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二帝治盗
汉二帝治盗
【原文】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1]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2]，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3]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4]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5]，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6]，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注释】
[1]滋：生长，滋生，加多。[2]持节虎符：拿着符节作凭证。持节，拿着符节。虎符，古时帝王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用青铜或是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一分为二，其中一块交给将帅，另一个交给皇帝。只有两个同时使用，才可以调兵遣将。[3]觉：揭发，上报。[4]二千石：汉代的郡守、诸侯相国。[5]寖多：日益增多。[6]殿最：评定优劣。
【译文】
汉武帝末年，盗贼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大的盗匪群多达数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皇上派使者穿上绣衣，手里拿着掌管军队的虎符，派遣军队对盗贼进行攻打，斩首了大部分的盗贼，首级达到了一万多个。于是建立“沈命法”，其中规定：“成群的盗匪出现没有发觉，发觉了而没有按其标准进行捕获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到下级官吏管理这件事的人处以死刑。”这件事之后官吏们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出现也不敢上报朝廷，害怕不能按规定捕获盗贼而受罚，因此也会连累到上级，上级官员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盗贼变得越来越多，上上下下却相互隐瞒，好躲避国家法律的制裁。在汉光武帝时期，成群的盗贼再次蜂拥而起。汉光武帝派遣使者到各郡里去考察，听任盗贼们相互争吵揭发，有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就会消除他们的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都不加追问，只以捉获盗贼的成效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的罪过的，及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作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进行赏赐，只有包庇隐藏的官员才会被判罪。于是盗贼们互相追捕，最终匪群都解体逃散。这两件事都是治理盗贼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汉武帝的严厉不如汉光武帝宽容，它们采取措施的效果明显是不同的。
【评析】
非常之时，用非常之典。治国之道，更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治国。本篇文章中，汉武帝见盗贼蜂拥而起，就派军队将其全部斩杀，并且建立了“沈命法”，如果发现盗贼后不能全数缉拿，则当地二千石以下官员以及相关小吏全部处死。众多官员为了保命，便将盗情隐匿不报，这不但没有解决盗贼变多的问题，甚至还致使盗贼越来越多。但是到了汉光武帝执为帝时，面对严重的盗贼问题，汉光武帝并没有沿袭上面的做法。他下令：未能缉拿盗贼的官吏皆不治罪；参与缉盗的官吏将根据其功绩予以考评奖赏；隐匿盗贼的予以追究。于是，众官吏开始争相缉盗，盗贼之患渐去。汉武帝在非常时期建立新的政策来应对此时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所采用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情况越来越糟糕，而汉光武帝采用的方法正好避免了这一状况。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举武则天为例。其在称帝前期，为巩固政权大肆鼓励告密风气。待到政治稳定后，又以公开一封检举信，而刹住了告密之风。她早年拒谏，晚年纳谏！同一个人的行为前后矛盾，但都效果俱佳。证明政策无好坏，只是要区分不同时候，用不同方法！开明的统治者非对基层要求事事言听计从，而是要头脑清醒，对基层之事使用合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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