。世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感，经由岁月浸染，渐渐深入骨髓。
留恋着母亲的家常菜，爸爸一参加工作，便把婆婆接到身边。从此，小小的单身宿舍，饭菜生香。
婆婆也给我留下了浓重的念想，比如，蛋花烩面，那碗高中时唯一能让我大口吞咽的食物。面汤很浓稠，表面凝固着一层金黄的蛋花，底下是软烂的番茄块、土豆片、肉末、平菇丝、豌豆。满满一碗，充满热乎乎的慰藉，连汤带水地吞，周身一下畅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立刻烟消云散。可是，婆婆做的“蛋花烩面”，在她老人家走后，竟真的无法复制了。
三
其实，被婆婆“妒嫉”着的妈妈，年轻时特别容易和爸爸扭着拌着。
常常是这样：爸爸一边不知所云地跟妈妈还嘴，一边唤妈妈去帮他忙，“那件衬衣，你前两天收下来的那件。左右找不着。你要是解放前的地下党，特务肯定翻不到你藏的东西。”
你爸这人不但装木，还无趣得很。妈妈经常说。
无趣这点特别赞同。我帮腔。
爸爸不抽烟、不打牌，逢年过节喝点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俱乐部特别流行晚间跳交谊舞，舞会一般九点不到就结束，跳舞的都是本厂职工和家属，彼此很熟识。妈妈在一个姐妹的游说下，也跟着去跳舞。但两次过后，爸爸就坚决不让她再去了。
“那种舞是坏人跳的，男的女的抱那么紧，像个啥？”爸爸一本正经。
“你们厂头那些跳舞的都是坏人？”妈妈哂笑。
“他们还没明白过来。”
“哦，那你看看电视，那些跳舞的是谁？”
屏幕上播放的电视剧，延安的几位伟人在窑洞与外国友人跳着交谊舞。妈妈得意地看向爸爸，片刻语塞后，爸爸抛出一句：“那不一样。”
妈妈有时劲儿一上来，会蹬着脚扯着嗓子喊：“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男人！”“对呀，你怎么会嫁给我这样的男人？”爸爸自我揶揄。
爸妈的恋爱经历，我是听妈妈的闺蜜讲的。当时，区里办工人夜校，妈妈被好学的闺蜜拉去蹭课，结果那晚的数学老师就是爸爸。闺蜜喜欢数学，做了爸爸的粉丝，妈妈喜欢爸爸讲课文质彬彬的样子，拖着闺蜜课后找爸爸聊天。后来，又变成两人一块儿去爸爸的单身宿舍补课，吃婆婆做的小菜。再到后来，妈妈和爸爸谈恋爱结婚。
“是，我这辈子瞎你那了。”妈妈说。
妈妈嘴上爱埋汰爸爸，管得也严，可骨子里终究是崇拜。她崇拜爸爸知识高，崇拜爸爸通过自学考试拿到本科文凭。她脾气暴躁，爸爸把买肉的钱全数在新华书店换成一大摞不经吃不经用的书，也只见她沉了会儿脸，事情就算过去。她爱炫耀，在一大堆中年妇女的家常摆谈中，滔滔不绝的是爸爸出类拔萃的笔杆子，以及“一条腿下海”、从国企内退却能替“大老板”出谋划策的本事。说者意气勃发，听者敷衍一笑。因为，那群女人并没有在妈妈身上看见爸爸发达的任何迹象。
青年时代，我违逆着爸爸，我相信我的“眼见为实”——人情社会——利益关系——城府内敛，我把我的一切挫折归结于“父亲遗传的低情商”。我愤愤地解构爸爸曾描述的一切骄傲。在我刻意制造的一次次父女冲突中，我暴躁着，像极年轻时的妈妈。而渐渐老去的妈妈，坚定地站在爸爸一边，劝阻，责骂，哭泣，用尽全力维护爸爸。
人到中年，叛逆与锐气也在真实而多面的生活面前慢慢消退。我平静下来，连一向快如钢炮的语速也缓了。爸爸妈妈彻底老了。尤其是妈妈，枯槁且泛着点点老年斑的脸上，终日难见情绪起伏，那是一种老人最常见的神情，一如当年的婆婆。
老去的爸爸喜欢研究电子产品，后来竟把智能手机琢磨得透透的。在爸爸指点下，妈妈学会了玩微信，自己设置的头像，是她牵着五岁的小外孙女漫步春熙路的图片。
老去的妈妈病着，坚强着。2006年，妈妈做完大手术，腋下挂着引流管，剪成板寸的短发全部白了，走路轻飘飘，着实让人心酸。半年后，她竟一点点恢复生机。国庆，山城重庆拥挤的公交车上，她拒绝了年轻人的让座，抓着扶杆，直挺精神地站着，任由半开的车窗透进的江风吹拂那已经过耳的银发。
四
青春的过往，现在是妈妈快乐的重要来源，她记得特别清楚，包括每个细节。她特别愿意在我面前一遍遍地讲——
在她下乡的那个地方，小河流淌，满目青翠。傍晚时分，少男少女们拿着竹筲箕下河，不费多大工夫，便收获了整一篮子的鱼虾。“有一种鱼叫肉棒鱼，两指长，好吃得很。要是炸的话，更香。可惜那会儿油金贵着，舍不得炸。就直接煮汤，加点盐，加点河边扯来的野葱。鲜。”一次，他们抓到了一条将近七斤重的大鲶鱼，想要换个吃法，就把鱼拎到村支书家里，想要做点加工。可是生养了许多孩子的支书却从没打理过这样的大鱼，也只是开膛破肚，抹点盐加白水煮，又把自家晒的干辣椒扔了几颗进去。“可惜那么条大鱼，太腥了。”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当了一辈子“贫下中农”的村支书，穿着草鞋，踏着蜀地初秋的泥泞，进城和县份上的干部“讨价还价”，拿回十几个“回城”指标，分给村里的知青，“那些娃儿的爸妈也盼着呢，娃儿的根到底不在这里。”
黑白照片上，刚参加工作的妈妈，体态丰腴，肩膀垂着麻花辫，与漆着粗条纹的大客车紧靠着。
去年，妈妈差点走失，因为清明在坟上与大舅母吵了一架，突发神智不清。爸爸私底下悄悄找我，非要我带着妈妈去青岛玩。因为妈妈到底还没有离开过川渝，怕留下什么遗憾，而青岛是爸爸年轻时去过的感觉最舒适的海滨城市。
在我和爸爸的连续游说下，妈妈终于同意8月份出去看看。出发头一天，妈妈细细收拾了一箱子的东西，甚至包括两根小调羹。我一直抱怨物件太杂，她坐在小凳子上，一边依次折叠着几张小毛巾，一边说：“这些出去用得着啊，燕来吃饭习惯拿调羹舀。”燕来是我的女儿，从小由妈妈带着。
我和爸爸，带着妈妈和女儿，坐上了前往青岛的飞机。本来专门给妈妈留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妈妈却执意让燕来坐那个位置，她坐在燕来旁边。飞机离开地面，妈妈和燕来都扭头看向窗外。“家婆，我看見我们住的房子了，变得好小，就跟胶泥做的一样。”“燕来，你看，云朵升起来了，好漂亮。”“嗯，像绵羊，像雪山。”飞机上了千米高空，四周都是厚厚云层，妈妈才扭过头来，指着像个小壁虎般趴在窗上的燕来，跟我说：“小孩子就是开心。”一脸的满足。
原以为海滨城市自然是空调温度，谁知高温闷热。妈妈朝我讲：“你爸不是说这里特别凉快么？”“二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确实凉快，或许是现在环境被破坏，气候变了。”爸爸在一旁讪讪地说。顶着干辣的阳光，我忙忙地撕扯纸巾搽着头面颈子四处奔涌而出的汗水，突然，妈妈递过一张脸面大的小毛巾：“这个拿着，好用些。”这是出发前一晚妈妈特意带上的，四个人四条。柔软的毛巾散发着香味，果然吸汗又舒适。
海洋馆里，色彩艳丽、奇形怪状的海洋鱼类让妈妈十分好奇。她在养着一群燕状小鱼的缸子前停下脚步，端详片刻：“这些鱼养在客厅里倒蛮好看的。”
“肯定养不活，那是海水鱼。”我说。
不过，生活得特别实际的妈妈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让我很惊讶。在我印象里，妈妈没有种过花花草草，就连婆婆从邻居那里拿来的小鸡长大后也被妈妈变成一罐鸡汤。就在昨晚，妈妈一边心疼地斥责我乱点菜太浪费，一边把剩下的菜汁全部倒进自己碗里。也许，数十年柴米油盐足以磨去一个人的烂漫理想，可想要的生活到底还沉睡在心里。当初，年轻得扎着麻花辫的妈妈也曾想着在狭小的新房里养上两条金鱼？也许是这样。
路过浙江路天主教堂，妈妈牵着燕来，看见广场上伫立的一对对新人，正以教堂为背景拍着婚纱照。
妈妈让燕来看那些披着长长婚纱的新娘，燕来惊呼：“新娘子好漂亮！”
妈妈说：“你将来长大也会当新娘子。”
“那我的新郎是谁？”孩子天真地问。
“当然是你喜欢的男孩子。”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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