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庭《史记》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 崔曙庭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著名的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篇,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的生卒年代,因史无明文记载,所以历来异说很多,据近人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考》,认为他当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享年六十岁。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从客观方面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兴盛繁荣的时候。从刘邦建立西汉起,经惠、吕、文、景,到汉武帝时,已有七八十年了,当时不仅政治方面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就为司马迁的著述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看,又可分为两点:一是家学渊源和继承父志;二是本人具备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渊博的学问,曾担任太史令,掌管国家的图书典籍和天文历法等事。太史令这个官职,本有撰述历史的任务,所以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把从春秋时期以来的史事,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在悲痛之中,司马迁流着眼泪答应了他父亲临终的遗言,决心要完成编写史书的任务。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和他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岁出游,以后多次出使,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到处考察古迹,搜集传说,采访遗文佚事,为他以后著书创造了有利条件。司马谈死后,他承袭父职,担任太史令,有机会读到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和各种档案材料,更为他编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史记》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事迹。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以朝代或帝王为主,按年月记其大事,为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司马迁实事求是地根据史料的繁简情况,采取详近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如夏以前的传说时代的几个帝王,总括在一起写一篇《五帝本纪》;夏、商、周每个朝代写一个本纪;而到秦,则分为两个本纪,一写秦始皇以前的诸侯时代,一写秦始皇统一到秦二世的灭亡。到汉代,因为时代最近,史料也多,于是一个皇帝写一个本纪。例外的是项羽虽未当皇帝,也列入本纪,这是因为在秦汉之际有四、五年时间,“政由羽出”,实际上项羽的地位相当于皇帝,从历史实际出发,所以也就把项羽列在本纪之中。

年表是把重要的历史大事或历史人物,按年代或时期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来,以简驭繁,一目了然,便于查检。如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林立,头绪纷繁,有了《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非常便于查阅,以了解各国之间的关系。汉兴以来的几个功臣表,对于了解汉初的政治情况,也很有帮助。

书是专记典章制度方面的兴废沿革的,《汉书》改称为《志》,以后的史书多用《志》这个名称。《史记》中的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虽还不够十分完备,以后班固撰《汉书》时,即有所增益,但首创之功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司马迁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的撰史者才重视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以致发展到写成专史,嘉惠史林。

世家是专记诸侯世系活动的。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为了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用世家这种体裁来记载诸侯国的情况,是十分妥切的。秦以后,历代多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诸侯林立的历史状况已不复存在,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没有了,世家这种体裁也就用不着了。《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便无世家这一名目了。在这一部分中,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这是一种例外。因为到汉武帝时,儒家学说已发展到独尊的地位,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把他列入世家,反映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陈涉是第一个起来反秦的农民领袖,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是有功劳的;同时他又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同诸侯,只是时间不长而已。司马迁把陈涉列入世家,如同把项羽列入本纪一样,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是有他独到的见解的。班固在《汉书》中,把项羽和陈涉一同降为列传,虽然主要是由于体例不同,项羽既不便列入汉朝的本纪,《汉书》已无世家这个名目,同时也反映班固思想的保守性。

列传是记载帝王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但是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用本纪、列传这种体裁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一种独创。自从纪传体《史记》出现以后,历代不少史家都沿用这种体裁来编写史书,并且把用这种体裁编写的史书称为“正史”。一部《廿四史》即是如此。可见《史记》对后世影响之大。不过从内容方面看,《史记》记事是从远古到西汉,属于通史性质,而其他纪传体史书,都只记一个或几个朝代,是断代史性质,这是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

《史记》不仅在体例方面有创始之功,同时在史料收集的广泛,论断的精审卓越,文笔的生动通俗,均有其独到之处,是其他封建史家远远赶不上的。首先,《史记》一书是在广泛的收集史料以后写成的。司马迁不仅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经史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书,都收录进去了,同时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还没有笔之于书的社会上的口说流传材料,也都吸取了。此外,他在多次出游途中,通过采访和实地调查,也收集了不少史料,这些也都成了他编书的内容,这一部分,尤其可贵。如关于黄帝尧舜的事迹,他在游历中听到各种不同的传说,他选择了其中比较合理的部分,写成了《五帝本纪》。又如在《淮阴侯列传》中,他讲到在淮阴时,当地人曾述说韩信虽贫穷,但志向却与众不同,母亲死了要求葬在高敞的地方,待他将来发迹时,可以在其旁安置一万户人家。司马迁亲自去察看了韩信母亲的墓地,证实确有那么一回事。正由于取材广泛,加上严谨认真地对各种材料加以别择去取,淘汰了那些不可信的言论,因此,《史记》一书,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比起其他封建史家来,要高明得多,其进步性是非常明显的。班固批评它“是非颇缪(谬)于圣人”。从这句话就完全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并没有完全为封建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思所束缚,因而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例如,其他“正史”对封建帝王都是歌功颂德的多,而在《史记》中虽也不乏颂扬之处,同时却能勇敢地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和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如对汉武帝迷信方术,信用酷吏等叙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司马迁在评价秦始皇的时候,也与当时一般人只知骂秦始皇是暴君不同,而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在这里既有批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

最后,《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它的许多篇章,脍炙人口,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文笔生动,语言精炼,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栩栩如生,这些突出的特点,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史记》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司马迁毕竟是生活在二千年前的那个社会,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从史观来说,基本上是唯心的,即个人英雄史观。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也有不少疏漏和前后抵牾的地方。《史记》记载着上下数千年的史事,涉及广博的史书,以一个人的力量来编撰成书,要做到没有遗漏和矛盾,那是难以办到的。《史记》虽然存在缺点,却并不能因此就贬低它的价值。

从《太史公自序》来看,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司马迁在当时是全部写成了的。但是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却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说,《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魏人张晏注解说,司马迁死后,散失了《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的时候,褚少孙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这样看来,《史记》在西汉末就已有散佚,所以才有褚先生的补撰之作。今本《史记》中,凡是褚少孙所补的部分,都冠有“褚先生曰”字样,极易区别。但是在《史记》中,尚有其他入增补的文字,至于是什么人所补,就难以考察清楚了。

由于《史记》的“是非颇缪于圣人”,两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厌恶甚至诋毁这部史学名著的。如东汉司徒王允,就称它为“谤书”。这样一来,从西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习研究的人都比较少,正如唐司马贞所云“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远不如《汉书》那样,为当时的封建学者们所重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史记》才逐渐看重起来,经宋元到明清,研究的人既多,写出的有关《史记》的著作,也十分可观,这就为我们研究《史记》,提供了许多方便。现在通行的《史记》三家注,是南朝宋人裴駰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单行,北宋时始合为一编,把各家注文散在《史记》正文之下,阅读起来比较方便。以后刻印的《史记》,一般都是有三家注的本子。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这是一部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它收集的资料比较丰富,有些在我国还是罕见的材料。但内容略嫌芜杂,清代有些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没有完全吸收进去,是它的不足之处。

有关研究《史记》的各种专著中,以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用力最深,参考价值较大。此书三十六卷,梁氏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对《史记》作了全面的考察与校订,然后撰成。钱大昕称它可与三家注并列而成第四家,不为过誉。1981年,中华书局已将此书作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之一,点校出版,甚便参考。

现在保存的最早的《史记》刻本,是南宋绍熙年间黄善夫刊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是据这个本子影印的。明清以来,刻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石印本等,种类很多,不下几十种,其中以清武英殿本最为流行。解放后,党和政府组织人力,点校二十四史,《史记》最先完成,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新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分段标点,把三家注摆在每段正文之后,眉目更为清楚,是目前最好的一种本子。但它只有三家注,集大成的新注本《史记》,尚未问世。选注本《史记》比较多,其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伯祥的《史记选》,注释最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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