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参同契》的研究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是离铅坎汞还是离汞坎铅

苏轼在其《续养生论》和《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两篇文章中均阐述了龙虎铅汞说,其主要观点是:“龙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肾,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铅也,气也,力也。出于心,而肺生之,离之物也。心动,则气力随之而作。肾溢,则精血随之而流,如火之有烟,未有复反于薪者也。世之不学道。其龙常出于水,故龙飞而汞轻,其虎常出于火,故虎走而铅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顺此者死,逆此者仙。”苏轼这种说法引起笔者关注的原因并非是这种修炼思想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他将龙汞与坎肾相关联,将虎铅与离心相关联这种迥然相异于道教通行的结合。这种与众不同的结合为笔者所侧目。从总体上来说,苏轼与道教在修炼内丹上都同样强调了坎离颠倒,但是对坎离心肾与龙虎铅汞两两结合上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苏轼是讲离铅坎汞(即离铅与坎汞分别结合在一起),而道教中的内丹学是讲离汞坎铅。据笔者所知,古代经籍中只有在苏轼之后的朱熹有与苏轼相同的看法(详后),而一般的看法都是沿袭了《周易参同契》(下文均简称为《参同契》)与《悟真篇》所认为的离铅坎汞的看法(详后),这种看法在道教中已经成为共识。而修炼内丹又主要与道教相关,因而离汞坎铅成为通行的说法,苏轼与朱熹的观点也就湮没无闻了。学者们在看到苏轼与朱熹的这种说法时对于其中存在的与《参同契》的差异都是采取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的态度。从苏轼算起,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学者对苏轼的这种组合发表过意见,更遑论对其说法的根据和意义进行探究。苏轼与朱熹难道只是随意一说或是乱点鸳鸯谱吗?本书正是有感于此而对此问题进行穷追猛究,力求探明苏轼与朱熹这种说法所具有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参同契》中的离汞坎铅的结合。“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这里的姹女是指真汞,“得火则飞”,表明它是与火关联在一起,只有用黄芽之铅才能将其制服。在此处,《参同契》将离火汞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参同契》明确将金水、木火划为两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龙虎铅汞说,其言道:“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奇,虎阴数偶。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心赤为女,脾黄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参同契》在谈到修炼内丹时将金水相合,木火相并,这正是提出离汞坎铅的基础,因为木是汞,火是离;金是铅,水是坎。金水、木火两两相合就是离汞坎铅。从四季的角度来看,木火是阳,是奇,而《参同契》提出了龙阳数奇,虎阴数偶,因而就是将离龙汞与坎虎铅分别看成了两家。由此可见,《参同契》主张离汞坎铅说,而不是离铅坎汞说。

与《参同契》同被视为道教内丹经典的《悟真篇》在坎离颠倒之说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其中言道:“好把真铅著意寻,莫教容易度光阴。但将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可谓道高龙虎伏,堪言德重鬼神钦。已知永寿齐天地,烦恼无由更上心。”此处也将水金划为一家。“震龙汞出自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这句话更是明确点出汞龙出自离火,虎铅生自坎水,将离火汞龙划为一家,坎水虎铅划为一家,即是主张离汞坎铅之说的明证。

《悟真篇》的作者张伯端还在《玉清内丹宝箓》中的《坎离说》一节论述了龙虎铅汞如何颠倒炼丹的问题,他说道:“坎者,肾宫也。离者,心田也。坎静属水,乃坎水也。动属火,乃一也。离动属火,乃离火也。静属水,乃一也。交会之际,心田静而肾府动,得非真阳在下,而真阴在上乎。况意生于心,而直下肾府乎。阳生于肾,而直升于黄庭乎,故曰坎离颠倒也。若不颠倒而顺行,则心火动而不静,大地火坑之意明矣。”心田静在于离卦中的真阴之故,肾府动在于坎卦中的真阳之故。真阴下沉,真阳上升,因此,阴阳发生交媾,坎离颠倒,抽下之铅以补上之汞。由此可见,坎离从根本上一定会出现上下交媾的情形,离卦中的真阴在上要下沉,坎卦中的真阳在下要上升。这就是它们上下交媾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当然人由于后天心火易升,坎水易流的原因,又总是阻碍这种先天的上下交媾。因而我们就必须修炼,使得坎水上升,离火下降,而其中的真阴真阳保证了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根本依据。因为这种上下交媾才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从先天保证了人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道教经典《参同契》与《悟真篇》都一致认为木火为一家,金水为一家,原因之一在于道教的这种内丹说是以外丹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因而内丹的分类就是参照外丹的分类而划出的,即内丹对五行进行相近性的分类标准为外丹对五行相近性的分类标准所决定。就外丹修炼而言,铅汞乃为两种实际的矿物质,或是两类矿物质的代名词。因为铅性易沉,汞性易飞,故以铅制汞,使其凝结,则铅不沉而汞不飞,外丹成。就内丹修炼而言,铅汞就是两个比喻。因为心火易升,故以汞喻之;肾水易流,故以铅喻之。心火上升,则人之妄念迭起,元神不安;肾水下流,则人之情欲不节,败精伤炁。必得使心火下降,薰蒸肾水,使其与心神为一,化炁而上升,则心火不升,而肾水不流。如是则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神炁合一,生命可以自主。所以,《参同契》所说修炼内丹中的龙虎铅汞颠倒之说是以外丹作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心火易升与汞轻易飞,肾水易降与铅重易沉两两具有相似性,因而道教的修炼内丹将它们关联在一起。于是,木汞龙离火心与金铅虎坎水肾分别结合为二家成为道教普遍接受的分类,概言之,即为离汞坎铅。

以上的论述表明《参同契》的根据之一就是仿照外丹而提出了内丹的修炼,因而将木火与金水分别联系在一起。其实《参同契》还有另一种依据四季更替的顺序所进行的五行分类。根据束景南先生的研究,《参同契》中实际隐含了周敦颐太极图的雏形,其中所论述的坎离交媾与五行内部之间的关系就是太极图的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图形文字说明,这两层图形即是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因此笔者赞成束先生关于“原本《周易参同契》或徐从事注中有‘水火匡廓图’等道图是完全可能的,毛奇龄说见到过一种彭晓注本的《周易参同契》中有‘水火匡廓图’并非虚言”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便《周易参同契》没有太极图核心部分的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其文字也隐含了这样的图形。因而周敦颐即便没有看到这样的图,也可以根据其文字说明将此图画出来。换言之,即便太极图是周敦颐的原创,不是改易他人之图而来,但也是受到《参同契》的启发创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认可了《参同契》内在地隐含着周敦颐《太极图》的雏形,则我们就可以依据朱震在《汉上易说》中所提到的周敦颐太极图而认为在《参同契》中包含两种类型的五行观。一种是按照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的顺序排列出的水、火、木、金、土的五行顺序,这也是从《吕氏春秋》以来所提到的五行观,即三五至精图中从外围右上角的水开始以逆时针方向连成一圈,最后到达中间土的五行观。另一种五行观就是从左侧开始往上,即从木到火,到中间的土,再到右侧的金,然后又往上到达水连成一线,这就是与四季相对应的五行观。被朱熹改易的三五至精图将水木的连线绕过土,并没有改变原图包含了两种五行观的实质,更不能说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一种与四季顺序对应的五行观,而原图是没有这种五行观的。其实,朱熹改易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土处在木火与金水中间,与它们一样是一种线性的并列关系,这种土对应的是长夏。而朱震所献的原图认为土是寄王于四季,与四季是各个相联的关系。二者根本的区别是前者为了使得四季与五行相配,而增设了一个长夏的季节;后者将五行的关系处理成土可以与其他四行各个结合,最终也能使五行与四季相搭配。

以上的论证表明,无论是朱熹的改易图还是朱震的原图都包含了两种五行观。朱震的《太极图》同样包含了与四季相配的五行观,这种五行观也是隐含在《参同契》的文字之中。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太极图》与《参同契》所表达的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参同契》将三五至精图中的左侧木火看成一家,将右侧的金水看成一家,土又看成一家。这就是三五,它们都归向虚无之圈。而这左右两组又是与第二层水火匡廓图的左右两边一一对应的,即木火对应于离卦,金水对应于坎卦。《参同契》正是以这种与四季对应的五行顺序,即以上所分析的两种五行顺序中的第二种为基础提出了龙虎铅汞说。将木火划为一家,因而将离汞相连;金水划为一家,于是坎铅相连。其组合可以概括为离汞坎铅,形成道教内丹修炼史上通行的看法,而苏轼与朱熹的组合是离铅坎汞,与流行的道教组合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参同契》提出的龙虎铅汞说既参照了外丹的术语和分组,也依据了五行观中与四季相对应的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顺序。

下面在道教龙虎铅汞说的背景下看看苏轼与朱熹看法的依据。首先一个依据应当就是前文所分析的《参同契》所蕴含的第一种五行观,即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水、木为天所生,看作一家;火、金为地所生,看作一家。这样火、离、虎、铅成为一组,水、坎、龙、汞成为一组,于是就形成了离铅坎汞说,这可以看作苏轼与朱熹提出这种说法的共同依据。

以下分别探讨他们提出这种学说的其他依据。首先看看苏轼的依据,事实上,苏轼在其论述中并没有对离铅坎汞如此组合的原因做出任何的解释,即为什么龙出于肾,而不是出于心;虎出于心,而不是出于肾。从木龙(木龙与铅虎分别结合在一起的解释详见本节第四部分)藏于肝而出于肾来看,苏轼将肾肝相联在一起,也是将心肺相联在一起。这种关联与《难经》中将它们两两关联是一致的。有关心肺与肾肝的关系,《难经》说道:“四难曰: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肾肝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也;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十二难曰:经言五脏脉已绝于内,用针者反实其外:五脏脉已绝于外,用针者反实其内。内外之绝,何以别之?然:五脏脉已绝于内者,肾肝气已绝于内也,而医反补其心肺;五脏脉已绝于外者,其心肺脉已绝于外也,而医反补其肾肝。”“三十二难曰:五脏俱等,而心肺独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通行经络,营周于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在《难经》看来,心肺是呼出,俱浮,是阳;而肾肝是吸入,俱沉,是阴。因此心肺为一家,肾肝为一家。《难经》这种看法对熟悉它的苏轼肯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在龙虎铅汞说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而认为铅虎出于心,而实藏于肺,它们都是阳,是呼出,是上浮的,如果不加控制就可能出现心外放的情况。而汞龙出于肾,藏于肝,它们都是阴,是吸入,是下沉的,如果不加节制,任由它们放任自流,则坎液外溢。这就是常人的行为,就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在苏轼看来就是“死之道”。因此必须对这种放任的情形加以节制,修炼内丹,使得坎离交媾,才能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难经》本身就是一部医书,因此遵循它的说法与养生的目的是一致的。气上浮与坎液外泄是常人的行为,必须颠倒才能实现修养的目的。与《参同契》等道教经典相比,它们也是认为气在上,所不同的是《参同契》等一律主张龙汞气,而不是铅虎气。苏轼之所以认为是铅虎气,根本上是由于同意了《难经》中肺金与心一样是阳是上浮的看法。从苏轼对《难经》的推崇来看,苏轼龙虎铅汞说受《难经》的影响而提出的可能性非常大。苏轼在《楞伽经书后》中写道:“心品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从这篇文字可见,苏轼对《难经》的熟悉与推崇。加上他精通医学(苏轼有传世的医学著作《沈苏良方》,可证明他在医学上有相当造诣),他将医学知识与内丹修炼融会贯通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苏轼将心肺、肾肝两两相连,基本上可以确信其龙虎铅汞说是受到了《难经》的影响。

苏轼的离铅坎汞说虽然与《参同契》、《悟真篇》等道教通行的说法相悖,但却与唐末《西山群仙会真记》中《识物》章引太白真人的丹诀相吻合。太白真人言道:“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龙本东方甲乙之物,而出于火中者,心液之上正阳之气也,则曰阳龙出自离官。虎乃西方庚辛之物,而生于水中者,肾气之中真一之水也,则曰阴虎生于坎位。然而龙是阳物,升举自在,而在水中,乃阴中之阳,故比心液之上正阳之气也。虎是阴物,奔驰自在,而居陆地,乃阳中之阴也,故比肾气之中真一之水也。老君言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者,为气中之有水而负阴者,是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者,为液中之有气而抱阳者,是也。”太白真人说的颠倒是龙从火中出,则颠倒前的情况应当是龙从水中出了,同理,在没有颠倒的情况下,虎向火中生。这就与苏轼的说法不谋而合。或许苏轼与朱熹正是按照此太白真人的丹诀并综合了其他的因素主张离铅坎汞,而不是离汞坎铅。

朱熹在评价《参同契》中的几对概念的时候说道:“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在此朱熹将坎龙、水木与离虎、火金分别相联。从前文对《参同契》的分析看,很显然这只能代表朱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参同契》实际的观点。朱熹的这种看法与《参同契》不同,而与苏轼所见相同。从另外两则朱熹与门人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的根据。

在注解《周子通书》中,朱熹说道:“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朱熹在此谈到了两种五行观。从“生之序”而言,五行的顺序就是水、火、木、金、土。其中水、木是阳,火、金是阴,它们分别结合在一起,这与离铅坎汞之说中将水木、火金分别相联是相同的。因而可能朱熹正是从五行“生之序”的角度将水木、火金分别相联而提出了离铅坎汞说。这种五行顺序也是朱熹与苏轼的共同依据,这一点在前文已做了简要交代。

至于为什么水木是阳,火金是阴,朱熹在另一处对话中做了解释。他说:“问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阳也,火金阴也,此岂就图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谓之阳,火金何以谓之阴。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阳也,二四阴也。”朱熹认为水木为阳,金火是阴的依据就是水木为天所生,金火为地所生,而天为阳,地为阴。而在以上所引的第一则对话中,即朱熹提出的龙虎铅汞说中,他所说的“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也是认为水木为阳,金火为阴。因为肾水在下,说“阳气在下”,此阳气正是指肾水。由此可见,以上三则对话形成了一个阐述离铅坎汞说完整的证据链。

从朱熹的观点中,我们仍可以揣摩出他提出这种与道教有分歧看法的理由。其关键就在上面所提到的“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这句话中。为什么水木为一家,是阳;火金是一家,是阴。就是因为将在下的坎水与木龙看作阳,则其阳的本性必然要上升;同理,将在上的离火与金虎看作阴,则其阴的本性必然要下降。在上的下降,在下的上升,必然会发生上下交织的情形,这就是坎离交媾,凝而成丹。所以这种将水木划为一组,火金划为一组的观点更能够表明从先天和本性上讲人一定会发生坎离交媾,结成内丹。只是由于人后天欲望的扰乱,我们总是心火太盛,坎精外泄,因而我们总是难以回复到先天的状态实现龙虎交媾,坎离颠倒。所以,从后天要回复到先天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修炼,祛除内心不当和过度的欲望,回到我们所具有的本来状态。从哲学先天与后天的角度讲,朱熹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说明了人的本性是善的,本性是可以炼成内丹的,只是由于后天欲望的破坏,人的本性就被淹没了。这种看法与儒家人性本善的看法完全合拍,也是朱熹自身思想的体现。

朱熹的弟子黄干为了调和两种五行观的分歧,同时也为了调和朱熹龙虎铅汞说与道教流行说法的分歧,而以为五行“生之序”就是“行之序”,他说道:“叶味道来此已留月余矣,却得相与读先生书,……五行,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两样,看来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个水木,煖便是火,此两个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从冬起来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肾水,次生心火。肾水上生肝木,新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常有两样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后流行亦只如此,四时之序,不过二天二地而已。”黄干将二天二地抽取出来组成四季更替的顺序,即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它们形成水木火金的顺序。这种顺序很显然是为了迁就将五行划分为水木、火金二家这种分类,因此将四季的顺序以冬为起点形成冬春夏秋,就与水木火金的顺序对应起来。而这种分类又是来源于五行生之序中水木都是天所生,火金都为地所生的“生之序”,因此黄干认为五行的“行之序”就是“生之序”。这与我们通常所讲的与四季相对应的春夏秋冬的顺序不符合。这种联系显得牵强附会,而且所形成的水木火金的五行顺序与木火金水的五行顺序虽然从循环的角度来说其前后的顺序是一样的,但是却改变了五行顺序的起点,这与改变四季顺序的起点同样令人不解,它们都是为了迎合将水木、金火分作二家同时又与四季的顺序相一致。黄干这种排序是根据朱熹将金火、水木结合在一起的说法而来。但朱熹很显然区分了两种五行观,与黄干企图将它们强行等同起来不同。朱熹将金火、水木相联也并不是要与四时的更替相一致,而是基于它们同是阴或者阳而提出龙虎铅汞说。黄干的说法由于多有牵强之处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有学者说道:“李氏希帘曰近见勉斋集黄氏论五行多所未解。”正是有感于此而发。

以上所论述的无论是《参同契》的离汞坎铅说还是苏轼朱熹的离铅坎汞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金虎与木龙相联上它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关联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它的来源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四神兽之说,东方七宿为苍龙,西方七宿为白虎,而东方是木,西方是金,所以就形成了木龙、金虎两两的结合。这种说法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明确记载:“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为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可见,古代中国文化中东方为木为苍龙、西方为金为白虎的结合最迟在《淮南子》中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固定下来,因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成为大家的共识。

与金虎与木龙已经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常识相同,虎铅与龙汞也是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木龙汞与金虎铅就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搭配。因而无论是《参同契》还是苏轼、朱熹的龙虎铅汞之说在木龙汞与金虎铅之相联属上都是相同的。

比较苏轼、朱熹与道教在龙虎铅汞上的差异,可以看出,虽然苏轼是从后天的心肺上浮的特性而认为它们是阳,与朱熹从先天讲它们是阴不同,但都认为后天在上者易浮,在下者易沉,因而强调了要改变这种放任自流的后天特性,实现坎离交媾,凝而成丹。这也是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的道教思想同样主张的思想,即从后天来讲,心火易升,肾水易流,只有勤加修炼才能改变此种现状,提升人格境界与生活品质。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朱熹从金火为阴,木水为阳的角度将它们划分为两家的观点最有哲学的深刻性和儒家精神的意蕴。与坤上乾下上下交通才是泰卦一样,在上的阴火金与在下的阳水木也由于阴上阳下才能做到上下交通,当然这是从先天来讲的。但是后天的气又是往上,这样必须回到先天才能产生离坎交媾的现象。《悟真篇》也讲交媾,但只是离中的阴爻下沉使得火下沉,坎中的阳爻上升使得水上升,从而形成上下交通。这样就没有朱熹将火从整体上看作阴必定下沉,水从整体上看作阳必定上浮形成上下交流那么明显和令人信服。就苏轼的依据而言,可见出修炼内丹与中国古代医学以及心性论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论述的是三家龙虎铅汞说的特点及优长,我们再来看看三家学说分歧的学术意义。从前面对三家学说的论述可以看出五行内部的分组并非铁板一块,根据不同的需要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进行两两不同的分组。《参同契》是将木火看作一家,金水看作一家,而苏轼与朱熹是将金火分成一家,木水分成一家,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由于作者所持根据的差异,五行出现不同情况的分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而可以这样说,只要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也未尝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主张。就汞龙铅虎说而言,各家虽然根据有异,对五行的分类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离坎交媾,上下交通。从修养层面讲,就是要控制心火的易升之气,节制肾水的易泄之精,这在三家的内丹修炼中是共同的,可谓殊途同归。

所以,对于龙虎铅汞说要灵活掌握,不能持僵化呆板的态度。同时如果我们对这种修炼内丹的说法有一种全面和超越个别之见的宏观视野与认识,则我们就能对道教复杂的修炼之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可以从另一侧面来观照道教的修炼,有利于破除对它的神秘感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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