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俞灏东
【作家简介】桑贝内·乌斯曼(1923一 )是塞内加尔的著名小说家，于1923年1月8日出生在塞内加尔济甘肖尔的一个渔民家庭。他受教育的经历和大多数非洲法语作家完全不一样，他是自幼跟随父亲在家乡的卡扎曼斯河上打鱼，作为一个渔夫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他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成为一个捕鱼能手，可他对自己的前途跟他父亲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工人。他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进马尔沙索姆的技术学校读书。可是只读了三年，就因家贫，辍学到达喀尔去谋生。他在那里先后当过铅管工人、泥水匠、技工学徒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法国殖民者强征入伍，曾经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打过四年仗。战后，他复员到法国马赛港，在船坞码头上当码头工人，参加了码头工会，成为一个工会工作者。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和电影导演，完全是靠他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勤奋好学实现的。他到欧洲后，一有空闲就如饥似渴地读书，结果对文学发生了兴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开始学习用法语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黑色码头工》(1956)、《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神的儿女》(1960)、尚未完成的三部曲《哈尔马坦》的第一部《全民投票》(1964)、《哈拉》(1973)，短篇小说集《上沃尔特人》(1962)和《热风》(1964)，中篇小说《白色的起源》(1965)和《汇票》(1965)等。近年来，乌斯曼除创作外，还自编、自导、自演电影。1966年，他编导的电影在世界黑人艺术节放映，获得高度评价。1972年，他还编导了以反殖民主义斗争为主题的彩色故事片《艾米达依》。此外，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黑姑娘》、《汇票》和《哈拉》等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并获得非洲和国际电影奖。乌斯曼的文学创作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联系着的，既反映了他亲身经受的殖民主义压迫，也表露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的作品描写了非洲的现代主人公，对非洲人民所遭受的殖民压迫提出了控诉。他和尼日利亚的阿契贝、肯尼亚的恩古吉齐名，在当代黑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当代非洲“谴责文学”的主要代表。乌斯曼曾经参加过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后到我国作过友好访问。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黎星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
【内容提要】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塞内加尔的一个热情刚毅的青年黑人，他生长在卡扎曼斯河畔。由于塞内加尔一向是法国殖民者重要的“兵力贮藏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19岁时被征召入伍，离开故乡，到欧洲去打仗。战争期间，他随军转战于北非和法国，最后驻防在德国的巴登巴登。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由于他作战勇敢，曾获得过军功章和战斗十字奖章。复员后，他在巴黎工作，参加了工会，在进步的朋友处认识了一个法国姑娘伊扎贝拉，和她结了婚。他妻子的父母以及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都很尊重他，但乌马尔不能和他们留在一起，他要回祖国去，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
他们从法国坐船到达喀尔，然后又从达喀尔坐船回乌马尔的家乡济津绍尔。轮船在快要到达港口城市布多迪之前，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把甲板上的黑人都赶到两旁舱房的过道上来避雨。这时一个白种人把船上的一个侍役叫过来，让他向他的黑人同乡们说明白，他们没有资格呆在过道里。侍者恭顺地转达了这个白人的命令，可是这时谁也不愿意去淋这么大的雨。于是这个白人就一面喊着：“滚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畜牲!”一面挥动皮鞭抽打黑人。狭窄的过道里乱成一团，有些人跌倒在地上，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正在哭泣，婴儿受到皮鞭抽击，头上正在流血。乌马尔自从前天在达喀尔上船后，除了吃东西时同自己的白人妻子谈几句话以外，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过。他的沉默寡言，以及有一个白种女人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早就引起了白人和黑人乘客的注意。这时他忍无可忍，突然给了这个随便用皮鞭抽打人的白种人沉重的两拳，一拳打在颚骨上，第二拳打在肚子上，白人被打倒在地。后来，从到码头来接他的小戈米斯嘴里知道，原来被他揍了一顿的那个白人是科佐诺公司的管事拉乌尔，是本地最大的坏蛋，在他的公司里他谁都打，而且还要人在街上给他鞠躬。
当乌马尔要带着自己的白人妻子回来的电报送到法伊家族的庄园时，消息顿时传遍了全家大小。乌马尔的父亲姆萨·法伊是一家之长，是当地清真寺的教长。他对任何事情是不轻易作出决定的。大家认为他是严峻的，甚至是无情的，他对儿子和媳妇明天到家的事一言不发，并且不让人们当他的面提到他们，他只是让他的弟弟阿马杜先到码头把他们接回来再说。乌马尔的母亲罗卡伊亚·盖耶是姆萨的大老婆，最初生的几个孩子都是生下来就死掉了，只有乌马尔生下后她费尽了心思才把孩子从病魔手中争夺过来。所以她听说儿子要回来的消息后，比家里任何人都激动。但最使她伤心的是她听说儿子在外面已经结了婚，并且还是一个法国女人。因为她已经给自己的儿子说下了一个媳妇，她现在该怎么去向这个姑娘的家里说呢?她生气地说：“要是我料到乌马尔会这样，我会在他小时候就用这只手把他掐死!”全家大小中只有阿马杜·法伊非常尊重他的侄儿，他认为乌马尔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自己会知道一切该怎样去做，并且认为战争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他让自己的女儿塞伊娜布把专给外人住的那间房间收拾出来给侄儿夫妇住。
乌马尔·法伊和他的妻子伊扎贝拉回到非洲的故乡后，受到周围人们的敌视，白种人和黑种人都不同意他们的结合。非洲人民因为饱受殖民主义的折磨，对一切白种人都是憎恨的，而实行种族歧视的殖民主义者则认为乌马尔破坏了他们的“政策”的基础。因此，小说的主人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既反对殖民主义者的疯狂迫害，也要和他的家庭以及当地居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进行斗争。
乌马尔·法伊回到家乡，在父亲的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出了父亲的家，和妻子伊扎贝拉在布多迪城外小棕榈林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外表上和自己同胞隔离开的乌马尔积极参加他们反对白人种族歧视的斗争，伊扎贝拉也和殖民当局的代表断绝往来。当局不承认她为同盟者，便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小说的主人公尽管来自两个世界——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黑种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提高塞内加尔人的觉悟，起来共同反对种族歧视。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开始，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常在他们家里聚会，后来，当乌马尔发动同胞为消灭蝗虫进行斗争，把自己的存粮分给别人，甚至连种子也给了他们的时候，乌马尔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
乌马尔为了使自己的同胞不再受殖民者开设的土产收购公司的剥削，摆脱白人的经济束缚，想组织农业合作社，作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乌马尔的父亲决定去朝圣，他母亲罗卡伊亚希望他也能去，乌马尔说：“我不需要进天堂，我要在这里建设天堂。”不知谁把乌马尔的计划传了出去，所以在当地欧洲殖民中心的俱乐部里，几个实际掌握政权的白人也在开会。一个秃头、眼睛下边有个大肉疱的人在主持会议。他说：“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赊销，而是在赊销时要求用下次的收成作抵押，不然，以后还能给我们剩下什么呢?”他说，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和一个白种娼妇结婚的年轻黑人”，去年就跟我们捣乱，听说农民今年还要把自己打的粮食全部卖给他。拉乌尔也乘机造谣中伤，说乌马尔明显有破坏思想……他们的结论是：乌马尔是反法分子。这时一个曾经到“小棕榈林”拜访过乌马尔的白人皮尔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说：“今天我们暴露了我们的真面目。仅仅这一个人就把我们‘将死’了。你们想想看，如果将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那种人，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非洲的年轻人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吃人的魔鬼’。……‘黄金’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应该改变方式了。”这时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并说已决定皮尔立即收拾行李，请假回国。就在这之后不久的一个雨夜，他们采用卑劣的手段，布置好圈套，假装有人受伤呻吟呼救，把乌马尔引到森林深处，然后好几个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乌马尔残暴地活活打死了。
【作品鉴赏】《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是一部反映黑非洲人民争自由、求解放斗争现实的书，是一部充满了鲜明的爱与恨的书。它是觉醒了的塞内加尔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战斗诗篇，也是一幅描绘非洲人民现实生活和大自然雄伟壮丽风光的富于诗情画意的画卷。它向我们诉说了古老非洲苦难重重的命运，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自由非洲的灿烂前景。全书虽然只有10余万字，但是作者却能以他高度的概括力，紧凑、凝炼、精湛地反映出非洲人民的性格、生活和风俗习惯，描述出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勾画出非洲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斗争的光辉前景。
当时在非洲人民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剥削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小说中的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非洲青年一代的要求和愿望。作者在书中说：“这个从长期酣睡中醒来的国家，正像翻江倒海的洪涛在引导他们跟着自己前进。这一代青年的未来，整个民族的未来，正向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些青年在向往一个没有种族间悲剧性冲突的非洲。”作者笔下的乌马尔就正是一个对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具有强烈的反抗性的黑人青年。由于殖民主义者对非洲数百年的统治，使他在吸取母亲的乳汁时就同时吸进了祖国所受的深重苦难。因而从小在自己的意识中就潜藏着一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愿望。这一点在他小学读书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后来乌马尔被征召入伍，转战在北非和西欧各国，由于他接近了进步思想，他的这种反抗意识更加明确。战后，当他一听到人们谈到“我们的殖民地”时，他便联想到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因此，他放弃了在法国的优裕生活，带着他的白人妻子回到故乡。而当他的妻子在故乡受到白人殖民者的侮辱，要求和他一起重回法国时，他满怀激愤地说：“你还想让我走，可是我上哪儿去?在别的地方我能做什么?你瞧，现在我是在自己的家里，如果我在这儿都受不到尊敬，那么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荣誉可谈呢?一个人的自尊可贵并不在于他能生男育女，也不在于他会穿漂亮的衣服，最主要的是他的祖国……我不能走，我永远也不能走。我唯一可以跟你说的话就是：你有自由，你可以走!”在这里，乌马尔的反抗性格和对祖国的深情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作者还通过乌马尔在不同环境中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地表现出他对殖民主义者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仇恨和坚决顽强的斗争，以及他对非洲人民的热爱。第一次是在他坐船回家乡的路上，看到一个白人无理鞭打自己的同胞，他就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把那个白人痛揍了一顿。第二次是他为了保护一个塞内加尔青年女搬运工不再受白人的虐待，冒着生命危险，和一个法国船长以及一群法国水手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这两次的反抗行为，使大家把他看作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扩大了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作者还描写了乌马尔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还团结了一批觉醒了的年轻人和农民。当乌马尔打了那个船长，船长要警察把他送进监牢时，他的朋友小戈米斯就对那个船长说：“你想的倒好!不经审判随便送黑人坐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者也描写了乌马尔的斗争甚至还得到一些真正的法国人的同情。如当地法国公司的一个职员皮尔就曾在法国殖民者决定如何对付乌马尔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已经不能让黑人顺从我们。‘黄金’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作者在塑造乌马尔形象的同时，对法国殖民者的丑恶嘴脸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作者在勾勒殖民者的轮廓时，着重暴露殖民者的这样一种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主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譬如被乌马尔狠狠地痛揍了一顿的那个法国船长就说：“鲍斯科，把我的皮鞭拿来。我让他知道知道，在这里谁是主人!”他们在非洲就是这样以主人自居。此外，他们认为非洲人不是“懒汉”就是“窃盗”，只有鞭子才能迫使他们干活。他们把非洲称为“黑暗大陆”，认为非洲人的任何一点成就，仿佛都是由白人的“文明”培养出来的，把非洲人看成是他们“施行文明”的成果。像乌马尔那样的行为，他们认为是犯上作乱，自然不能允许。慑于乌马尔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明目张胆地杀害他，就只好采用卑劣的暗害办法。乌马尔虽然倒下了，但这在所有非洲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火种，因为通向解放的道路上总是洒满了先驱者的鲜血，真正的解放只能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乌斯曼认为：作家应走在别人和时代的前面，作家要为某种事业而战斗。他的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正是一部走在别人和时代前面的作品，它在50年代中期就预言了后来在60年代初期非洲大陆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历史潮流，它是为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所谱写的一曲英雄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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