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宝瓶》原文与赏析
有人常供养天。其人贫穷,四方乞求供养,经十二年,求索富贵。人心既志,天愍此人,自现其身而问之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贵。欲令心之所愿,一切皆得。”天与一器,名曰: “德瓶”,而语之言: “君所愿者,悉从此瓶出。”其人得以随意所欲,无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马、车乘,七宝具足。供给宾客,事事无乏。客问之言: “汝先贫穷,今日云何得如此富?”答言:“我得天瓶。天瓶中出此种种物,故富如是。”客言:“出瓶见视其所出物。”即为出瓶。瓶中引出种种诸物。其人骄逸,捉瓶起舞。执之不固,失手破瓶,一切诸物,俱时灭去。
此篇选自 《众经撰杂譬喻》,一作《众经撰杂譬喻经》,旧题 “《比丘道略集》,姚秦·鸠摩罗什译”,是一部从各种佛经中辑出的譬喻 (包括寓言) 选集。
这种譬喻选集的形式在 “十二部经” 中——佛经体例的十二种类别中属于 “譬喻”四部 (因缘、譬喻、本事、本生) 之一,是佛教文学的精华部分。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鲁迅早年出资刻印并著文介绍过的南齐·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旧杂譬喻经》晋·法矩、法立共译的 《法句譬喻经》及姚秦·竺佛念译的 《出曜经》等。这些经中的许多譬喻故事都曾在我国广为流传,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
佛经的这种写作形式,在文学上的价值很高,表现了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使人感到新鲜、生动。这些譬喻的故事被用来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以后的中国文学有较大的影响。而它们本身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一方面,由于本身的生动性,很符合了传教的需要; 再一方面,它们所表现的义经虽还有些浅俗粗糙,有时或者还不符合佛教义学的根本精神,但却易于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与那些佛教义学的繁琐抽象的思辩相比,自然拥有更多的读者。
佛教宣传 “修持得福”。修持有好多种,“乐善好施”为其一,更具体的,本文所说的供天祭神就是最通行的做法。修持能够得福,富贵寿考,甚至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很符合一般群众的心理,所以对神佛供养之风习在民间颇为盛行。但是,供天祭神,必专诚一心,否则终究前功尽弃。如本篇的主人公,开始能“人心既志”,所以得到了应有的“福报”,但是终为骄逸之心所挠,得意忘形,结果是瓶破物失,又一无所有。
整个故事所隐喻的思想是: 修持佛道,定要专心诚志,不能有一点 “贡高我慢”之心,否则难以如愿。若从更进一层的意思分析,仅为得富贵而供养天神是一种不彻底的修持方法,不足为取。佛教宣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是佛家的 “四法印”。其中的 “漏”就是烦恼。佛教认为众生不明白一切法缘生缘灭,无常无我的道理,而在无常的法上贪爱追求,在无我的法上执着为 “我”,或为 “我所有”,这叫做惑,惑使人烦恼。烦恼的种类很多。贪欲、嗔恨、痴愚是三毒。加上傲慢、犹疑、恶见为六根本烦恼。由于烦恼而造种种业。业就是行为、言语、思想的活动。烦恼和业引生未来或为天人,或为人,或为地狱、鬼、畜生的身心,于是又起烦恼,又造业,又生身心,这样的生死轮回,没有休歇。而生死轮回是苦的。以人生而论,生、老、病、死、与所爱者分离、与所怨者相聚、所求却不得,五取蕴等都是苦,所谓 “人生八苦”,而佛说世间有无量的苦。和 “有漏皆苦”相反的是“涅槃寂静”。涅槃是无漏,是苦果苦因的消灭。这是佛教所宣传的修行佛道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智慧福德圆满成就,永恒寂静无苦安乐。这就是 “离苦得乐”。
本篇主人公供天祭神的目的只是 “求索富贵”,这正是 “贪欲”的一种表现。一旦有富贵就又生骄逸之心。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修持佛法,而是在烦恼的圈子里愈陷愈深,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报,更谈不上到达“涅槃寂静”的境界。这是作者真正的目的,对那些只为现实利益而修持,仍跳不出“三世轮回”者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本篇所用的是记事体裁。它的主要风格是形象逼真生动。如写到主人公为求富贵,“四方乞求供养,经十二年”,那种非常虔诚祭神的样子已经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最后有了富贵,却又忍不住原来的骄逸之心,在此,作者只用了“捉瓶起舞”四个字,就把那人的那种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与前恰是绝妙的对照。
佛典的叙事经常有想象奇妙、情节曲折的特色。佛典喜欢创造稀奇的境界,也善于创造稀奇的境界。佛典想象力的丰富是惊人的,它自由自在地驰骋,引导读者走入优美、富丽、新奇、幻化的世界。而佛典叙事的内容又常常是繁衍复沓的,曲折多变的,显得有情趣,有波澜,很能吸引人。但“宝瓶”一篇以及其它一些寓言小故事却与此不同,它的笔调是平实简练的。它通过“供养”、“得瓶”、“出瓶”、“瓶破”四件事的叙述,明白、准确、概括地道出了作者的意旨。这种平实、简练、朴实、通俗的风格对以后白话文学是有一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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