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人物简历简介,丰子恺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丰子恺，中国现代艺术舞台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卓绝的艺术修养和坚韧不拔的创作意志，一生涉及文学、绘画、音乐、翻译、书法等各个艺术领域，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是不多见的。
一提到丰子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那别致的漫画。然而，在艺术的园地里，丰子恺自己最喜爱的却是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家，丰子恺除了有时作一些诗词和曾写过一篇生前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六千元》外，他运用的文学形式就是散文。郁达夫曾这样评价： “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论》)。对丰子恺来讲，“在得到一个主题以后，宜于用文字表达的就写随笔，宜于用形象表达的就作漫画”(丰子恺语，见《丰子恺传》第77页)。“漫画”和“随笔”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姐妹。 “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丰子恺《我的漫画》)。他还说： “综合起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 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丰子恺：《作画好比写文章》)。可见丰子恺对这两种艺术形式既同样重视，又有所偏爱。可以这样认为，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在他一生的艺术事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活动，历时近半个世纪(1922年—1974年)。考察丰子恺的散文创作道路，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散文，反映了在时代革命风暴中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历程;也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斗争。无论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看，他的散文是我国现代散文百花园中一朵别具色彩的小花。它虽不耀眼夺目，却很别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了它应有的一席之地。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开始于二十年代中期。早在1931年他出版了第一个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以后，他的大部分散文收集在《随笔二十篇》、《缘缘堂再笔》、 《车厢社会》、《子恺小品集》、《率真集》以及《缘缘堂集外遗文》、《丰子恺散文选集》、《缘缘堂随笔集》等集子里。
一
丰子恺生于1898年，乳名慈玉。他从小生长在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县)石门湾的一个读书人家里。他的父亲丰鐄曾是清朝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87名举人，后因仕途茫茫，在家设塾授徒。童年时期的丰子恺就在父亲座下读私塾，读过《三字经》、《千家诗》等，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 父亲早逝后，丰子恺转入另一私塾，读《论语》和《孟子》等。随后私塾改成了小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丰子恺便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学名丰润，后改为丰仁。丰子恺由于从小聪颖、勤奋，于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丰子恺小学毕业后，于当年秋天到省城杭州投考。他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结果三校同时录取：甲种商校录取第一名;第一中学第八名;师范第三名。最终丰子恺一则听从母亲之命，二则见师范学校规模大，料想可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就决定进入师范，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谓一个造就人材的摇篮。在当时，全国能够与之媲美的同等学校也为数不多。校长经亨颐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教育家。教师中的杰出人物不可胜数。早期就有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周树人、马叙伦等;丰子恺在校期间有李叔同、夏丐尊、单不厂(an)、堵申甫、姜丹书、王更三等。这所学校非同一般，而丰子恺是该校的高才生，经亨颐校长曾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他为模范生。国文教师单不厂就很喜欢他，当时，单先生根据丰仁这个单名，给他取了个号，叫做“子顗”，“顗”与“恺”通，以后他就一直延用丰子恺这个名字了。
丰子恺在学校里最亲近的两位教师，是当时十分有名的艺术先驱李叔同先生(1918年出家，为弘一法师)和博学精深的夏丐尊先生。他们一个培育了丰子恺的艺术才智和认真苦学的精神;一个则直接启发了丰子恺的文章才华和忧国忧民的爱世之心。李叔同影响了丰子恺的艺术道路和世界观;夏丐尊则更多地激发了丰子恺的散文创作。
夏丐尊是丰子恺高年级时的国文教师。丰子恺曾说： “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学、科学等，他都懂得”(丰子恺：《悼丐师》)。丰子恺在校的五年(1914—1919)间，正是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酝酿和爆发的时期，浙一师是江南新文化的重点学校。夏丐尊便是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旧文学的一员闯将。他要求学生做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在平时与学生的谈话中，夏先生也积极宣传进步的主张，唤醒了许多学生因循守旧的头脑。丰子恺说： “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初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丰子恺：《悼丐师》)。在夏丐尊先生的教导和进步思想影响下，丰子恺开始热衷于写作练习，他在《悼丐师》中这样回忆：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 ‘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下学起来的”。
师范毕业后，丰子恺与喜爱艺术的同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在会刊《美育》上发表了《忠实之写生》、《艺术教育的原理》等我国早期论述美育的文章。然而，此时写的文章还不属创作性的散文，丰子恺真正从事散文创作，还是在1921年底从日本游学归来以后。
丰子恺于1921年春天到日本，原是为了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绘画理论和技艺，然而在学习外文中，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和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这两部明治时期的日本小说对丰子恺的文学爱好起了很大的作用。丰子恺在《我的苦学经验》里说：“我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侯开始的。”尤其是在丰子恺读到日本近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夏目漱石的作品以后，更激起了创作欲望。加上丰子恺回国后接触到国内蓬勃发展的新文学运动，促使他毅然拿起笔来抒发思想了。绘画满足不了这种愿望，有些主题只有文字才能表达透彻;才能具体坦露自己的人生态度，描写人生的悲欢。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抱着艺术为人生、为大众的宗旨，加入了中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二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早期一度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认不清前进道路从而悲观彷徨的例子是很多的。二十年代中期，刚跨入文坛的丰子恺也是这样。因为对现实不满，又没有先进的世界观，消极避世的思想多少也成了丰子恺逃避现实的港湾。他虽看到了社会的痼疾，却找不到消灭这种痼疾的道路，思想上充满了怀旧的感情和对人世的悲叹。然而在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他又不甘于陷入虚无和空想的境地，他还在探索，力求找到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是丰子恺二十年代的基本思想特征。他这时期的散文，也正是这种思想的真实记录。
这时期丰子恺较早的作品《渐》( 1925年)的头两句就说：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他认为一个人由小孩变成老头子，就是一分一秒地渐进的，这才使人们容忍境遇，甘心受“渐”的欺骗。他宁愿造物主把人的寿命定得更短些，这样“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多情善感又善于探求事物底细的丰子恺，从幼年起就曾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和渺茫难知的人世间产生过一连串的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在浙一师读书时曾一度追随过给他以艺术启迪的李叔同先生。这位留学过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柳社”，扮演过茶花女，又是中国第一个引进钢琴音乐、第一个画油画的艺术先驱，在丰子恺的眼里简直是一位艺术圣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天才，却在1918年看破尘世而到杭州虎跑寺祝发为僧了。这不能不对丰子恺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滋长了他的佛教思想，使他对人生真谛的疑问更深了一步，哀伤的情调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1927年前后，这是丰子恺思想上明显变化的一个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军阀混战，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爆发，社会异常黑暗。这使饱尝了人间酸甜苦辣的丰子恺深感世态无常，对人生美好的憧憬破灭了。1927年，他终于跟从李叔同皈依了佛法，还取了法名曰“婴行”。他希望通过佛道寄托自己的情感。在1929年所写的散文《秋》中，作者对自己年过三十抒发了无限的感叹： “三十”这个概念， “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之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心境中所起的最大变化便是“对于‘死’的体感……假如要我们对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
可以看出，此时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有一层浓重的悲观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不仅悲观，还有一股淡淡的佛教气息，这不能不说是丰子恺思想消极、软弱的一种反映。“左联”烈士柔石评价丰子恺这个时期的散文，说读他的文章“几乎疑心他是古人，还以为林逋姜白石能够用白话文来作文章了” (柔石《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柔石的评价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丰子恺这个时期散文中流露出来的飘然、超脱的思想。
然而，抱着艺术为人生的，富有正义感而又对普通大众有着一种强烈爱心的丰子恺，毕竟没有象他的先师李叔同那样遁入空门，思想上，创作上也没有一味地飘然下去。在丰子恺的身上具有两重性格。在消极悲观的同时，正义的革命斗争时时也感染着丰子恺，促使他站到进步力量一边来。正如王西彦说的那样： “一个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另一个是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爱憎感情的。这两重人格，并不是象他自己所说的‘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而是后者占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强，终于压倒了前者”(王西彦《辛勤的播种者》)。在1926年，他曾为党的刊物《中国青年》设计过鼓动革命的封面画。文艺上他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说： “只懂机械的画技的浅薄的画家与只知玩弄美文的词句的浅薄的文学者，逐末而忘本，不可不诫为‘文艺的堕落!’”(丰子恺《艺术教育ABC》)。从他的作品看，即使这个时期有较多消极的东西，却也常有反映对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大帐簿》(1927年)中作者由一把铜板而引起联想： “它们之中，有的曾为街头的乞丐的哀愿的目的物，有的曾为劳动者的血汗的代价，有的曾经换得一碗粥，救济一个饿夫的饥肠……有的曾经安闲地隐居在毛厕的底里。”字里行间伏隐着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他觉得，积压在心中的悲哀如果一一记述， “其卷帙一定可同‘四库全书’、 ‘大藏经’争多”。可见，丰子恺在消沉中并没有忘记民众，佛教出世超脱的思想并没有根植于丰子恺的身上。
熟悉丰子恺散文的人都不会忘记，丰子恺这时期曾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歌赞儿童生活的作品，象《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儿女》、《忆儿时》等都是这类作品。在这些散文中，读者似乎可以体会到跳动在作者胸中的一颗赤子之心。
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时期丰子恺的作品： “先是神游于儿童的世界，他自称是‘儿童崇拜者’。”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他对人生作出圆满的答案，这才“跌入了宗教的罗网”，才去皈依佛教的虚幻境界，使得“进取和斗争的精神在他作品中就很少能看到了”(参见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这样的看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从当时丰子恺的思想发展和作品本身来看，他并不是从“儿童崇拜者”跌入宗教的“罗网”的，而是在当时黑暗社会中，由于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思想上悲哀苦闷而又找不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他崇奉佛教“无常便是常”的信条，但又不愿意遁入宗教圈子永不自拔，他毕竟还是想找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他曾在《东京某晚的事》( 1925年)里表白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共乐其生活”的理想社会。但是，由于丰子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为冲垮旧世界的大堤而有目标地去冲锋陷阵，由于生活天地的狭小，致使他的苦闷、彷徨往往采用回避现实的方法来解脱，从而自然地进入了一个“纯真”的儿童世界。用自己的作品，用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对照，反映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寄托自己的感情。正象丰子恺自己所说： “因为我那时这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丰子恺《儿女》1928年)。作者写于1926年的《给我的孩子们》的一开头就说：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在丰子恺看来，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才是值得憧憬的，而一旦长大，接触这污浊的社会后，就失去了憧憬的价值。所以，他爱孩子，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 “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他确实成了儿童崇拜者，他喜爱八指头陀(黄渎山)的诗并把它刻在自己的烟斗上：
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正是因为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现实社会，丰子恺不堪忍受世俗社会影响的病态生活，才象冰心当时在“爱的哲学”里避风，郭沫若推崇歌德“于对小儿的尊崇”一样，去称颂因年幼无知却尚能保持“彻底地真实而纯洁”的儿童生活。这样也许才是对丰子恺当时作品所以热衷歌颂儿童的恰当解释。
丰子恺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已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写散文，总是选取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以其片断，以自己的所感，用最朴质的文字坦率地表达出来。在朴素到接近白描的文字中，倾注了一股真挚而又深沉的情感，很容易打动读者的心灵而引起共鸣。赵景深说： “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 (赵景深： 《文人印象·丰子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象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 (吉川幸次郎《缘缘堂随笔译后记》)。谷崎润一郎则说： “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读〈缘缘堂随笔〉》)。回顾丰子恺这时期的创作，几乎篇篇如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丰子恺的作品，构思也十分巧妙。《华瞻的日记》就是一例。作者以孩子的口吻，画出了一个理想中的纯洁境界，以此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别有一番艺术构思的匠心。当然，这时期的散文，对丰子恺来讲，毕竟是起步阶段，有些文章的文字还不够纯熟，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便是滥用“的”字。比如《剪纲》一文中有几处就很拗口： “……都是足以防碍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义的。”这种情况到三十年代初期也还存在。如《小白之死》的头一句： “战后的江湾的荒寂的夏日的朝晨，我整理了茶盘和纸烟匣，预备做这一日的人。”前面连用四个“的”字，实无必要，而“预备做这一日的人。”读来亦觉别扭。这可能是丰子恺受日文的影响较深，从而造成了这一种现象吧。
丰子恺二十年代的散文，大都收集在1931年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里。这是他第一个散文集子，从这里已可看出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才华。朱自清在评他的漫画时说： “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他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象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子恺漫画》朱自清代序)。其实，立志“要沟通文学及绘画关系” (丰子恺语，由《辞海》艺术分册转引)的丰子恺的许多散文，同样能咀嚼出这种橄榄味，不光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后更是如此。
三
有的散文论者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著中曾列出了一批在三十年代以主要精力撰写散文的作者名单，其中第一个提出的就是丰子恺。这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这样认为，丰子恺三十年代的散文创作是一个丰收期。自1931年他出版了第一个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后，又陆续结集出版了《子恺小品集》(1933年)、《随笔二十篇》(1934年)、《车厢社会》(1935年)、《丰子恺创作选》(1936年)、《缘缘堂再笔》(1937年)等散文集子。由于不断地接触社会，体察民间疾苦，促使他这时期的作品内容不断充实，充分体现了他那为人生的艺术创作宗旨;他的创作的艺术风格也不断臻于完善，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应有的声誉。虽然某些作品中宗教、悲观、悠闲的情调仍不免存在，但比较起二十年代的创作则明显地进步了。
丰子恺于1933年春在故乡石门湾建造了一座简朴、实用的住屋取名“缘缘堂”，过着淡泊，“悠闲”的乡居生活。然而，社会上激烈的斗争生活和与进步阶层的广泛接触，使他并没有忘记处于时代暴风雨中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职责。
只要我们对他这时期的创作与实践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丰子恺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难能可贵的一步，这就是反映现实，揭露黑暗。有人说，丰子恺先生“文画相通”，这种相通不仅表现在艺术风格上，更表现在作品内容上。三十年代，丰子恺的漫画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描绘人间相。按照丰子恺自己的说法：早在二十年代，明知道这社会的残酷、悲惨、丑恶，可是不愿描绘，竟在儿童的世界里神游。但是“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西谚日： ‘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 (丰子恺《我的漫画》)。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允许他一味沉醉在聊以自慰的儿童世界里。1934年他的一幅漫画《最后的吻》可以集中地体现画材的转变。作者画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的亲生婴儿，不得不把他送到育婴堂的墙箱里，而墙角下却有母狗在哺育两只小狗。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人不如狗，可谓惨绝人寰。丰子恺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漫画集《人间相》序言里直截了当地说： “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与不可爱相，独何欤?东坡云： ‘恶岁诗人无好语。’若诗画通似，则窃比吾画于诗可也。”他认为，既然当世为“恶岁”，当然就无好语了。他还曾这样说： “我不会又不喜欢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情味或社会问题”。
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丰子恺，同样积极主张文学反映现实。1931年他在《艺术的展望》中说： “我一向抱着一种信念：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我确信时代无论如何变化，这道理一定不易。”在这种信念促使下，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现实，鞭笞旧世界的散文作品，其可堪称佳作的实在不胜枚举。
这时期丰子恺的散文代表作主要有《肉腿》、《荣辱》、《两场闹》等。1934年的《肉腿》，写大旱时节，运河上集结了男女老幼。他们拚命地戽水抗旱，极其艰辛。作者将踏水车的农民的肉腿和舞场、银幕上舞女的肉腿作对照，寄慨叹于“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上，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上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的现象。作者以鲜明的对比，反映自己的爱憎感情，这表明作者开始走向更广大的现实社会，不仅入世而且忧世、愤世了。象《荣辱》(1935年)通过自己开始被误认为官长而倍受尊敬，，后来又被认出不是官长则又受到辱骂这件事的叙述，使作者慨叹“世间的毁誉荣辱有许多是这样的。”作品写得较有深度，不仅写到了麻木的市民，更讥讽了那些见长官肃然起敬，见平民怒形于色的大小官吏和爪牙。作品表面上叙述自己的所见，而实际上伏隐着作者对黑暗世态的憎恶。
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两场闹》(1934年)，以上层阶级游手好闲的人和下层贫民生活的对比，反映了统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残暴和花天酒地的生活。
丰子恺在揭露黑暗的同时，还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品质，讪笑有闲阶级道貌岸然、虚弱无能的本质。这正是《半篇莫干山游记》(1935年)、《手指》(1936年)里所尽情描叙的。
丰子恺作品中反映出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的。这和他的立场、态度、文艺思想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丰子恺一贯厌恶欺压百姓的统治阶级。三十年代，丰子恺的艺术成就在社会上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尽管如此，他却仍然过着“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泊生活，而不屑与官场上人物往来，甚至声称： “政界人物一律不见”(这里当然指反动政界)。当时，崇德县县长毛皋坤就吃过丰子恺的闭门羹。丰子恺在进步运动的影响下，也积极参加过进步的社会活动。1935年，他写了《我与手头字》，热情支持陈望道发起的推行手头字运动。在“两个口号”论争的高潮中，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并发表了宣言，丰子恺不仅是参加者，还在同年10月和鲁迅、茅盾、巴金、谢冰心等二十一人一起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丰子恺的进步思想反映在文艺观点上主要是主张艺术的大众化和艺术的现实化。他认为：艺术必须走出洋房而入工厂，下农村，方能与大众接近。他说： “文艺之事……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最要紧的思想感情。艺术缺乏了这一点，就都变成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丰子恺《版画与儿童画》)。因此他呼吁中国艺术家们走出“深山”，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欢，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愈加密切”(丰子恺《谈中国画》)。丰子恺这些进步的文艺观是不会不直接影响着他的散文创作的。
二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的丰子恺，到这个时期，由于经过艰苦的艺术磨炼，已成为一位风格鲜明的散文作家。有人说：丰子恺的散文所以能强烈地吸引读者，主要是艺术上的独到成就。这话虽有偏颇，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却有一定的道理。丰子恺散文的艺术魅力确是极其诱人的。
首先，丰子恺的散文表现在作者能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写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较大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例如1935年的《杨柳》，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说自己喜欢杨柳，与杨柳有缘。他喜欢杨柳，是因为杨柳的美与别的花木不同，他觉得杨柳的美在于其下垂。花木大多是向上发展的，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但杨柳“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的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赞颂杨柳，这在前人的作品中可谓极常见，杜甫将它视为报春的信使，曾有“漏泄春光有柳条”的诗句;贺知章更有“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颂歌。但是相比之下，丰子恺的《杨柳》却为我们揭示了杨柳的高贵品质。作者不是简单的描绘杨柳，而是有含意的。他以杨柳“高而能下”， “高而不忘本”与“高即忘本”的花木作对照，来抒写自己对杨柳的喜爱，从杨柳下垂这自然现象中悟出了一种人生哲理，对那种“高”而不能“下”， “高”即忘本的令人憎恶的世态作了巧妙的讽喻，难怪他在文中说：“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来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
东君的势力而拚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这可谓就是“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给人以遐思。丰子恺就是这样，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生活的情趣，揭示生活中的美与丑。他曾反复强调“要学诗人的眼睛”，力求在复杂的世态中，从表面现象中看出更深一层意义的东西。
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上。和他一张张构思巧妙的漫画一样，丰子恺写散文很注重构思，这是他的散文所以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我的母亲》(1937年)就是一篇很讲究艺术构思的作品。作者从母亲的坐位，坐姿这一特定的角度、姿态，描写了自己的那位承担了严父慈母双重任务的母亲的形象：故乡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这是母亲的老位子， “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小时候从书堂回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父亲早逝后，母亲更是常坐在椅子上， “工人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而以后每次从远地归回，每一进门，母亲仍是坐在这椅子上。她总是“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作者通过这样的构思描绘，把母亲写得有血有肉，一个醇厚、温和而又兼有严肃的母亲形象深刻在读者的脑际。这篇散文在艺术形式上颇能与冰心的《笑》媲美，感情上又与朱自清的《背影》相似，是一篇杰出的作品。
类似《我的母亲》这样的作品，作者总以构画作画般的笔触来写散文，显得平易、自然、协调，没有一点斧凿之痕。究其实，就是在这种自然的安设之中，体现着曲曲折折，由幽入明的艺术构思的匠心。应该特别指出，这种别具匠心的构思艺术，还表现在作者在构思中常常运用一些对比手法，使主题深化。象前面提到的《两场闹》、 《肉腿》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使人读后爱憎分明，反映了作者纯熟的艺术表现技巧。
读丰子恺的散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过质朴的语言表达率真的思想感情，是丰子恺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丰子恺生前非常推崇的两位古诗人是陶渊明和
白居易。这两位古人都以作品思想感情的真率和语言的朴实而著称。丰子恺深受其影响。他一向反对“做”文章，反对写诗用生僻、晦涩的词语，使别人看不懂，或看起来很费力。他自己的散文也一向笔墨平易，语言浅显，脍炙人口，意味深长。他在《艺术漫谈》中形象地把艺术比作“米”， “麦”，认为艺术应当大众化，为大众所欣赏，如同家家户户每天能吃到的“米” 、“麦”一样普及，而不应当是那种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山珍海味。但平易、大众化并不影响作品内容的深度，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就是“曲高和众”，体现了真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质朴的语言形式的高度结合。象《山中避雨》(1935年)，作者写自己在杭州的山林中避雨时，因为拉胡琴而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喜悦和共鸣。要离开时，人们竟在茫茫的雨中与自己依依惜别。作品如叙家常，似讲故事，真是娓娓动人，很有余韵。丰子恺就是这样，善于在素淡隽永的文字中蕴含着情思，在委婉曲折的叙述中寄托着生活的情趣。再如写于1934年的《梦痕》，通篇充满着诗情画意，就象一幅淡远、清丽的风俗画卷。读之有如步入江南水乡的民间厅堂，体察合家做米粉包子、“打送”小客人的情景，欣赏民间家庭欢乐聚会时的情趣。它又如一幅色彩明丽的儿童游戏图，使人回想起儿时生活的园地，读之令人爱不释手。作品所以有这种神妙的吸引力，不仅由于作者从自己的所见所感，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作品诗意盎然，而且还在于他以浅显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一种动人的情思和引人遐思的生活内容。
丰子恺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与他的人品有关。丰子恺的人品是“率真”，就是坦率，毫不虚假，忠于生活，平易待人。朱光潜说： “他胸有城府， ‘和而不流’”，是那样浑然本色， “没有一点世故气”。同时，这种人品又和他那为人生、为大众的艺术观一起影响着他的创作，使他写出来的散文让人感到亲切，为人乐于接受。
可以看到，丰子恺散文艺术确有“自己的声音的东西”(屠格涅夫：《文学评论》)。他那真朴自然，小中见大，富有绝妙的构思艺术的创作风格是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宝贵贡献，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
海外有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曾这样说： “在《巴金的散文》中，我尝叹息，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太少。《丰子恺文集》(香港版——作者注。)及《教师日记》则使我意外惊喜。巴金的《旅途杂记》写烽火乱离间的行旅苦况，虽已相当生动入微，但是与丰子恺的《辞缘缘堂》和《“艺术的逃难”》相比，有如路旁的小花与满园盛放的花卉”(司马长风《“艺术的逃难”》)。此话贬低了巴金抗战时期的散文却没有人为地拔高丰子恺此时的创作。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使人看到，抗战期间由于广大读者时刻关心着民族解放与阶级搏战的动向，形势又在剧烈地变化着，于是报告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散文小品。所以这个时期以抒情叙事为主的散文小品产生不多。丰子恺是抗战中散文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他这时期的散文，显示了强烈的战斗性和无法抑制的爱国主义思想。它标志着丰子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日寇的侵略，丰子恺耗费很大心血构筑的缘缘堂毁于战火，他自己也带着全家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这反而使他接触的社会面更为宽广了。抗战的烽火在艺术家的心灵中燃起了爱国的热情，因此思想上积极进取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自己就这样说： “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1938年)。要是没有一点抗暴的大无畏精神，丰子恺是说不出这番话的。
如果说，丰子恺写于抗战时期众多的富有战斗性的散文是一组庞大的交响组乐，那么，《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则是它开头的三个乐章。 其中又以《辞缘缘堂》最富有代表性。此文一反作者以往那短小精悍之行文常态，竟写下了一万五千余字，文中爱国主义感情和对侵略者憎恨表现得深沉而又强烈。
作品从家乡的美丽、可爱写起，介绍了故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热情歌颂了具有“天时之胜的故乡美景，从而将文章引入由自己劳动所得建成的缘缘堂。他怀念被日寇炮火炸毁的缘缘堂，也怀念早已消失的故乡老屋： “但在灰烬之后，我对它的悼惜比缘缘堂更深。因为这好比是老树的根，缘缘堂好比是树上的枝叶。枝叶虽然比根庞大而美观，然而都是这根上生出来的。”这种眷念故土之情是和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交织在一起的。他回忆以往在缘缘堂的和平生活，即使“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他憧憬故乡一年四季的怡人景致，更激起了对日寇的满腔仇恨，竟使人们在这位深受佛教影响的丰子恺的口里听到这样斗志激昂的话： “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他愤恨地斥责日寇简直“变成了禽兽”!在描述到自己决计告别缘缘堂时，作者内心充满着对敌人的愤恨及战胜他们的决心。他“想起了白居易的《问友》诗： ‘种兰不种艾，兰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长，茎叶相附荣。香茎与臭叶，日夜俱长大。锄艾恐伤兰，溉兰恐滋艾。兰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决，问君合如何。’铲除暴徒，以雪百年来浸润之耻，谁曰不愿，糜烂土地，荼毒生灵，去父母之邦，岂人之所乐哉?因此沉吟意不决者累日。终于在方寸中决定了‘移兰’之策……把兰好好地掘起，慎勿伤根折叶。然后郑重地移到名山胜境，去种在杜衡芳芷所生的地方。然后拿起锄头来，狠命地锄，把那臭叶连根铲尽。或者不必用锄，但须放把火，烧成一片焦土。将来再种兰时，灰肥倒有用处。这‘移兰锄艾’ 之策，乃不易之论。香山居士死而有知，一定在地下点头。”把自己比作兰，将日寇比成艾，为抗战，暂时后撤，是为了最后将“艾”锄尽，并在这焦土上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作品不仅运用巧妙的比喻，还颇有辩证法的思想。
《辞缘缘堂》不愧为一篇感情深沉而又激昂的佳作，其境界是较高的。抗战时期，丰子恺写下了许多富于战斗性的散文，象《中国就象棵大树》反映作者那不可摧残的民族自信心;《散沙与沙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如此等等，都反映了抗战的大主题，正象柯灵同志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参见柯灵《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
经过三十年代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和亲身投入火热的抗战斗争，丰子恺在抗战后的散文不仅内容积极健康，有的还写得非常深刻。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丰子恺的散文按内容上分主要有两大类，即回顾抗战斗争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揭露。前者写得悲壮深沉，如《防空洞中所闻》，控诉了日寇轰炸平民的罪行;后者写得生动、幽默且深刻， 相比较而言，价值较高。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欣喜若狂。在他看来，从此人民可以平安和悦地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发动内战的步伐，妄图从共产党手里夺走胜利的果实。从内地重返江南的丰子恺，一路上对蒋介石反动派欺压人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看得非常清楚： “岂知胜利后数月内，那些‘劫收’的丑恶，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内战的消息，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丰子恺：《谢谢重庆》)。严酷的现实，使他终于明白，只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足以使人民得到幸福和安宁，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彻底消灭，才能建立崭新的中国。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的代表作有《口中剿匪记》、《贪污的猫》、《伍圆的话》等。写于1947年冬的《口中剿匪记》，是一篇思想性很强而艺术上新颖别致的作品。作者通篇运用了妥贴的比喻，发挥了奇特的想象力，将拔牙比成剿匪，借机历数官匪的罪行，其文笔风趣，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作者告诫人们，对贪官污吏“隐忍”、 “孝敬”是要不得的;对他们讲仁慈、人情更是幼稚的幻想。唯一的办法是“兴兵伐讨”，来一次革命，对于这帮官匪， “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这哪里还有半点佛教徒的气味!时代的暴风雨使他逐渐从佛徒、居士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到了这个时候，他已成为一个无畏的作家了。
丰子恺抗战以后的散文主要收集在《子恺近作散文集》(1941年)、《率真集》(1946年)里。也有一些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后来由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明川)女士收集在《缘缘堂集外遗文》(1979年)里。在这些散文中，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作品，犹如一支支锋利的投枪，直插敌人的肺腑，或是着意唤起千百万同胞振作精神，为最后的胜利而英勇斗争。如果说，在抗战中，丰子恺的积极进取精神多半是出于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话，那么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作者世界观的不断进步，促使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则充满信心地寄托在人民革命运动中了。丰子恺就是这样的一位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前进的道路上，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虽然有时脚步慢了一点，但终于是赶上来了，最终汇入了革命文化大军的行列里，他与人民一起，迎来了全国解放的曙光。
五
当年惨象画中收，曾刻图章日速朽。盼到速朽人未老，欣将彩笔画新猷。天地回春万象新，百花齐放百家鸣。此花细小无姿色，也蒙东风雨露恩。
这是丰子恺在建国后为自己的画集出版而写的诗。祖国的解放，给这位艺术家带来了真正的春天。建国前，丰子恺由于不堪忍受社会的黑暗，常在自己的讽刺画上印上一个“速朽之作”的图章，以此表达自己希望这黑暗世界“速朽”的愿望。终于，这一天盼到了。他不但觉得自己未老，而且还要“欣将彩笔画新猷”。他觉得， “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从此振作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1949年后，丰子恺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并担任了许多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他老当益壮，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仍抽出时间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并且洋溢着激情。象《庐山游记》( 1956年)、《扬州梦》(1958年)、《胜读十年书》(1958年)、《饮水思源》( 1961年)等作品，饱含着作者对新社会、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祖国山河的歌赞。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丰子恺不顾“四人帮”的淫威，白天经受非人的折磨，凌晨却在昏暗的灯光下坚持着“地下活动”，竟在黑云弥漫的年代写出了“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 “显示了先生对革命文学的坚强信念，与对‘四人帮’一伙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徐开垒《丰子恺一批散文遗作发现》)。当1983年1月25日《文汇报》将此消息公布后，引起了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赞杨并深受感动。郭绍虞、柯灵、王西彦等无不认为，这样的事在新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这三十三篇散文，现已有十七篇选入丰一吟同志编选的《缘缘堂随笔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内容多属怀乡忆旧的作品，显示了作者宁愿把自己的情思带到遥远的往昔也不愿跟着“四人帮”说空话、假话的高贵品质。
丰子恺解放后的散文和他一贯的人品一样，仍然保持着真率、朴质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他以新的思想境界进行创作，其作品格调更加清新、明亮，赢得了读者的赞誉。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一位颇有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历时五十年，创作作品有增无减，实为我国现代散文史上所少见。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创作及其成就，并不是只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全面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散文与其绘画、艺术观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全面、系统地研究丰子恺的散文，确实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相信不久以后，在丰子恺散文研究的园地里，会有更多的探索者。
注释
附录一 丰子恺主要作品集
《缘缘堂随笔》,1931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版。这是丰子恺的第一个散文集,共收作者1925年——1930年的散文20篇。
《中学生小品》,1932年10月(上海)中学生书局版(注: 1933年9月,上海开华书局曾出版过《子恺小品集》,其篇目和《中学生小品》相同)。
《随笔二十篇》,1934年8月(上海)天马书店版。
《车厢社会》,1935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
《丰子恺创作选》,1936年10月(上海)仿古书店版。本集非作者本人所编。编者为陈筱梅,其中有些篇目与前几个集子有重复。
《缘缘堂再笔》,1937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版。
《子恺近作散文集》,1941年10月(成都)普益图版馆版(毛边纸印刷)。
《教师日记》,1944年6月(重庆)万光书局版。日记体散文。记作者从桂林师范到宜山浙江大学教书(1938年10月24日至1939年6月24日)期间的经历。
《率真集》,1946年10月(上海)万叶书店版。其中一部分文章属艺术理论。
《丰子恺杰作选》,1947年4月(上海)新象书店版。巴雷编选,有作者小传,撰写者未署名。
《缘缘堂随笔》,(新版,1957年1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该集由作者自选,共取1925年至1948年间的散文59篇。
《缘缘堂集外遗文》,1979年10月(香港)问学社版。明川(卢玮銮)女士编辑。共收未曾结集的散文42篇。
《丰子恺散文选集》,1981年5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缘缘堂随笔集》,1983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丰一吟编,共收作者1925年至1972年间的散文104篇内有31篇是作者于1962年自拟《新缘缘堂随笔》的篇目,还有17篇是从作者未出版发表的遗稿《缘缘堂续笔》里挑选出来的。除以上各集外,香港三边社于1983年5月出版了《丰子恺散文选》,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于1982年4月出版了《丰子恺文选》四册,由杨牧编选。在此一记,供读者参考。
附录二 丰子恺研究论文、年谱传记要目
柔石《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1卷4期。
陈子展《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1932年《青年界》2卷1号。
钦文《郁达夫丰子恺合论》,1935年5月20日《人间世》半月刊第28期。
谷崎润一郎〔日〕夏丐尊译《读〈缘缘堂随笔〉》,载《中学生》第67期。
赵景深《文人印象·丰子恺》,1946年4月北新书局。
明川《从随笔看丰子恺的儿童相》, 1974年12月5日香港《波文》。
司马长风《丰子恺的散文》,1978年4月27日香港《明报》。
司马长风《“艺术的逃难”》,1978年4月28日香港《明报》。
王西彦《赤裸裸的自己——丰子恺散文选序言》,1980年《文学评论》第6期。
丰一吟《文画相通》,1981年7月23日《文学报》。
杨牧《丰子恺的散文》,1980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
张香还《一个对孩子有赤诚之心的作家——论丰子恺和儿童文学》,1982年2月《儿童文学研究》第9辑。
王国柱《于朴实中显真情,在平易中寓深意——读丰子恺散文〈扬柳〉》,1982年4月号《东海》。
刘叶秋《好花时节不闲身——读〈丰子恺散文选集〉》,1982年4月4日香港《文汇报》。
陈星《丰子恺散文艺术的特色》,1983年3月《杭州师院学报》(社哲版)第1期。
陈星《“曲高和众”——丰子恺散文管见》,1983年10月号《西湖》。
毕宛婴《小中见大弦外余音》,1983年第5期《名作欣赏》。
叶圣陶《丰子恺文集序》,1983年《绿》万叶散文丛刊。
叶云《艺术的生命长存——〈缘缘堂随笔集〉读后》,1983年9月20日《文汇报》。
徐开垒《子恺先生和他的散文》,1983年1月26日《文汇报》。
钦文《丰子恺先生杂记》,1982年10月号《东海》。
巴金《随想录·怀念丰先生》,1981年6月11日——13日香港《大公报》。
朱光潜《缅怀丰子恺老友》,1980年1月号《艺术世界》。
王西彦《辛勤的插种者——记丰子恺先生》,1979年4月《花城》1集。
柯灵《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1938年9月25日作,见柯灵《长相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丰一吟《岁月不待人》,1979年7月8日《光明日报》。
殷琦《丰子恺散文初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
丰一吟、潘文彦、胡治均、丰陈宝、丰宛音、丰元草《丰子恺传》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此著附有潘文彦编《丰子恺年表》。
杜卫《试论丰子恺的美育思想》,《浙江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周晓杨《试论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文学评论丛刊》1984年第21辑。
高洪波《朴实而真诚的自白——漫谈丰子恺的散文》,《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2期。
陈星《丰子恺与日本文化》,《杭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陈星《“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载《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篇目索引主要收录研究丰子恺文学创作和对研究文学创作有参考价值的篇目,其它均未列入。
