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卡尔

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1866—1915)，二十世纪初印度国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国大党秘书。他是甘地最崇拜的人，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后选择的政治导师就是他。

戈卡尔生在孟买管区的柯哈浦尔，属婆罗门种姓。在大学学习时，他就受瑙罗吉和拉纳德的思想影响。毕业后参加了蒂拉克、阿格尔卡在拉纳德等人赞助下创办的“德干教育社”，在它所属的一个学校中任教。后该校发展成为“费尔盖逊学院”，他任教授、院长。“德干教育社”是一个民族主义教育团体，是为了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而建立的。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无论职务高低都只拿仅够维持生活的微薄工资。他们大都是具有爱国主义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德干教育社”时，戈卡尔和有“浦那无冕王”之称的拉纳德直接接触，完全接受他的政治、经济观点。拉纳德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就吸收他参加了浦那的主要政治组织“全民大会”，并让他担任秘书。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浦那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正经历着分化的过程。以蒂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出现，并且在1896年获得了“浦那全民大会”的领导权。“浦那全民大会”在国大党成立后即参加了国大党。由于当时国大党并没有设立各级地方组织，所以在浦那，它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组织。它的领导权掌握在拉纳德、戈卡尔手里，其政治主张也就是国大党政治主张的翻版。蒂拉克为首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对这个组织以及国大党的温和路线渐渐感到不满。

1895年蒂拉克提出斯瓦拉吉纲领并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他的主张在“全民大会”内得到越来越多人拥护。戈卡尔这时还没有要求自治的想法，只希望用立宪鼓动方式争取局部改革。在社会改革问题上他和蒂拉克也有分歧。他追随拉纳德，认为印度的复兴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各方面同时并进，并希望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殖民当局的合作。蒂拉克则认为社会改革应当放在斯瓦拉吉实现之后去做，并特别反对殖民当局插手。1896年当蒂拉克取得了“全民大会”领导权后，戈卡尔就和拉纳德一同退出，另外建立了“德干协会”。

戈卡尔所以不同意蒂拉克的政治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国大党创建者们所规划的宪政鼓动和宪政改革道路最适合于印度国情，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他看不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仍然坚持旧的道路，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处于比较保守的地位。但是他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露、批评，他利用各种机会提出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主张改革印度社会弊端，都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1897年，他受“德干协会”委派去英国，在一个调查印度状况的皇家委员会面前作证。他强烈谴责英国贪婪地榨取印度财富。他说，印度像一座屋子，里面有很多珠宝，但主人是个残废。外人闯了进来，抛给主人少量食物，却弄走了所有珠宝。当委员会成员反驳说，英国在印度盖了工厂、修了铁路时，戈卡尔答道：“这都是我们的资源，为什么只由英国投资?国家资源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每样东西都是我们的。”他强烈要求给印度民族工业以发展机会，要求降低行政和军事花费，指出这样庞大的不合理的开支加在印度头上是毁灭印度的经济。他对当局为了扩大税收而不断提高土地税和盐税提出激烈批评。这些揭露和批评大大提高了他在国大党中的声望。他成了国大党孟买地区的新领导人，并成为全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899年戈卡尔被任命为省立法会议成员。1902年起又任帝国立法会议成员。他在立法会议上经常批评当局的各项政策，更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演讲。他揭露英国殖民剥削对印度造成的巨大损害，指出英国已把印度变成了它的农业原料附庸，用各种形式从印度榨取财富，印度每年要丧失3—4亿卢比。他说：“这种不断的抽血过程是我们现在必然遇到的经济病症的根源”，“如果这部分资金作为工业资本留在我国”，印度的面貌就会截然不同。他强烈要求给印度人民以监督财政的权利，要求扩大立法会议印度人的名额，并赋予立法会议以财政监督权。

1905年，戈卡尔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抨击达到最高潮。因为寇松总督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使他感到非常失望，而极端派提出的激进纲领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支持，使他认识到，必须强烈批判寇松的政策，否则便不能继续掌握群众和保持温和派对国大党的领导权。

1905年在孟加拉人民开始掀起反分割斗争的时候，戈卡尔受国大党委托，和拉·拉伊一起来英国活动。在这里，他向英国公众舆论呼吁，特别是向自由党呼吁，要求他们支持印度人民的反分割要求。在一系列会议上，他对英印殖民当局提出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谴责。他指出，寇松实行的限制报刊、阉割地方自治等措施是“倒拨时针”的“反动政策”。这些政策再加上分割孟加拉就构成印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进一步说，尽管寇松个人对这些措施要负责，但“毕竟是你们在印度的统治制度使他能够实行这些镇压措施”。因此，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外国官僚统治制度”。他进而提出，要拯救印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逐步实行自治，以印度人代替英国官吏，扩大和改革立法会议，使之事实上成为监督机构，并让人民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是戈卡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英帝国范围内实现印度自治的要求，表明他考虑形势的发展，把自己的立脚点向前挪动了一步。

戈卡尔的英国之行没有什么结果，分割孟加拉的法令还是如期正式生效。孟加拉人民群情激愤，反分割斗争蓬勃展开。这年年底，国大党举行年会，戈卡尔被选为年会主席。这时，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刚从英国失望而归，对英国当局的专横态度极为不满;另方面，他又不同意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的政治主张，很害怕国大党领导权转到极端派手里。所以他在整个大会期间的行动充满了矛盾。在主席致词中，他郑重提出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但又强调这个目标“只能逐步地”实现。他把寇松的统治比作奥朗泽布的黑暗统治，①但又说对英国还不能完全失去信任。他赞成开展斯瓦德西和抵制运动，说斯瓦德西是“服务于祖国的福音”，应当广泛宣传，但又把抵制英货说成是“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手段”，不适用于孟加拉以外，更不能转变成普遍抵制。他号召人民抓紧有利形势，积极争取印度的自由和权利，但又强调只能采取宪政鼓动方式，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和大规模群众政治斗争方式。在他领导下这次大会所通过的主要决议也都带有这样前后矛盾的性质。

这次年会后，运动在深入发展，他却不愿再前进。他反对极端派中部分人提出的争取独立的口号，认为脱离和英国的联系就是自杀;也反对极端派提出的消极抵抗策略，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助长无政府主义，损害民族利益。对秘密革命组织的涌现他更是感到不安。所以，在1906年年会上，他和温和派其他领导人一起，用折衷办法约束极端派，不使过分越轨。而到1907年他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来收缩运动了。这年2月，他在阿拉哈巴德作了一次演讲，反对消极抵抗策略，强调遵循宪政鼓动方法。他给宪政鼓动下了个定义，说宪政鼓动就是用合法的方法提出要求，这些要求要由宪政的合法权威来实现。这就是说，不应采取促使殖民统治垮台的方针，而可争取当局合作来实现改革。蒂拉克当时曾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反驳他的观点，指出宪政鼓动要有宪法作根据，“而印度的唯一宪法是刑法典”。

戈卡尔还提出了“政治精神化”的观点，即主张政治斗争从目的到手段都要符合道德原则，说消极抵抗是“憎恨行动”，不符合这个原则。这是拿道德信条来反对人们接受消极抵抗策略。戈卡尔是印度近代政治家中第一个提出这类观点的人，和当时在南非的甘地的思想正相吻合，这也就是他特别吸引甘地的地方。

1906年后，英国殖民当局越来越用残酷手段镇压运动。戈卡尔对此是反对的，但他对英国当局打算用改革立法会议的办法来阻止运动的发展却乐于接受。1906年他在英国晋见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摩莱，要求他停止镇压，实行改革。摩莱要求戈卡尔帮助创造一个适合于实行改革的气氛，挑动温和派对极端派采取行动。戈卡尔对他的意思是很了解的。1907年在国大党举行年会之前，他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千方百计阻止极端派领袖蒂拉克被提名为年会主席候选人。在年会上因选举问题发生裂痕后，他不是积极斡旋、解决冲突，而是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单独召开温和派的会议，制定国大党新章程，把极端派排除于国大党之外，造成了国大党的分裂，从而给运动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戈卡尔对国大党的分裂是负有一份责任的。

在把极端派排除之后，国大党失去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这以后戈卡尔的活动，主要是在会议厅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合作实现改革。这段时间他所作的比较有意义的事是1912年去南非支持甘地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采取支持英国作战的政策。戈卡尔也认为这是争取实现国大党要求的好机会。他按照孟买总督的要求着手草拟一份对战后实行改革的意见书。这个文件没有写成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后，他的同僚、帝国立法会议成员阿加汗公布了他的初步设想。其中心内容是要求逐步实现印度的自治，首先实现省自治。这代表了他晚年的政治态度。

戈卡尔去世前处理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重新进入国大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不积极的。他不希望极端派回来，害怕他们会取得国大党领导权，从而把运动引向激进道路。

总起来看，戈卡尔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始终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他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二十世纪初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而他仍然坚持印度早期活动家所制定的斗争策略和目标，这就使他在印度政治舞台上不可能有很大作为。戈卡尔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们并不希望国大党越出宪政鼓动的范围。

戈卡尔在培养爱国主义工作者方面，在组织青年多方面为祖国服务方面是有独特贡献的。1905年，他建立了一个叫“印度之仆社”的组织。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改革等多种领域为印度复兴服务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服务而不计较报酬。他们必须把所有印度人看作兄弟，为所有人工作而不分信仰和种姓。这个组织后来发展了很多成员。他们分散于各条战线，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发展民族工业、振兴民族教育，倡导社会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起了良好作用。

戈卡尔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贡献也比较突出。他的看法和做法也很有可取之处。固然，他主张政治斗争、社会改革同时并进，但他是有重点的，他自己就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在社会改革的方法上，他希望得到当局合作，这固不可取，但实际上，他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组织先进青年，到群众中宣传倡导，示范带头，启发群众觉悟。他认为，改革印度社会的弊端是印度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政治斗争也有好处。他说：“如果我们允许我们同胞的很大部分继续停留在无知、野蛮和退化状态，怎么能实现我们的民族期望?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这些同胞不能在道德上、知识上逐步得到提高，他们怎么能了解我们的思想，怎么能和我们想在一处，共同努力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不足的是，由于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政治斗争这个重点并未能真正突出出来，“实现民族期望”云云也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