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宗崩驾疑案新探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顺宗崩驾疑案新探

 

一 正名



乍读本文题目,大家定以为这是一篇史学论文。本文固然从顺宗时事入笔,其实,目的还在于探讨若干篇描写顺宗时事的文学作品,重点是研究李贺《汉唐姬饮酒歌》的题旨,从而说明顺宗李诵崩驾的前前后后及其原因,目的在以史证文,以文补史,沟通史学与文学。

二 问题的提出



唐顺宗李诵是怎样死的?

《顺宗实录》(旧题韩愈撰。张国光以为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已佚,今存于韩愈集中的《顺宗实录》,乃是韦处厚所撰,误为韩愈撰。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张国光《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其说欠妥。)是这样记载的:

“永贞二年(按即元和元年)正月景戌朔(按《旧唐书·顺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均作‘丙寅朔’,陈景云《韩集点勘》:‘按顺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则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为是’。当从之。)太上皇于兴庆宫受朝贺。”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咸宁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顺宗受朝贺日到崩驾日,仅相去十九天;二,实录仅言“崩”,未书原因,其他史书同此。

顺宗崩驾的疑案,在史书中是找不到直接答案的,因为新旧《唐书》的《顺宗纪》、《资治通鉴·唐纪》所记,大抵本于《顺宗实录》。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记及顺宗朝禁中事宜,几经修改、详正刊去,见路随《修定顺宗实录错误奏》及《旧唐书·路随传》。况且《顺宗实录》“未周悉”,记朝中事详,记禁中事则略,所以,顺宗死因,在《顺宗实录》里初未谈及。

陈寅恪先生已经注意到李谅《续玄怪录》与永贞时事有关系,他指出:“盖其党类(指阉宦)于永贞之末,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他从史书的字里行间,综观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极是。但陈氏以为《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乃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记宪宗被弑之实,(见《顺宗实录与续幽怪录》,载《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却未为学界公认。卞孝萱同志的《刘禹锡年谱》:“宪宗元和元年正月改元,顺宗卒。”附注云:“陈寅恪认为这(企按:指《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是影射宪宗被杀,误。他(企按:指李谅)用传奇表达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留下珍贵的史料。”后来,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采用了卞孝萱同志的意见,于卷四《晋文公问守原议》的体要部分,确认李谅《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是记载顺宗被弑的“幸存史迹”。

顺宗被弑这一历史疑案,真的成了“剑匣帷影”无可考索了吗?是否除了《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外,就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助证了吗?笔者为此而综采各种史料,旁及唐人文学作品,揆理而论,撰《顺宗崩驾疑案新探》,证成近代学者的发见。

三 谈谈与顺宗崩驾有密切关系的三个问题



要探讨顺宗死因,不能不回溯永贞时事。永贞时事极多,笔者在此先谈三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

首先,谁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

封建史家都把永贞时事归罪于王叔文其人。“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旧唐书·顺宗纪》附史臣韩愈言)韩愈《永贞行》也说:“君不见太皇亮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这实在是冤枉了王叔文的。平心而论,顺宗李诵并不象乃父李适那样刚愎自用,贪婪昏庸,乃是个英睿果断、极有政治识见的君王。李诵在东宫时,已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才干来:

《顺宗实录》云:

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慈孝宽大,仁而善断,留心艺学,亦微信尚浮屠法,礼重师傅,引见辄先拜。善隶书,德宗之为诗并他文赐大臣者,率皆令上书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进见,侯颜色,辄言其不可。……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上有力焉。

《旧唐书·顺宗纪》附“史臣韩愈曰”:

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擢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

德宗晏驾后,李诵登位。他推行了许多改革弊政的有力措施,都是他当太子时早就想实施的政治主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

《顺宗实录》:

“(宫市之患)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五坊小几张捕鸟雀)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至于王叔文等人被信用,也是李诵在东宫时长期考察的结果。这个问题,前人述之详矣。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铭曰: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这都是柳宗元称赞王叔文具有辅弼良才的话。李诵对王叔文也是极为赏识,《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李诵的话:“太子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也说:“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新唐书·王叔文传》:“王伾密语诸黄门,陛下素厚叔文,即由苏州司功参军拜起居郎、翰林学士。”

顺宗登位后,病喑不能语,但内外大事,还是出于他的旨意。“群臣奏事,从帷中可其奏。”(《新唐书·王叔文传》)“美人以帝旨传忠言,忠言授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新唐书·刘贞亮传》)《顺宗实录》载顺宗任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时的制文云:“朕新委元臣,综厘重务,爰求弍职,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瓌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伫光新命,可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本官,赐如故。”尽管这个制文是辞臣所作的,然赞语之大旨亦当出于顺宗。

由此可见,顺宗李诵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王叔文则是许多进步政治人物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顺宗辅臣中的一个佼佼者。

其次,永贞政治改革运动主要打击谁?

唐顺宗即位后,针对唐德宗时代的腐败政治,推行了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召回被德宗贬黜的政治家,荐举、访择“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的人才,一面安抚愿意服从中央的节度使,一面打击有野心的藩镇,悉罢盐铁使的进奉,贬斥京兆尹李实,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伎,禁除五坊小儿捕鸟雀等等,其中,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打击宦官的势力。择其要者而言之:一,“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此事未见于《顺宗实录》,载《册府元龟》卷五○七邦记部“俸录”)二,禁罢宫市。《顺宗实录》:“旧事宫中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官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名为宫市,而实夺之。”《新唐书·食货志》:“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估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宫市弊政,直接受益者乃是宦官。可见,禁罢官市是打击宦官势力的重要措施。三,谋夺宦官兵权。《顺宗实录》:“(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叔文欲专兵权,藉希朝年老旧将,故用为将帅,使主其名,而寻以其党韩泰为行军司马,专其事。”宦官专兵权,是德宗种下的祸根,顺宗、叔文等深知其弊,因而果断地采取了这个措施。王元美说:“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而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权,而授之文武大臣。”(见《读书记》卷三)王氏对此举所作的“最要”、“最正”的评价,是极中肯綮的。

再次,永贞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反对者是谁?

永贞政治改革运动触及到宦官、藩镇、贵族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他们疯狂地勾结起来,先是恶毒地咒骂,继之而来的是挟持顺宗,拥立宪宗,贬斥二王,其势汹汹。“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诋诃万端,旁午抅扇,尽为敌仇。”(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最激烈的反对派还数宦党。《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内官俱文珍恶其(指王叔文)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又:“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权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改革措施时时遭到宦官的阻挠和破坏,接着,就出现了宦官们恣行胁迫顺宗内禅,扶持宪宗登位的事件。这一件事,分两步走:

第一步,七月乙未,诏军国政事宜权令皇太子纯勾当。

第二步,八月庚子,下诏云:“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勑称诰,所司择日行册礼。”八月乙巳,皇帝即位于宣政殿。

内禅事,非出顺宗自愿,乃是禁中、朝庭腐朽势力勾结胁迫的结果,《顺宗实录》载此事云: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见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臯、裴垍(当为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当为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诏而发命焉。

这段文字,有些地方讲了老实话,说明顺宗内禅是宦官挟持、藩镇胁迫的产物。有些地方,说的却是假话,如“上固己厌倦万机”、“恶叔文等”,掩盖了宦官、藩镇相互勾结、胁迫顺宗的罪恶。事实上,顺宗长期以来希图改革弊政,岂能于推行新政之际“厌倦万机”呢?顺宗和王叔文等人相交十八载,情深谊长,配合默契,岂能“恶之”于一旦呢?这段史事,瞒不过后代史家的眼睛,王夫之曾为之发过议论,说:“宪宗储位之定,虽出自郑絪,而亦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诸内竖修夺兵之怨,以为诛逐诸人之地。”(见《读通鉴论》卷二十五)真是一言破的。

综上述三问题而观之:顺宗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革除宦官专权的弊政,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目标,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遭致宦官的反对,顺宗李诵必然遭到宦官的怨恨。王叔文等人是政治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固然成为宦党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宦官们心里很明白,王叔文等人是顺宗起用的,因此,废顺宗、立宪宗,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运动的重大决策。我们要研究顺宗崩驾的疑案,这三个问题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四 斗争的激化



宪宗既受宦官拥戴,即位后,自然竭力按照宦党的要求行事,迅即打击太上皇李诵信用过的人。首先,贬斥王叔文、王伾,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置驰驿发遣”,迫不及待地把他们两人发送贬所。接着,贬逐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惊人的事件。今存之《顺宗实录》对于这件事,只字不提。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却记录了这个事件的有关情况。

《旧唐书·刘澭传》:

授秦州刺史,以普润为理。及顺宗传位,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诣澭言异端数百言,皆废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约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澭械令则送京师,杖杀之,后录功赐其额曰保义。

《新唐书·刘澭传》:

宪宗立。方士罗令则诣澭营妄言废立,以动澭。命系之,辞曰:吾之党甚众,公无囚我,约大行梓宫发兵,无不济。澭械送阙下,杀之,录功,号其军曰保义。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永贞元年)冬十月,舒王谊薨。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上述史料,比较可信。宦官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曾把涉及他们利害的大量永贞时事强行删削,但是,删削总不能尽净。而那些被他们遗留下来的史料,却为我们探求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罗令则游说刘澭的史料,诸史所载,互有异同,却又互为补充。它们明白告诉我们,在永贞元年十月时,山人罗令则到刘澭处进行游说,有五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矫称太上皇诰;(二),向刘澭征兵;(三),说废立之事;(四),声称其党甚众;(五),约于李适归葬时行动(企按:应劭《风俗通义》云:“皇帝新崩,未有定谥,故总其名曰大行皇帝。”其时李适庙谥未定,当以《新唐书》所记为是。)这个案件表明:以顺宗、王叔文为一方的要求改革政治的人物和以宪宗、宦官为一方的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随着宪宗登位而缓和,也并不因贬斥两王、刘、柳而告终。相反,斗争还在继续,拥护顺宗的大有人在,他们还在四出活动,力图挽救残局。因此,这个案件既是永贞时代矛盾激化的具体表现,更是日后宦党残酷戕害进步人物的导火线。我们只要排出一个时间表,就可以从中窥见其秘奥。

永贞元年

十一月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宪宗《贬韦执谊崖州司马制》:“朕初临万邦,务于宏大,每存容恕,冀有悛心,而乃不顾宪章,敢行欺罔,宜投荒服,以儆无良。”

十一月,改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準、程异等七人为远州司马。改贬的原因,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朝议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

元和元年

正月,赐王叔文死。史书或云:“明年诛之”,或云“赐叔文死”。明年,即指元和元年。赐死日期,史载不明,笔者认为当在顺宗崩驾之前后。

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咸宁殿。

加重对王叔文、韦执谊、刘、柳等人的处置,是永贞元年十月罗令则案件促成的。李忠言、牛美人从此在史书上消失,当属“某之党多矣”而株连的。(两人是被杀,还是遭贬斥,史书并未明言;在文学作品中,却露出一些端倪。张国光同志在《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一文中就认为柳宗元的《梁丘琚赞》是悼念李忠言之被杀害,可信;李贺《汉唐姬饮酒歌》借着对唐姬的赞美,似是歌颂牛美人,并暗示了她的去向,详见下文“八”。)“矫太上皇诰”、“说废立之事”,更是顺宗遽死的原因。罗令则到秦州刺史刘澭处”说废立之事”,约请刘澭发兵,这不仅威胁着宪宗的皇位,而且宦党也将当作芟除的直接对象。因此,案发后,以俱文珍、刘光琦等人为代表的宦党,在宪宗的支持下,必然采取一系列的严厉措施。于是,叔文命死,刘、柳等人远斥,牛、李隔绝,李诵被幽闭在兴庆宫,乃至最后被弑戮。

斗争激化的结局,致使顺宗惨遭不测。一张时间表,确实给人们以很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五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一)——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



一手难以遮天。史书是官修的,固然可以凭借“王权”任意删削史料,但历史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宫闱虽秘,总得外传,顺宗崩驾的疑案,却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用不同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中唐时代文人笔下涉及顺宗崩驾的作品,有好几篇,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绝非孤文单证。这些文学作品,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它们和今存之史料,相互参证,互为补充,从而把那些已被宦官们删削掉的历史事实,或被封建史家歪曲掉的历史真相,重新揭示出来。

陈寅恪、卞孝萱、章士钊诸人都认为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假传奇以记唐代帝王被弑的事实,笔者赞同其说,不再赘述。另拈出两点,补证此说。

(一) 李复言唯恐别人不明自己的文意,特地在行文中多次点明本文不是描写奇诞古怪的鬼神故事,乃是表现人世间的“天子”死于非命。这些提示性的文字,分散各处,容易忽视,如果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用意十分显明。如:

“王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原为幸字,按上下文意,当为辛字)君能一观。’”

“(臻)曰:‘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

“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

“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

文中一再点明这是“天子上仙”。“攀髯之泣”,用了《史记·封禅书》中的典故:“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唐代诗人亦常用堕髯、号弓指帝王崩驾,如元稹《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词》:“号弓那独切,曾感昔年招。”《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触鳞曾在宥,偏哭堕髯前。”李复言作文妙在“卒章见义”,文末的“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画龙点睛地说明唐宫中的这一场弑戮,是秘密地进行的,隔了一段时间,才公开发丧。

(二) 李复言即李谅,排行第六,与白居易同年中举,极友好,常有诗歌往还。(说见卞孝萱《<续玄怪录>作者及写作年代探索》,载《江海学刊》总第三十二期)永贞元年三月,他受王叔文的赏识,任命为度支盐铁使巡官,五月,因王叔文的推荐,改任拾遗,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任上。卞孝萱同志引白居易诗,以为李谅于永贞元年春已任拾遗之职,时序有误。按:王叔文于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三月丙戌,诏充度支盐铁副使,于永贞元年五月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柳宗元作《为王户部荐李谅表》:“窃见新授某官李谅,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礼,敏而甚文,求之后来,略无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谅为巡官,未及荐闻。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谅实国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谏官,使备献纳,冀它日公卿之任。”则李谅之任拾遗职,当在五月辛卯之后。然其时花事已过,白居易招“李六拾遗”至华阳观赏花饮酒,是不可能的事。白居易于永贞元年任校书郎,直到元和元年冬调任周至县尉以前,曾在华阳观居住过。《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暂游还忆崔先辈,欲醉先邀李拾遗。”《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华阳观里桃花发,把酒看花心自知。”这两首诗告诉人们:白居易于华阳观招饮李谅,时当元和元年春,其时李谅还在京师任拾遗职。自此以后到元和六年任彭城宰以前,李谅的行踪还不很清楚。唯《续玄怪录》卷四“定婚店”云:“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畏。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按照《续玄怪录》的惯例,李谅往往于故事结尾处,记下自己的官职和行踪,《定婚店》一文中题其店的“宋城宰”,或即李谅,这与白居易《李谅除泗州刺史……制》所云的“三宰剧县”亦合。

从以上行踪可以看出,李谅在永贞时代受知于王叔文,先任度支盐铁使巡官,后改任拾遗,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长安,后因坐叔文党,出为地方官。元和二年,任宋城宰,六年,任彭城宰。在长安时期,曾风闻过顺宗崩驾的消息,因而隔了一段时间(四、五年),借用传奇形式,在迷离恍惚的情节中,煞费苦心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记录下来。

六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二)——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世綵堂本《柳河东集·晋文公问守原议》题下注云:

唐自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威柄下迁,政在宦人,其视晋文公问守原于寺人尤甚。公此议虽曰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逮宪宗元和十五年,而陈弘志之乱作,公之先见至是验矣。

这段注文,钩玄提要,确是道出了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的题旨。至于“公之先见至是验矣”一语,却很不的当。柳宗元这篇文章,写于被窜逐南隅之后;他卒于元和十四年,当然是见不到陈弘志作乱事。《晋文公问守原议》并不是预言性的言论,乃是追言德宗、宪宗过失的文字,寓意深远:

柳宗元云:“不宜谋及媟近”,意在追责德宗、宪宗谋及蝶近、委政宦官的政治错误。

柳宗元云:晋文公的行动,影响到后代,致使汉代出现“弘石得以杀望之”,意在追数德宗、宪宗宠信宦官的错误。永贞时,宦官领神策兵,掌军权,酿成王叔文被杀、韦执谊被贬的恶果,这与“弘石得以杀望之”有什么两样呢?王鸣盛说过:“假令叔文计得行,则左右神策所统之内外八镇兵自属于六军,天子可自命将帅,而宰相得以调度,乱何由生邪?”(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推想和柳文的用意,是一脉相承的,都指出宦官之乱的根源在于君王的纵容。

柳宗元云:“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这是文章结尾的两句话,很不好理解。《春秋》许、赵之义,究竟是什么?章士剑《柳文指要》卷四云:“义犹有进,《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许悼公疾,五月,饮太子之药而卒,太子奔晋。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实。之二事者,皆赫然弑逆案也。”章氏并没有对《春秋》原义加以探究,仅引述《左传》的文字,直接指称这二件事为逆案,并由此而涉想到永贞逆案,这显然是误解了《春秋》原义,误解了柳宗元文意的。按《春秋》曰:“(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又云:“(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孔颖达疏曰:“经书赵盾弑君,而传云灵公不君,又以明于例,此弑宜称君也。弑非赵盾,而经不变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责执政之臣”。“许止身为国嗣,国非无医而轻果进药,故罪同弑。二者虽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盖为教之远防也。”由此可知,《春秋》记赵盾、许世子止弑其君二事,并非“赫然弑逆案”;《春秋》许、赵之义,乃是良史秉笔直书,以深责执政之臣,垂教化于后世。那么,柳宗元为什么要在本文结尾提到这二件事呢?世彩堂本《柳河东集》的注者,固然看到宦官作乱的一面,但是,他们并不理解《春秋》许、赵之义,也未懂得柳宗元写作本文时运用《春秋》大义的意图。其实,柳宗元在这里反用了《春秋》许、赵之义,隐而不露地揭示中唐时代缺乏“良史”,没有人敢于把永贞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的逆乱事件秉笔直书在史册中。而造成“弑君”逆乱事件的主凶,恰恰正是那些“媟近”者,为此,柳宗元要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一文的结尾,著明“晋君之罪”,亦即著明酿成宦者之祸的唐德宗、宪宗的罪过。柳宗元于永贞时,参与枢机,亲躬密近,后来虽遭贬斥,与友朋还时有往还,因此对宫禁秘事,时有所闻。然而宪宗登基,宦官专权,天下钳口,柳宗元不能明言,因而藉《春秋》大义,痛心疾首地点出永贞时臣弑君、子弑父的现实,慨叹“良史”之不存。

七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三)——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刘禹锡遭贬以后,为避免政敌的谗毁,语多讳避。他在七十一岁时,多病,因自为铭传,略述平生历履出处,云:“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能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临近绝命,他可以说说心里话,因此,《子刘子自传》一文,记事近真,评骘公允,是我们研究永贞时事的宝贵资料。

前人对于“宫掖事秘”这段文字,往往着眼于“内禅”事,但详按史书,可知刘禹锡运用“建桓立顺”的历史事件是有深意的。

《后汉书·梁冀传》:

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复立桓帝。

《后汉书·质帝纪》:

(本初元年)闰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

“建桓”即指此,“生杀予夺”之权,操之于外戚梁冀之手。

《后汉书·顺帝纪》 :

(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京师及十六郡国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锺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立顺”即指此,废立之权,全由宦官操纵。

综观这二个历史事件,包含着这样几种意义:一,弄权者任意废立皇帝;二,弑前帝,立后帝,三,弄权者为宦官和贵戚集团。“建桓立顺”既然出于阴谋和暴力,可见刘禹锡运用这个历史典故,就暗示着所谓的顺宗“内禅”事件的背后有阴谋。这一场阴谋,既包括宦官勾结贵族官僚集团胁迫顺宗内禅,也包括这些人弑戮顺宗的事实,否则,刘禹锡运用这个历史典故就很不确切。联系上下文意看,刘禹锡是把“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和“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当作因果关系来表现的,说明王叔文“首贬渝州”是胁迫顺宗内禅的结果,王叔文“后命终死”是和顺宗被害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也为我们探索顺宗崩驾疑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八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四)——李贺《汉唐姬饮酒歌》



李长吉歌诗中,有一首《汉唐姬饮酒歌》颇费解。我们如果把它和顺宗崩驾疑案联系起来考察,则《汉唐姬饮酒歌》一诗的题旨,可以迎刃而解;同时,又可以为疑案之平质提供佐证。

《汉唐姬饮酒歌》咏汉代董卓废弑少帝的故事。李贺决非仅仅在发思古之幽情,实际上是他借作诗以攄写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愤懑感情。详考李贺一生,仅历二帝崩驾。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病逝,史有明文;顺宗于元和元年正月突然“崩驾”,死因不明。上文,我们已经根据今存之史料、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推断出顺宗死于非命。那末,李贺《汉唐姬饮酒歌》一诗,也正好为我们提供顺宗崩驾的证据,尽管这种佐证是通过诗歌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试看:

“御服沾霜露,天衢长蓁棘。”

这两句诗,用的是汉代伍被谏淮南王的话:“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见《汉书、伍被传》)御服沾露,喻帝位已失;天衢长棘,喻国是多艰。李贺时代,只有唐顺宗在群凶胁迫下进行“内禅”,被幽居在兴庆宫咸宁殿时,才过着这种“御服沾霜露,天衢长蓁棘”的生活。



仗剑明秋水,凶威屡胁逼。

强枭噬母心,犇厉索人魄。



这是一幅董卓、李儒威逼、杀害汉少帝的图画。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按《说文解字》:“枭,不孝鸟是也。”张华《禽经注》:“枭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董卓、李儒威逼少帝,用“犇厉索人魄”形容之,很恰当;然而用“强枭噬母心”表现董、李的罪行,却不合情理。笔者往日读长吉诗至此,曾记下“必别有所指”的话。所指为何?只得付诸阙如,存疑俟考。现在,联系永贞时事,重读此诗时,才恍然大悟。李贺在诗里,确是借咏董卓废弑少帝事,喻指当代生活。四句诗,分明是一幅宪宗、宦官和贵族官僚集团勾结起来威逼、杀害顺宗的图画。作如是观,《汉唐姬饮酒歌》的诗意,就豁然贯通。正因为宪宗李纯有负于人子之情,很怕人触及他的隐私。《旧唐书·崔群传》载:“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鎛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鎛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将这段史料和李贺诗“强枭噬母心,犇厉索人魄”共读,难道还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吗?

“金隐秋尘姿,无人为带饰。

玉堂歌声寝,芳林烟树隔。”

“妾身昼团团,君魂夜寂寂。

蛾眉自觉长,颈粉谁怜白?”



这一位被喻作“唐姬”的女子是谁?她就是唐顺宗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得力助手牛美人。

《新唐书·郑絪传》:

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

《新唐书·刘贞亮传》: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

李肇《国史补》: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

这个女子后来命运如何?史载不明。根据永贞时斗争激化的政治形势推测,她在顺宗被幽闭、杀害以后,失去政治上的倚托,宦党一定不会放过她,定象王叔文等历史人物一样,遭罹厄难。李贺通过历史典故,塑造了唐姬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人对牛美人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情和赞颂。

九 结语

探讨反映顺宗时事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阐明这些作品的题旨、作者的用意和匠心,为顺宗崩驾质疑提供线索,证成李诵死于非命的观点。而探讨顺宗崩驾疑案的史学意义,在于深入揭示唐代宦官之祸的严重性。历代史家都以为唐代帝王之废立,受制于宦官,当始于穆宗。《新唐书·僖宗纪赞》首创其说,云:“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司马光说得更为具体:“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暱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叛。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晦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采取此说,云:“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拨开顺宗崩驾的迷雾,可见唐代宦官对皇帝有废置之权,早从废弑顺宗、翊戴宪宗就开始了的,种下这种恶果的人,当然是唐德宗。宦官握兵权,干预朝政,勾结地方藩镇,这正是中唐以后政治浊乱、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永贞时代政治改革惨遭失败,进步政治人物惨遭贬谪、杀戮,顺宗的突然崩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无一例外,都是由宦官专权所直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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