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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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与日常生活

陶渊明本人是精通音乐,并通晓古琴艺术的,无论是弹奏,还是欣赏,他都堪称行家里手。《陶渊明集》卷四《拟古》九首其五: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这首诗对了解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修养以及解读陶渊明的音乐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郭平从琴学的角度对此诗作了精到的分析:“‘上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上准,即四徽至一徽的音;‘下弦’,即我们所说的下准,即十徽至十三徽的音。上弦音距岳山近,弹上弦音时,因为有效震动弦长较短,使得弹出的琴音较为尖利、激越;而下弦音则相反,它们近龙龈,有效震动部分长,琴音较为低沉、幽深。而《别鹤》和《孤鸾》是两首琴曲的曲名。陶渊明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这位弹琴的高人所弹的《别鹤》和《孤鸾》特别有表现力、有特色的内容分别在近岳山的高音区和近龙龈的低音区出现,从而表现出别鹤唳鸣之声的凄厉和失群孤鸾的幽怨。由此可见,陶渊明对琴的声音、技法特征以及琴曲的特点都是熟悉的。”这种阐释是非常严谨、科学的。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九:“抱松伤《别鹤》,向镜绝《孤鸾》。”实际上化用了这两句陶诗。陶渊明平日弹奏的是七弦琴。《陶渊明集》卷八《自祭文》曰:“欣以素牍,和以七弦。”上句言读书之乐,下句叙弹琴之谐。事实上,音乐之学也是浔阳陶氏的家学之一。《陶渊明集》卷八《祭从弟敬远文》说陶敬远:“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敬远是陶渊明的从弟,也是他的知音。

读书和弹琴是陶渊明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陶渊明平生酷爱音乐,从少至老,弹琴不辍,清歌不绝,音乐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与他的读书和创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陶渊明集》卷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陶渊明集》卷一《时运》: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陶渊明集》卷六《扇上画赞》:

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眄有俦。

琴和书是陶渊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这使他的精神生活极为丰富。

陶渊明喜欢和朋友们相聚,用动听的音乐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怀。《陶渊明集》卷二《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清吹,指清越的管乐,如笙笛之类。《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一:“不见栢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南朝齐谢朓《鼓吹曲·送远曲》:“一为清吹激,潺湲伤别巾。”鸣弹,指弦乐器,如琴瑟琵琶之类。清歌,指清亮的歌声。晋葛洪《抱朴子·知止》:“轻体柔声,清歌妙舞。”《文选》卷三零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魏太子》:“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陶渊明的这首诗描写了管乐、弦乐与歌唱,在急管繁弦和袅袅清歌中,诗人的情怀如密雨经天,长风过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陶渊明之弹琴与吟诗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与长啸密切结合。南朝宋王智深《宋书》载:

陶潜字渊明,宋文帝时人也。好慕山水,恒处幽林,以酒畅释。有人就者,辄脱葛巾沽酒。畜一素琴,及一醉,一抚,一拍,啸咏而已。

《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四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

丘中有一士,守道岁月深。行披带索衣,坐拍无弦琴。不饮浊泉水,不息曲木阴。所逢茍非义,粪土千黄金。乡人化其风,熏如兰在林。智愚与强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访其人,将行复沉吟。何必见其面,但在学其心。

此诗完全模拟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五(引见上文)。诗中有“坐拍无弦琴”一句,张随《无弦琴赋》亦有“振素手以挥拍”之语,与王智深《宋书》所说“一抚,一拍”相合,可见王《宋书》的这段文字唐人尚得寓目,是可靠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吟、咏、琴、啸常常是以综合性的音乐艺术形式同时发生的。所谓“啸咏”,就是用长啸的发声方法来吟诗,同时,“啸咏”还可以与琴音相结合: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陶渊明集》卷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诗、啸、琴三者的结合,确实别具一番艺术情调。陶渊明是喜欢长啸的。青木正儿在《“啸”的历史与字义之变迁》一文中曾将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啸”区分为“有声之啸”和“无声之啸”,前者是诗人实际在发啸,如:

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七)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

后者则是意象化的文学描写,或者说是用典,如: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陶渊明集》卷四《咏二疏》)

“高啸”既是用典,也是对“二疏”的超旷气度的历史想象。《世说新语·栖逸》第一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

这就是“高啸”这一历史典故的出处。

在晋宋时代,许多名流达士都耽爱挽歌,这对陶渊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世说新语·任诞》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张(注:张湛小名叫,见本条刘孝标注。)酒后,挽歌甚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张湛的举动乃是对儒家缙绅礼仪的逆反,溢荡于其间的任性而动、崇尚自由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艺术的浓厚热情和对于人类情感的自在自为、无拘无束的渲染与把握。而挽歌的爱好者,一般都具有出色的音乐修养和深湛的艺术鉴赏力。如袁山松“衿情秀远,善音乐”;另一位唱挽歌的高手桓伊乃是晋代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世说新语·任诞》第四十三条梁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

而尤可注意者为《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南朝梁谢绰《拾遗录》关于颜延之的记载:

颜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

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二人交谊甚深,关系极好。《宋书·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里所说的“故人”可能就是颜延之。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原因有二:第一,颜陶交谊深厚,如上引《宋书·陶潜传》所述以及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书后所附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所言: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

陶渊明与颜延之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足见其相与之深。第二,颜延之擅长书法。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

谢朓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风华黼藻,当时独歩,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飞花满目。《诗》:“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之谓矣。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

也就是说,颜延之的草书,略逊于谢朓,但其艺术水准已入高品,则是确凿无疑的。陶渊明《饮酒》诗序所谓“聊命故人书之”,可能与颜延之的书法造诣有关。所以,在文化趣味上陶渊明受到颜延之的影响,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陶渊明集》卷四有《拟挽歌辞》三首。这三首诗属于相和歌辞,其曲调为相和曲,其辞意与汉乐府《薤露》有关,同时也受到了魏缪袭的《挽歌》的影响。“九原不可作,白骨生苍苔”通常被挽歌诗的作者们视为生命的不幸;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却将这种不幸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若非对人生对宇宙大彻大悟,生平有定力定识,岂能如此!晋人在诗中好说死,因为他们留恋生;陶渊明不仅留恋生,在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还能以达观的态度对待死,以飞动的神思想象死,以抒情的诗笔描绘死。在陶渊明的笔下,死亡构成了存在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基于这一发现,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拟挽歌辞》达到了中古时代挽歌诗最为辉煌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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