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言 《商君书》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知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上之于民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注释〕将：欲，打算。事本：指从事农战。抟：通“专”，专一。时：适时，及时，适合当时的情况。化：变化。应用：听从使用。圣人：作者心目中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革新的统治者。朝夕：从早到晚。死制：愿为国家法令效死。下：贬低，轻视。技艺之民：手工业者。游学之人：到处讲学游说的人。开：开辟。公利：指以国君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塞：杜绝。致：招致。私劳：为私门效劳。劝：勉励、鼓励。淫民：技艺、游学之人。萌：萌生。末：商业和手工业。杀(shài)：减少，消耗。这里指使用。化：用掉。富：疑是“当”字。事敌：对敌作战。知长：原作“短长”。长，增长。攻：治理。虱：有害于国家的行为和现象。《去强》中有“六虱”，指岁、时、美、好、志、行。浑：浑沌，愚昧，不明白。贵民壹：重视民众任务的统一。朴：朴实、淳朴。废：止。齐：调和。削：削弱。道：通“导”，引导。卑：低下。长乱：助长混乱。秉：持，执。垂法：颁布法令。器用：器物。伦徒：各种人物。举：行动。故：旧，指旧制度。窥(kuì)：缺乏。多赏：滥赏。上之于民：原作“民之于上”，根据文义改。度(duó)：衡量，考虑。干：抵触。
(毛慧君)
〔鉴赏〕《壹言》并非专论统一言论，而是讲“壹”即专一的重要性、如何做到“壹”，等等。
以《商君书》而论，“壹”出现的频率相当频繁，而且地位也甚为重要。此篇竟然作出了对“壹”的专篇大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对此发生了如此的兴趣，有如此的偏爱呢？
作者对秦国民风中的不足十分不满，那就是“民贵学问，又贱农”；“辟、淫、游、惰之民有所食”(《商君书·垦令》)，也就是说，秦国之民表现得较为懒散、浮躁、事业心较差。这其中当然有自然条件相对其他国家较为不利等客观原因，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亦与在上者没有带好头、法律制度较为陈旧、束缚了人们积极性密切相关。针对此情，作者提出“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抟”的主张。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问题在百姓身上，其实根子却在统治者那里。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必须从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人心得到重新的凝聚、制定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并持之以恒等方面做起。
那么，在百废待举的局面中，究竟以什么为可“壹”之事呢？《壹言》篇中提出了两条：一为农耕，他又称之为“抟力”；二为战事，他又称之为“杀力”。应当说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商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抓农业即是指要以国家经济的发展为首攻方向。另外，由于其时正值诸侯纷争、战火不断时期，国家的军事实力亦是直接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两件事对于正处弱国地位的秦国来说，确实较之其他国家管理中应涉及的思想、文化、教育、外交、卫生等事宜，来得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只有振兴国力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鼓励人民专心务农、勇于作战的办法。关于前者，通过户籍造册定编、对游惰之民课以重税重赋、农耕有功者可获官爵等方式，使人民安心于农事。至于后者，他亦沿循突破既定等级制度的思路，使有军功者得到重赏，甚至可改变过去低贱的身份地位。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极大地调动了百姓参战的积极性。
作者认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又持之以恒，坚持一抓到底，便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战国时期，各种学派风起云涌，各家无不以改造天下为己任。如孟轲发出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感叹。但是他们的宏词高论往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有的甚至还因此而误人国事(如宋襄公即因死守“仁义”之道而将江山拱手相让)，能像《壹言》作者那样拿出切中时弊的有效办法，并执著其间、一抓到底者，则属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上看，“壹”的思想确实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作者讲“壹”，也强烈地透露出其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在整篇中所提倡都是一种据实情、办实事、求实效的精神。务实、专一，是受到中国古代有识之士普遍重视和提倡的一种美德。《壹言》作者以务实风格为秦国戒除虚浮、骄躁风气作出贡献，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治理国家只须务实、不必务虚(即注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引导、教育)；也不意味着任何决策都可“壹”以贯之，不知变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方法，这同样也是《壹言》篇所提示于我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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