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的现状审视

一、政治道德的现状审视

推进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首先要把握当代中国政治道德的现状，总结取得成绩的经验，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针对性、系统性的对策。

（一）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之进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政治道德建设，将政治道德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主义主导的政治道德；民主、法治、人权、公正等现代道德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也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实践中都能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概括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取得的进步。

人权保障取得重大进步。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状况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道德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人的生活水平和尊严、价值的提升。中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人权比较系统的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人权的普遍性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权事业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得到了同步、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尊重和保障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2004年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载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原则。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断改善。

自由平等逐渐深入人心。自由和平等是现代社会政治道德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发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人的发展，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需要坚持平等、自由的价值原则。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价值追求提供了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政治平等与经济自由意蕴给社会松动的空间，激发出社会的巨大活力。“自由”是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生成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的改革始自对“自由”的尊重，从当初对“大包干”改革的宽容，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和确立，相应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民主都日益增强，整个社会和人的创造力、活力真正迸发了出来。“平等”是对普遍自由的一种维护，是自由的基础。当前，人们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凝聚的平等观，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那种平等，这是构成法律基石意义上的平等。2013年还首次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多措并举防范冤假错案，遏制刑讯逼供，政治上自由与平等逐渐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民主法治成为发展趋势。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道德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公民的民主权利依法得到保障。协商民主制度化持续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健康发展，公民依法有序实现民主权利的形式更加多样，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基层民主，使亿万农民获得了直接选举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得到了不断扩大和有效保障。到2008年，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已达229件，国务院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公民的各项权利有了坚强的法律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干部道德监督机制逐步确立。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全面启动，中央政府积极下放和取消审批事项。为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全党动手一起抓、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局面巩固发展，“四风”问题和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在惩治腐败中的职能作用，加大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打击力度。2014年严肃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案件，充分体现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深得党心民心。

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畅通。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政务公开，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扩大民主，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当前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公民可以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意愿，发表研究、创作成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实现言论自由的手段日益丰富，获取信息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扩大，言论自由权利不断发展。公民实现言论自由的途径和手段日益丰富，互联网成为公民表达意见和发表言论的重要渠道之一，公众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建议，讨论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

（二）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之不足

随着体制的变革，当前我国政治道德建设也存在一些不足。重视存在的问题，是加强政治道德建设的前提。只有对政治道德的现状进行准确的诊断，才能为加强政治道德建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做到“对症下药”。

政治道德价值标准模糊。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往传统社会中那种占绝对优势的主导价值取向，以及在主导价值取向指导下进行的政治道德行为选择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统一的政治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也丧失了。在价值取向上就表现为主导价值缺乏引导人们行为的力度，一些非道德主义和不正确的政治道德意识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并逐渐泛滥，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泛起、权力本位、极端个体本位、享乐主义等消极政治道德观的滋生蔓延。人们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什么是正义、合理的，什么是非正义、不合理的等一系列政治道德价值认识和区分的界限，也变得愈加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使人们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

一是新旧政治道德的冲突。改革开放后，政治道德领域的问题在于道德领域的变化不能及时适应经济领域的变化，旧的政治道德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新的政治道德却未及时地确立起来，新旧两种道德价值观念相互交替、冲突，道德文化及道德现象出现结构性失调，社会道德秩序发生较大程度的混乱，使我国政治道德状态呈现出了某种紊乱甚至真空。

二是中西政治道德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西方价值观上的一些糟粕，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我主义”等价值取向在中国蔓延开来，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坏的作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和失衡，出现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危机以及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受到怀疑甚至动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对政治道德行为选择的迷茫，使人们陷入政治道德发展的困惑。

政治败德现象较为严重。改革开放后，不受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约束的行为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滋生出来。用金钱标准取代政治道德标准，用个人经济利益取代社会公共利益，用个人利益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一是公职人员贪腐现象较严重。我国自社会转型以来，腐败案件涉及的公职人员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态势，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几乎达到了权力的每一个角落。在社会转型伊始即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腐败案件的发案数量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相当。之后，进入80年代初，腐败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到80年代中期，大案要案的发案率达到这一周期的较高时期，到80年代末形成高峰。此后逐渐回落，而从1993年开始，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蔓延，发展迅速，上升较快，199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1997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1998年以后，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重特大案件增多，案值加大，高官人数增多，级别增大，一大批省部级官员纷纷倒在金钱上。1990年以来，贪污贿赂大案的立案标准是涉案金额5万元以上，但据统计，1993—1997年间的腐败大案多达168904件，这其中涉案金额在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县处级以上干部涉足腐败案件的比例增大。1993—1997年有2万余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600多名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涉嫌腐败被审查。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37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871人，其中厅局级253人、省部级8人。各级法院审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万件，判处罪犯3.1万人。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规违纪问题5.3万起，处理党员干部7.1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万人。中央纪委分7次对3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在金钱、权力的诱惑下，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完全不受国家法律规范和政治道德的约束，贪婪地追求利欲、权欲的满足而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严重败坏了党风政纪，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二是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严重。行政不作为现象日益突出。几年来，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建筑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重大安全事故查到最后，几乎都有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在作祟。有的地方政府乱立名目，推行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甚至出现了制度化的“劫贫济富现象”。如在司法领域，仅2013年，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监督纠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当606件，监督纠正阻碍辩护人行使诉讼权利案件2153件。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23894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注重保障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监督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形42873件次；督促清理久押不决案件，监督纠正超期羁押432人次。

政治道德环境受到侵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和相对滞后，政策的不完善等，政治道德的失范现象大量存在。

一是政治领域潜规则盛行。当前，我国廉政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惩治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但是腐败现象仍然呈蔓延扩大之势，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贪污金额也越来越大，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使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危及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政者不受社会道德的约束，热衷于功名利禄、投机钻营，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寻租设租、钓鱼执法，这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是任何道德建设所无法弥补的。行政腐败腐蚀着社会肌体，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使人心涣散，社会风气败坏，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政府官员贪腐行为的辐射效应已经显现，腐败毒素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行各业、每一个角落，医疗、交通、电力、电信、房产、金融、教育、司法、税务等等，每个行业都被笼罩在腐败的阴影之中，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成为很多行业通行的潜规则。

二是政治主体道德意识淡薄。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前，政治道德教育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对从政者约束不够，一些政治道德教育者空洞的说教与自身行为的反差，使政治道德教育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甚至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导致政治主体道德意识淡薄，政治人格扭曲。一些领导干部行“一己之私”而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权力个人化、私有化，以权谋私，背离了基本政治道德原则，违反了政治道德规范，公仆意识淡化，脱离了群众，人生观、价值观错位，滋长了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等等。

三是政治道德行为监督乏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方面监督措施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也在不断增加。这说明“事后”监督的效果在提高，也说明“事前”监督还不够有力。事实上，有些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尚未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不让监督”“不敢监督”“不便监督”“不善监督”“无须监督”“虚假监督”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人认为，干部监督无力的原因在于，“上级管得着、看不见，下级看得见、不便管，群众看不见、管不了。”当前，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缺乏保障，使监督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干部违法乱纪案件的发现者，大部分来自于群众举报，由监督机关和班子成员等内部监督发现的案情寥寥无几。监督活动的信度与效度缺乏控制，监督常流于形式。监督实施的全民性尚不充分，“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局面尚未真正形成。

四是公民政治参与较冷漠。“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受“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的影响，一些人甚至认为参与政治是危险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政治是当干部的事，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部分中国人以“致富”为目标，对政治漠不关心。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加上一些干部工作中“一言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受限，加剧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

（三）当代中国政治道德不足之成因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社会转型、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体制缺陷、教育失效等方面的原因。

社会的转型。道德秩序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应，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的状态，特别是与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关联紧密。当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相关因素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之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总是最先做出反应的领域。一般而言，当社会处于较为顺畅平稳的发展时期，一定是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秩序也比较良好的时期；相反，当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时期，通常是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秩序也比较糟糕的时期。中国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引起了人们价值目标的改变。过去的平均主义、重义轻利等观念不断受到冲击，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竞争等观念，开始为人们所认同与推崇，反映在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则是道德认同的弱化。

利益的分化。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利益经济，利益本位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在人们获得了自由，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个人主体性得到张扬的同时，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必然会使人异化。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市场经济引导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以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打破了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道德意识。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重心的转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道德评价标准等参差不齐，各层次主体的利益与需要普遍而多层次地凸显出来，这样，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使得道德环境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价值的多元。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必然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多元价值取向在给社会带来观念的更新、思想的活跃、主体作用增强的同时，也导致人们思想混乱、是非模糊、价值判断失去参照标准。市场经济对生产要素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也会导致市场主体政治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改革开放后，在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多种政治道德标准的影响下，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局面。究竟孰是孰非，从经济判断和政治道德判断方面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形，由此导致政治道德评价不再是一个适合一切人的恒定标准，出现政治道德评价的不确定性和标准的不统一。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价值的追求上重利轻义，把追求金钱以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反映到政治道德的价值观念上就是人格并不重要和善恶标准的黑白颠倒。另外，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积极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也是影响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的重要因素。

体制的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各种配套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处在探索中，新旧体制转轨出现了某些漏洞，比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就没有真正解决好，经济活动中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等，一部分人开始运用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竞争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牟利，从而造成社会主体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生活的无序。由于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制度的不完善可以说是伴随着整个改革的过程，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存在缺位，而官德的失范必然加速整个政治道德的滑坡。政府自身的道德如果首先未被认可，必然导致上行下效，严重影响了政治道德的认同和建设。“法制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法律保障，而执法环境的污染、执法行为的失范，必然是腐败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甚至于逍遥法外，这实际等于纵容、支持腐败犯罪任其发生发展，其结果是社会腐败现象像瘟疫一样相互传染，恶性循环蔓延开来，败坏社会风气，危害廉政建设”。法国启蒙思想家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人们处于能从恶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们从善是徒劳的。”

教育的失效。政治道德教育是否有实效直接影响着政治道德建设的推进。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培养官员道德，注重培育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官员也重视自身的气节和声誉。新中国成立后，对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教育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些问题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是政治道德教育偏重政治立场、政治素养、政治觉悟的教育，对道德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德性修养不是特别重视。二是政治道德教育的目标较高，带有较严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强调奉献和付出，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现实。三是政治道德教育主要是运用典型教育的方法，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些正面或反面的典型人物，供从政人员学习或借鉴，其他的方法运用的不多，教育的方法相对单一，特别是对于如何利用网络信息条件开展政治道德教育探索的不够。四是对政治道德教育的规律不够重视，重形式，轻实效，运动式的教育活动不能够形成常态化的教育机制。这些问题导致了当前政治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影响了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