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德祖书

曹植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遂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译文

曹植敬白：德祖兄，几天不见，非常想念你，估计你也是吧。

我从小喜欢文章，到今天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字仲宣）在汉南首屈一指，陈琳（字孔璋）在河朔独占鳌头，徐干（字伟长）在青土名列前茅，刘桢（字公干）在海边最是出色，应玚（字德琏）在此地发迹，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掌握了学问的本质，文章的真谛。我们大王（曹操）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再写出绝妙的文章，震惊千里。以徐干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能达到和司马相如（字长卿）一样的风格，就像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我从前写文章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不会听错音律，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不感叹，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一点毛病。我也喜欢被人指点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从前丁廙（字敬礼）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辞了。丁廙对我说：你担心什么呢，文章的好坏，我一个人承担，后世的人谁知道给我润色的人是哪个？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从前孔子的文辞，人们可以和他交流，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除了这些文章，没有毛病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

可能只有拥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谈论什么是淑媛；具备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如何割断东西。刘修（字季绪，刘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挑剔人家的文章，指责人家的缺点。从前田巴（战国时期著名学者，住在齐国）诋毁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蔑视三王（燧人、伏羲、神农），在稷下学宫（当时的讲学机构，学者可以在此宣扬自己的观点）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让一千人心悦诚服，但是遭到鲁仲连（战国末期齐国学者）的一通反驳，便终身闭口不再说话。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像兰、茞（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荪（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蕙（兰花的一种）的芬芳，是众人喜欢闻的，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黄帝所作）、《六茎》（颛顼所作）的音乐，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指责它们的议论，怎么能一样看待呢？

如今我从小所写的辞赋都全部送给你，街巷里人们的谈论，一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驾车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不足以用来宣扬大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扬雄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是作为王侯，还想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难道只以空洞的文章来建立功勋，用辞赋来追求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人们的言论，辨别时事的成败、得失，评定仁义的本质，成就自成一家的学说，就算不能把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们传给有同样志趣的人，我要坚持到白头，并不是今天说了就算了！我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一叙述了。曹植书。

作者介绍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封陈王，卒后谥思，世称陈思王，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得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两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所作诗赋善用比兴和象征手法，辞采华美，骨力劲健，钟嵘称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创造性地将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诗赋的表现空间。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人辑有《曹子建集》，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赏析：灵蛇之珠有的矢，语意切挚吐怀抱

这篇书信大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前后。在信中，曹植集中地谈到了他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作家的自我认识与评价、作品的修改、文学批评的条件及文学的地位等问题。文章先说明王粲等人归魏之前虽已名闻天下，然而他们的创作却尚未达到最高境界。接着指出，为文应该多与人商讨，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多请人修改润饰，并进而认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不能凭自己的好恶妄论别人的文章。文章最后说辞赋不过是小道，最重要的是要为国尽力。如清朝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所言：“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

“论文语意切挚，真甘苦自得之言。后幅倾吐怀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觉英气逼人。何义门谓气焰非阿兄敢望，信然。”（近代高步瀛《魏晋文举要》）全文充满昂扬飞动的气势，骈散兼行，富于文采，而又自然流畅，处处流露出朋友间真挚的感情，曹植早年积极奋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篇书信是我国中古文学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曹子建《与杨徳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十四则）洪迈的评价是中肯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两个传统，即知与能，作与评。

关于知与能、作与评的问题，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历来就共存的两个传统。一是以曹植此文中所提出的“能作而后能评”的观点为代表的一派。曹植以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也就是说，高度的艺术素养与才能，是文学批评者必具的条件。知评者未必能创作，而唯有自身具备创作才能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文学评论。类似的观点，后世继承者颇多。陆机《文赋》:“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批评《文心雕龙》和《诗品》曰：“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施，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威，徒辨荆蓬之妙。”陈衍评钟嵘：“未尝存其片牍，传其只字，是犹终身藜藿，而能评珍馐之旨否；毕生菅蒯，而能辨锦绣之楛桹也，夫谁信之？”（《诗品平议》）另一派传统以曹丕为代表，《典论·论文》中说：“人善于自见，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继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随性适分，鲜能圆通。”且又在《知音》一篇中说：“圆照之象，必先博观。”其后王羲之《书论》有曰：“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王世禎《艺苑卮言》:“眼中有神，腕下有鬼。”王闿运：“辞章知难作易。”钱锺书讥曰：“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者，不得为兽医也！”（《管锥编》第1052页）

杨德祖是曹植的好友，故曹植几次写信给他，讨论当时文人的优劣，这是其中的一封信，专门论文。在信中，曹植叙述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弊病，表达了自己平生的胸怀和抱负。其中蕴涵了不少可贵的文学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反对文人相轻。这乃是针对建安文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现状而有的放矢的议论。不仅如此，还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二是以批评陈琳为例，主张文人之间能客观地开展相互批评，而不是一味专事互相吹捧。三是强调文学批评应以创作才能为基础——即唯有自身具备创作的才华和能力，方有资格对他人文章论长短高下。此论虽有“辩而无当”之嫌（《文心雕龙·自序》），但对于当时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却随意抵苛他人的文坛时弊，也不失为一种矫枉纠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学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强求统一的观点。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强求他人认同迁就。五是肯定了民间俗文学所独有的价值。“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应该说，此文见地高远，且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堪称魏晋时代极有特色的一篇论文文章。“昔人谓天下才共一石，唯曹子建得八斗。乃其《与杨徳祖书》：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之润饰，自以才不过若人为辞。当时目子建者，以为‘绣虎’，而欿不自足若是。李本宁谓其弱志强骨、虚心实腹，故当时独步鹰扬。擅名振藻、发迹高视之俦，无得而踰焉。”（清周召《双桥随笔》卷一）

书信末尾不仅申明了曹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毕生追求，且对辞赋创作贬抑甚低。这与当时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新文学观背离甚远，当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

曹植斥文章为“小道”，一心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与曹丕视之为“不朽”的文学观大相径庭。何则？不妨从两个角度揣测。一是两人身份立场不同。曹丕身为储君，“立功”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人生规划中的题中之意，并未见得稀罕。相反，此时“立言”与他，倒是更能体现个人才华价值的装饰品了。因而持有文章“大道”的见解。而曹植则不同，身为臣子，一心追求的便是功名建树，而辞赋翰墨之事与此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加之自己“立功”之志受挫未果，于是只得转而求“立言”——这就无怪乎会视文章为“小道”了——其间充满的是情非得已的苦衷以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另一种原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已作过推测。他认为曹子建说文章是“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所为。他自己的文章已经作得很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的活动目标又在政治，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显然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循理即畅，今人当细心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真意所在。

信中运用典故，丰富内涵。“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田巴遇鲁仲连而终身杜口。田巴是战国时齐国著名的辩士，极富有反传统的精神。鲁仲连，乃战国时期著名的传统义士。据说有一次田巴曾在狙丘和稷下等地与人辩论，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说服千人。但经鲁仲连指责之后，田巴便就此闭口不谈了。（可参看《史记·鲁仲连传》索引）陈寅恪先生在其《寄北大学生语》一诗中就曾援用此典。诗曰：“群趋东瀛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连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此耻。”

关于信中“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一句，我们需要做点说明。此处“人人”和“家家”的对文，属于中古语言学上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用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神灭论》）;“家有千里，人怀盈尺，可事贵乎”;“家家自以为稷、弃，人人自以为皋、陶”;“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等等。对于这一现象，王利器先生经过分析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古语言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家”也并非今人使用时的复数——而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泛称，与“人”相同。比如“冤家”“仇家”等。因为这里的“家”，乃是“他”字的古代用法，两者属同音语根“牙”。只不过“他”字与“家”相比，比较晚起而已。因此，中古文章中，常有“家”“人”对举的用例出现。（详见宋孙奕《示儿编》卷七“句法同”条，以及王利器《“家”“人”对文解》一文）。

这篇书信对文学走向独立的进步趋势和古代文论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表达酣畅淋漓，恣肆洒脱，骈散相间，一气呵成，集有情书信、有理论文、有采文章三者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